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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契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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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这里称卢梭为一个“古典契约论者”，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解释（事实并不是这样）。
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在婚姻权和天赋自由平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理论策略存在着一些令人费解之处、不合常规之处和矛盾之处，对此我将在以下几章讨论。
也许最明显的令人费解之处就是有关婚姻权或性权的地位的问题；为什么自霍布斯以来极少有人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权力的实例？在公民社会里，一切绝对权力都是非法的（不文明的），因此，丈夫对妻子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他的权力是非政治性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公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只有国家行政被认为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实例。
其他“私人”社会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家庭领域，附属关系都是通过契约而形成的，公民附属关系被公认为是非政治性的。
有关婚姻权的起源还存在着其他问题。
古典契约论者的自然状态观试图把妇女排除在原始契约之外。
但是，婚姻契约怎么办？如果妇女已经被男人所征服，或者说，她们天生就不具备“个体”能力，那么她们也就不具备缔结契约所必须的地位和能力。
然而，社会契约论者还是坚持认为妇女能够并且必须缔结一个契约，这就是婚姻契约。
契约论者同时既否认又假定妇女能够制订契约。
例如，洛克不能解释，如果妇女被公认为是男人的天生附属品，那么为什么婚姻契约还是必要的。
一个男人及其自然附属品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结成一个联盟，但是洛克却舍弃其他而坚持它是通过契约形成的，但契约是两个平等者之间的一种协定。
即使婚姻契约已经签订，这些令人费解之处也不能烟消云散。
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大都认为婚姻是延续到公民社会的一种自然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在自然状态下还存在着其他契约关系。
婚姻的奇怪之处是即使在公民社会里它仍然保留了一种自然地位。
原始契约一旦缔结，公民社会一旦产生，自然状态就留在过去，契约所确立的应该不是自然关系，而是公民关系。
但是婚姻毕竟不同于其他契约关系，因为缔结契约的不是两个“个体”，而是一个“个体”和一个附属品。
并且，一旦自然状态成为过去，“公民”社会的意义也就不能单独确定，还要参照“私人”领域，而婚姻又是私人领域的核心关系。
为了更好地在后面解释我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这里还需要对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契约”观念；第二，契约奴隶制或公民奴隶制。
第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把契约视为自由协定的典范。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从“个体”着手，在霍布斯的理论以及当代契约论中它被视为是天生自在完满的。
这也就是说，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界限分明，一个个体被刻画为与其他个体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个体的能力和属性与任何其他个体以及社会关系都毫不相干，他们都是孤立的。
契约论中的个体必然都是其本人及其属性的所有者，或者，用马克弗森（CB Macpherson）的名言来说，他是一个所有格个体。
个体拥有他的身体和能力，就像拥有一件件财产，就像拥有他自己的物质财产。
从这一角度来看，每一个个体都只能而且必须从如何最好保护其财产的主观评价的角度，或者用通常所说的话说，从他的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和其他个体。
在洛克对自然状态所作的并不彻底的个体主义描绘中，完全孤立的个体消失了，但是这个关键的假设还依然存在。
洛克写道：“每一个人都拥有对其本身的所有权。
这是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权力。
“洛克：《政府论》，第2章，第27节。
个体的任务就是保护他自己的财产权不被侵犯。
个体的自我保护是自然状态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方式就是契约。
更明确地说，因为这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它成为一个社会秩序问题（或者，用流行的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协调问题），解决方式就是原始契约。
但是，为什么是契约？如果一个个体拥有其能力，那么他与这种亲密财产的关系就像他与其他财产的关系一样是外在的。
这个个体要想成为他本身这种财产的所有者，他就必须占有他本身，让他的意志体现在他本身及其能力之中，使它们成为“他的”。
同样，如果这个个体与任何他人都没有任何自然关系，那么一切关系都一定是约定俗成的，是个体自身的创造；个体必须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得以产生。
当且仅当他们能够创造一种关系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保护的一个必然条件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承认他人就像自己一样都是财产所有者。
没有这种认识，他人对于个体来说就不是财产所有者，而仅仅只是（可能的）财产，这样平等关系就消失了。
财产所有者的相互承认是通过契约而实现的：“契约以立约双方彼此意识到对方是其本
身和财产的所有者为前提条件“——这是黑格尔的话，他是契约论最伟大的批判者，他揭示了契约的前提条件。
黑格尔，克洛克斯译：《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第71节。
如果一个个体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那么他就只有在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他人的财产。
只有在一个个体的保护权没有受到侵犯，并对他有利时，他才会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财产，或者把它出租，或者把它卖掉。
如果对两个个体来说这都是事实，那么他们就可以彼此立约。
立约双方都有着共同的基础，作为财产所有者，他们或者具有共同的目的，或者具有共同的意愿，或者使用彼此的财产对双方都有利可图。
康德认为只有当这种共同意愿被视为契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且双方都能超越自利个体的出发点时，契约才能得以实现。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拿良好的信誉做交易并意识到必须遵守契约。
除非双方同时公布自己的协定，否则契约就会出现问题。
