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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传 作者:周汝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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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妙的是有些鬼卒脚下暗装活轮，通连着地下的“机关”，一脚踏上，那鬼卒会动起来。据说真有人活活吓死。雪芹只觑了一眼，就心惊胆战，异常地憎恶和反感。
但是当他到了正殿后的寝宫，却使他屏住了呼吸，张大了眼睛——他所见的是一百多个千姿百态的侍女塑神群！这些少女，都美丽可爱，她们各自在“做着活计”，简直就是活的人物！雪芹惊呆了，脚下不肯移动了。
中国的古老文化就是如此复杂地把好的、坏的、美的、丑的、真的、假的、善的、恶的……都缠结在一起，没有极高的智力，是难以审辨取舍的。然而，年少的雪芹却从这里汲发了他的灵源智府——他把“七十二司”和“侍女群”这两个绝不相干的、性质全然异致的意念，忽然一下子结合起来了，他产生了一个绝顶奇特的想法。
“七十二司太丑恶了！寝宫太美了！人说七十二司掌管人的亡魂；我则也可以另创一个“世界”，非阴非阳，那儿是少女们的灵魂的归处，有一个美丽智慧的仙姑在掌管她们的“命运的簿册”。
少年雪芹的这个想法，是一种对俗世迷信的嘲讽调侃，也是对妇女命运的一种最新奇最圣洁而又最沉痛的“社会主张”与“哲学思想”。
这是一种神奇的“结合”的产物。他头脑与心灵中爆出了这样一个火花，成为他写小说的构思契机，天才光焰的火种。
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一书中所描述的“太虚幻境”，其实就来源于这个东岳庙——山门外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大牌坊，殿门内两厢分列着“薄命司”、“痴情司”、“春怨司”、“秋悲司”等众多名目的“分司”——也就是分类分部管理的意思，这正是仿照东岳庙的建筑布局而得出的艺术联想与文采创造！
东岳庙里的“七十二司”、“地狱”的鬼卒和灵魂，寝宫的百十名侍女群，给了雪芹以反、正两面的启发。
他思索：绘画家有言，“画鬼易、画人难”，因为谁也没见过鬼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可以任意地去发挥；但是人则不然，画出来要像活人，而且不能雷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就悟到：塑那侍女群的艺术家，比那塑鬼魂的匠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百十个侍女，年纪相仿，身份地位相同，而能塑得那么神态各异，绝无“千人一面”之病，这本领太高超了！于是雪芹深深领悟：画人、写人、要向塑像者“学艺”，当徒弟。他家是世代出画家的门风，但从他为始，又恢复了专喜欢画人的老传统——唐代诗圣杜甫咏过的曹霸，就是画马、画人的高手。
侍女群像是雪芹熟悉的。在现实生活中满洲八旗富贵之家，都买有大量的侍婢、使女、丫环及丫头。她们个个都是可爱又可疼，可怜又可痛——贫寒被卖的，孤伶无依的，被拐骗落难的，还有大批“犯罪”官员人家的妇女“入宫”派给仇家作奴受辱的！
更令雪芹难过的是当时贵家豪族对待使女的残忍态度。用使女的眼珠做菜的，遭府主荒淫蹂躏的，至于用红热的烙铁烫胳膊等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
曹雪芹把这些和东岳庙的“少女”联在一起，心想：古往今来，可有谁把这些可怜可痛的女儿写进书里？
在少年曹雪芹的心中忽然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要写一写，不是像死板的史传那样，宣传什么烈女贞妇，而是要“传神写照”——让人看了不仅如见其形，更要如闻其声，如睹其丰神意态，而且领略她的内心世界。
这个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坚定，以至最后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但是他想，从古代以来，一篇短的，只写一个女子的故事不少，写得数量多的，要数比他早的《聊斋志异》了，可是也是以一个为主体而分散为多篇的，而且活的真人太少，却大多是狐仙魂鬼之类。他的祖父时代的文人写了一部《女仙外史》，也是女仙而非女儿。明代的《金瓶梅》，写了一个富家之内的妻、妾、婢和私通的女人，不但淫秽，而且完全不能撰写女儿的智慧才能，尤其是她们的精神心灵的深秀美洁的境界，反而只写成了一些庸俗淫妒、争风吃醋的下流女人。
雪芹想到这种情形，深深感慨。
然后他又想到了从小熟读的最出名的《三国》和《水浒》。从中他又悟到了一条重要的道理——从古以来，小说主题是什么？是人，是人物、是人材——更是人材的遭际和命运。