康德认为，在经验中，他们的公布一定会出现在不同的时刻；即使实际上两个公布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非常之小，但也一定是一个在另一个之后：如果我已经做出承诺，而另一个人仅仅表示愿意接受，那么无论实际接受之前的间隔如何短暂，我都可以收回我的承诺，因为我仍然是完全自由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接受者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可能公布一个相反的内容而到接受的时刻来到之前宣布不接受这个条约。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能把这两个公布理解为两个相继的（说话）行为，而应该理解为“从一开始就有效的合同行为，是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意愿”。
康德，赫斯蒂译：《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w），第1编，第2部分，第19节，第102～103页。
这种解决方式对契约论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个个体必然只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行动，那么一个共同意愿所必需的“理性理念”就不可能产生。
契约论（就像霍布斯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契约上存在着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备受许多当代哲学家的关注。
在一个契约世界里，惟一可能达成的契约就是同时交换。
如果在契约的履行上有任何延误，那么这个契约就极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实行，如果一个个体首先履约，那么对于另一个个体来说不守约往往有利。
社会契约和公民法律通过确保个体相互信任而为契约提供保障。
但这种保障在一个契约论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时代是不可能完备的，当代所关注的那些问题，如合作、“不首先履约”、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等等，是对此的最好写照。
个体通过相互使用或交换自己的财产而承认对方是财产所有者。
交换是契约的核心，正如霍布斯所说，“一切契约都是对权力的相互解释或交换。
“霍布斯：《利维坦》，第14章，第123页。
每一个个体通过交换都有所收获——除非事实如此，否则他们都不会割让自己的财产——因此交换是平等的。
如果两个个体缔结了一个契约，那么契约已经缔结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交换必须是平等的。
对于这个观点，社会主义者在对就业契约的批判中，女性主义者在对婚姻契约的批判中都进行过抨击。
他们批判指出，如果一方处于劣势地位（工人或女人），那么他或她除了同意优势方所提出的不利条件外别无选择。
然而，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者，他们对就业契约和婚姻契约中双方的不平等地位的批判都理所当然地承认了交换的特点。
我所感兴趣的是：“交换”由什么构成，到底交换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交换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任何种类的财产都能交换，但是，在古典社会契约论中占有显赫地位的契约并不仅仅只涉及物质财富，它还涉及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所有权——人身所有权，包括用服从换取保护。
比如说，在自然状态下，两个个体就森林的所有权讨价还价，一个人用他所采集的栗子与另一个人交换一些他所杀死的兔子的肉，这种故事所描绘的图景与我们所说的交换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在人身权的背景下谈论“交换”可能会使人发生误解。
契约论主要所关注的并不是交换，而是一种由附属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确立形式。
无疑，这其中包括交换，但在此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交换”——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两种交换。
第一，有一种交换能够构成契约和一种社会关系。
除非某种表示承诺愿望的符号被视为所有权，否则，这种交换就不是所有权的交换。
契约的缔结以及关系的产生借助的是语言的交换，也就是说一种语言行为的完成（或者，其他符号的交换，如手势）。
话一出口，契约就生效了，个体就与他人处于一种全新的关系之中。
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自然的男性个体摇身一变而成为公民个体（市民）；通过就业契约，男人变为雇主和工人；在婚姻契约中，一旦说过“我愿意”，女人就变为妻子，男人就变为丈夫。
（应该注意到，与康德的说法不同，在自然状态下，这句话可以同时说出，这样，缔约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履行契约。
）第二种交换与第一种交换有天壤之别。
一种新关系通过双方的一种永恒交换，即用服从换取保护（我以后将主要讨论保护）而得以在时间中形成。
这种交换的特殊性就在于：契约中提供保护的一方有权决定另一方如何履行他们那一方的交换。
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对处于附属地位的人身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利用方式（一种非常奇特的交换），在以下几章中，我将对此加以探讨。
在此，我们先考虑一下就业契约以对这一点作一个初步的描绘。
契约、个体和奴隶制。2
我在以前就曾经意识到契约论的社会生活观意味着契约可以“永远循环下去”。
社会生活只不过是个体之间的契约，经济生活也应该是与此相适应而形成的。
契约主义者把就业契约视为契约的典范，这一事实表明经济制度是他们的理想的一个例证。
然而，科斯（Coarse）的新古典主义分析却表明，在一个公司里，一个工人从一个部门调入另一个部门，这并不是因为他曾经自由地与雇主协商，缔结了一个新的契约；他之所以能够调动是“因为他被迫如此去做”。
一个公司并不是一个凭借一系列断断续续而缔结的具有连续性的契约而形成的微型契约主义的社会；科斯写道：“在这个系列里，一个契约取代另一个契约。
“雇主与每一个工人都只缔结一次契约。
在就业契约里，工人“为了某种报酬（这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的）而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管理。
这种契约的本质就在于它应当只对企业家的权力做出限制“。
科斯：《公司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载于1937年的《经济学》（Economics），第4期，第387页和第391页。
在一个由跨国公司所组成的世界里，谈论与企业家的契约只涉及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组织的一小部分。
然而，契约理论所最为关注的都是一些政治虚构。
我不可能在这本书中讨论跨国公司：我仅仅想指出一个与“永远循环下去的契约”这种契约论理想不相符合的现实，在1982年，埃克森公司的销售收入达到97172000000美元（极少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如此规模）；这个数据来自克德隆和色格尔的《世界新面貌》（the New State of the World Atlas），第30部分。
科斯注意到如果没有限制，这种契约就会成为一个自愿奴隶制契约。
科斯还着重指出，雇主立约使用工人服务的期限越长，下列情况就越为理想，即契约对雇主能够要求工人做什么不作明确规定；雇主有权在工作中对工人进行管理，在科斯看来，这就是就业契约的本质。
契约确立了一种附属关系。
在婚姻契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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