这个巨大的主题涵盖所有的民间文学、野史剧曲，都是表演这些可钦可慕、可歌可泣的人材的故事。
雪芹再一个思索的环节是什么呢？
那就是帝王将相、强盗英雄，这两种人是不必重复写了，惟有一种人物人材，历来无人下工夫抛心血去集中着力地表现——妇女中的人材和英秀豪杰人物。
他立志要写写她们，为她们传神写照，并且他写出来的这部书要与《水浒》相对照！
中国奇妙的汉字文学，极喜欢对仗。曹雪芹立即想到：我的这些“红粉佳人”正好与施耐庵的“绿林好汉”是一副绝妙的对子！
曹雪芹的选择要认真实行起来，却有重重难关挡在面前，阻碍他顺利地前进。
第一个难关，他得打破历来已久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俗套。这种俗套最常见的是：“淫妇型”——受《金瓶梅》的影响，而且变本加厉。
“神异型”——受《女仙外史》的影响，与“人”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
“佳人才子型”——这个俗套来历最久远，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后千百种小说剧本都被它牢笼住：总是一个绝代美人，遇见一个才子，二人“一见钟情”，缔结婚姻，又遭曲折苦难，最后才子做了高官，佳人成了太太，团圆荣耀，美满幸福。
这些已经成了模式，人物不过改换名姓，大同小异，变成一种“文学符号”，而且毫无精彩的文笔，动人的灵性。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使人倒尽了胃口。
为此曹雪芹首先要打破这些枷锁。写妇女中的英才，不能让她们神化仙化，而是要写出她们的实际外形与内心。中国古代妇女一直是封闭式生活，不许与外界交流，不许会见外姓非至亲的男子，只许在自己的秀房之内做花红，操持家务。那么曹雪芹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从最平常、最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去表现和撰写他心目中的人物，这个难关之巨大，可说是超过了其他的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期间，曹雪芹练就了一手好画，尤其擅长画人，画妇女。他画的不是传统式的高髻长袖的没有个性的“古装仕女”，而是当时现实里的美好的少女。
从八岁到十二岁这几年，雪芹的家境日益好转了，中国的古话说得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家的遭遇不幸是严峻的，但历史的条件仍然足以使年少的雪芹逐步恢复了“公子哥儿”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在《红楼梦》的卷头，留有他的一段自叙：“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辈，背父史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这是他在三十岁时回顾他幼少时期的一次自白，话是十分简约，内容却是十分丰富复杂的，可惜现代人已经无从知道其经过详情了。然而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他与父兄师友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说明他确实度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少年生活。
清代八旗人的奢侈享乐风气是一般的汉民富人所不能比拟的。旗人的初期，入关以后渐渐受了明代汉人的熏染，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艰苦朴素的品质，而流向奢侈玩乐。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其享有特权，发财致富，追求享受是必然的。早期的皇帝常常以此为忧，时时加以告戒，但无济于事。再加上经过了康熙六十年的盛世，八旗人口迅速增长，财力日富，这些人不必也不许经商做工，就可以有官定的收入，因此大多数都是游手好闲，一味寻乐戏耍。所谓“纨绔”，就是对这类子弟的一种雅称。
至于曹雪芹自白中的“潦倒”一词，对其来讲，就是不务正业，不守礼法，任性纵情，放浪行骸的意思。正因为如此，这种人大抵到了最后总是流于贫困，无职无业，于是“潦倒”又有贫窘无路的引伸意义。
这也正是曹雪芹日后的形景。此为后话。
就在曹家的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清代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发生了：雍正死了，宝亲王弘历继位了！
这个大变故，给清代历史带来了起死回生的福音，也给曹家带来了狂喜，正是一种不敢明白表现而又发自内心的“喜心翻倒”。
雍正死后的当年九月初三，弘历继位，下诏第二年“改元”，朝号为乾隆。
从九月到十二月，一连串的大赦的恩旨下来了。
于是曹家早先的亏空罪，按照明文条例，也就一概免掉了。
新皇帝特别提出一条对谕，要人们“合合睦睦”。
这一条正是针对雍正一生杀害骨肉的罪状而提出的。
雍正在位的时候，已经使社会风气、人际关系、伦理道德，都大大地反常了，所以弘历一继位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于此，康熙老皇帝特别强调的讲解四书之一的《大学》的开头几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换言之，康熙帝以为中国的古训最高的善与德，就是亲亲睦睦。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变相地表现了这个意思，说天下的书，只有这句话是真理，别的书都可以付之一炬。
这种道德，一直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感情。因而，他把小说的主体精神放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上。
从雍正暴亡的当年到第二年是十二三岁的曹雪芹一生中最快活、最难忘的时光。
既然普天下的“气候”改变了，好像春天也来得早了，寒风也不像以前那么令人觉得刺骨了。人间开始有了温馨的气息。
先是大表兄平郡王福彭高高地当上了协办总理事务的大臣，俨然已是副宰相的身份了。小雪芹曾随着家里人到西城石附马大街的非常热闹的王府里去贺喜。
接着，第二年的三月里，福彭又做了正白旗满洲都统，这可是曹家所在之旗的最高长官。
接着，又因为福彭实心任事，在王爵上“纪录三级”。
至于雪芹的另外一个亲戚——祖姑丈傅鼐呢，也做了兵部、刑部两重兼职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也是军政大事的掌权的一品大臣。
“同难同荣”、“六亲同运”，于是雪芹真正又成了世家公子。他的“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也正是这时候经历过来的。
这时候，他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出门到各处去自由地游观赏玩了。
从他家出门往南，走得远些，景色渐渐变得人烟不十分稠密，显得有些荒寂的意味。东南面，有一座古庙，俗称卧佛寺，殿内一尊极大的木雕如来佛，闭目枕肱，平躺着，头是朝西的。身上披着绣衣袈裟，工艺精美动人。佛的四周，站立着十八位大弟子的塑像，都面带悲伤之状——原来这是如来佛（释加牟尼）卧病，将要“涅磐”，于是众弟子纷纷悲悼的情景。
这使少年雪芹产生了新的感触！原来佛也不是永生的，也要离去。便觉心情异常沉痛。
特别是再游时，发现这一带冷落的旧寺中，多有寄存的棺材，放在偏僻的空房中，问仆人时，方知这些都是外地贫困之士，死在京都，家中无力归葬故里，只好存放庙中，那种情景十分凄凉可惨。
又见有一所育婴堂，也在左近，还是康熙年间建立的，专门收容弃婴和无家可归的孤苦伶仃的幼儿。
雪芹听说他自己堂兄家就有来自育婴堂的少妇。
这些慢慢地联在一起，印入少年雪芹的心间，他开始思索人生的各种不幸和苦难了，好像有一种愿望：寻找一条什么道理来解释这样的人生现象。
再走，还有相邻的两处古迹名胜：夕照寺与万柳园。夕照寺也存有许多“棺材”。万柳园则是早年相国冯溥的园子，雪芹听说他爷爷少年时结交的许多名士诗家，曾到此园聚会，如今的园子十分荒凉了，再也没有那样的名流前来游赏吟咏了。
雪芹从小爱诗，作诗的天赋极高，他的师傅们都夸他有诗才。他这时更喜欢作诗了，当他游到这一带地方，特别引起他的诗兴，觉得有“诗”在胸中激荡，而欲提笔一写。
也就是在这期间，小雪芹终于可以到城内去看看了。
一进了崇文门，顿时使雪芹精神耸动，眼界大开，与以往所见一切景象都不同了！真个是人烟阜盛，市井繁华——原来他一进内城看的第一个名胜就是东单牌楼，号称为内东城的第一处名地。牌楼是中国特有的建筑式样，高高搭起，三洞四柱，上有小雕饰，当中悬有匾额题字，金额彩画，十分美观。从东单往左右看，是一条极为宽阔的街，笔直的，一眼看不到边。
往西看，是一座高大巍峨的琉璃瓦装修的三洞大门楼，叫做“三座门”。这条大街上也有巨大的牌坊。一切规模制度，色彩仪型，都高华壮丽，与外城大大不同了，这才叫真看见了“皇都”的气势。
那条大街叫做“长安街”，原来元代土筑都城的南面城墙的基址，明代改建砖城时，把南墙向南推广了开去，这基址就成了著名的大街道。循此街一直往西，可到天安门的外旁——皇宫的一层正门附近。雪芹和老仆不往那走，转而向东。走了一小段路，到了一路口。来到了“方巾巷”胡同。
“怎么是方巾巷呢？”雪芹不解地问。
“早年间，大明朝吧，念书人都戴一顶方巾做帽子，远远一看就认出是读书的，受人尊敬。”老仆回答。
“噢，独这儿卖方巾啦？”
“对，反正这儿的方巾最有名。卖方巾的聚在这儿。”
“为什么呢？”
“为什么？前面就是贡院哪！”
“贡院又是怎么回事？”
“贡院是赶考的地方。顺天文化教育考举人，天下各省来的举人考进士，都在这个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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