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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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午餐行（5）


　　我将20英镑搁在浅碟子上，再由前倨后恭的侍者收走。现在，我口袋里扣掉巴士车资，就只能在火车上买一罐双钻啤酒。晚餐已经泡汤了，瓢虫书也一样。
　　维迪亚说：“我们可以走了吧？”
　　我们经过伯克莱广场，步行到皮卡迪利，继续谈着写作与出书。我充耳不闻，更无心了解。我感觉软弱匮乏，近乎虚脱脆弱，每当我跟人家打赌输了，或是意外发现账户透支时，就会产生这种相似的感受。这次则是因为，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一顿午餐上面。维迪亚则愉快活跃，个中缘故正好跟我相反：我破产了，他却捞饱了。此刻，他名副其实地精力充沛，充电饱满，好像，我开销这样一笔费用，看他这般开朗，听他喋喋不休，还是划得来的。
　　他说：“千万不要为你的书担心。”现在，他碎嘴长舌，还语多激励。“书没写完之前，你怎样也猜不到这部作品是在讲些什么。”
　　他精神抖擞，不过，这也是他一贯的教谕方式，我在非洲的时候，也因此获益良多。他刚刚才吃香喝辣，干尽大半瓶勃艮第白酒，却不费他分文半子。他敞开话匣子，因为这是他表达感激的方式。
　　“你每天写作，每天都会有所突破。一路下来，你就会有一连串的新发现。你一写完，整本书的走向连你自己都吓一跳──你说不定还得回头修理开始的部分，因为，你已经发现自己究竟表现什么主题了。”
　　他在杜克街上，佛克南与梅森百货公司附近，突然转身，要我沿着下坡走到半途，一家艺术经纪店铺橱窗里挂着两帧印度版画。
　　“我希望你有空再来这里，看看这些画作。你有钱的时候，也不妨买下来收藏。这是丹聂尔，以铜板蚀镂法画的印度。这两幅画有多可人哪。”
　　可是，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我益发感觉虚弱、疲软、无助，甚至还有些耳背，痛失二十英镑，就像经历过一次截肢手术。
　　“维迪亚，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到伦敦图书馆一趟。就在圣詹姆士广场角落。”
　　“我是说，将来有什么打算？”
　　“千里达，”他说，“回去当当女王蜂。再去南美洲、阿根廷。”
　　他突然闷闷不乐，看起来举棋不定，眺望前尘，雾中寻觅不着线索。
　　“我什么都不想再写了。我觉得，我想说的，都已经写出来了。”
　　我们并肩站在杜克街狭窄的人行道上，出租车喧嚣驶来。街道一端佳士得刚刚结束一场拍卖，维迪亚说。人潮蜂拥而出，骚动纷扰，犹如戏院观众散场，突发群聚的乌合之众，各个衣装相仿。
　　维迪亚说：“我可能再也没有话说了。”
　　他凝视着那对铜板蚀镂版画。一幅画面上描绘着英国国旗飘扬在印度大陆上：印度人、英国人与马匹围绕着一栋气派非凡的建筑物，像是一座大帐篷。《赛马场会场，马德里附近》。
　　“是的，我可能再也没有话说了。”
　　我说：“我会待在多赛特的。”我双手攒拳塞在我空空如也的口袋里面。
　　“你不会有问题的，保罗。”
　　“我要是不会再见到你的话……”
　　我伸出手来，不过，维迪亚一心还沉溺在无话可说的可能当中。反正，他鲜少握手，即使他跟人握手，他握起来还是疲弱不振，不情不愿，似乎担忧着被人玷污一样。
　　他说：“我要往这边走。”
　　“我会搭出租车去《泰晤士报》。”
　　那就是我在吹牛了──我压根儿没那个钱。我搭巴士到布雷克法莱尔，交书评的稿子，然后，再从布雷克法莱尔沿着泰晤士河走到滑铁卢车站，好省下一段巴士车资。没钱在外晚餐，我只有搭早一班的列车回到多赛特，好赶上家里晚餐开饭的时间。我还是不懂，我怎么花这么多钱在一顿午餐上面。我不愿意想到这样的事情，想了就讨厌。单单那一餐午膳，就费去我将近一个月的房租。
　　回到铁工厂，以及我咋唬嘈杂的可爱家人身边，回到我的楼上书房，回到我的小说当中。维迪亚说得没错。我渴盼着结束这本小说，好发现究竟这本书的主题何在。
　　可是，当天晚上，虽然没有新的瓢虫书，我躺在两个孩子中间，从他们旧的童话书里面挑一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这是汉斯·克里斯丁·安徒生写的故事。屋外，海风从路的尽端吹来，刮过我们家黑橡树光秃秃的树枝。
　　两个孩子依偎在我的身旁，我读着：“‘你不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你的毛病。你应该要出门旅行去。’于是，他们就出门旅行去了，影子像主人，主人跟影子一样，总是如影随形，从不分离。”


进退两难（1）


　　维迪亚曾说，是他发掘了我，我的自负却要说，我也发现了他。两种话说来都对。友情交谊经常都带着互利救济的意味。去年在新加坡的时候，因为美国人对他还一无所知，我就写了一本书介绍他的作品。当时，美国没有出版公司要出他的书；他的美国版早已绝版停印；也从来没出过平装本。我感谢他在写作上给我的帮助，不过，我同样也认为自己帮得上他的忙。同时，我在美国出书的时候，也可以吸引读者同时注意到我们两个。因此《V。　S。　奈波尔：作品初介》是一部出于爱心的作品，受到友情的推动，可是，就跟许多礼物一样，这本书同时也带有自利色彩。
　　维迪亚的出版公司接受了这本书。版税前金微薄，少得出奇，这么说吧──康诺特四顿午餐差可比拟。我一心期盼，我的小说《圣徒杰克》可以让我纾困，恢复偿债能力。
　　维迪亚从千里达写信给我，寄到铁工厂，他在信中表示欣见这本有关他的书即将出版。即使前金薄简，他说，他的出版公司一定会力挺这本书的。假如书卖得好，我就会获利；倘若这是一本好书，就会带动许多事情发生。有价值的书一定能够在市场上自力发迹，天赋卓越的作者绝对功不唐捐，一定会收到报酬的。再说，有时候，奇迹也会出现。
　　我曾经跟他抱怨，自己工作太过，右手写小说，左手还要撰书评。他说，他了解我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说：“你应该在英国报纸上多多露脸，扩充名声的基础。”一如往常地实际可行的建言，“不过，他们付的稿酬实在低得吓人。”
　　一讲到自由投稿作家之汲汲营营，艰苦自持，维迪亚的话确实是发自肺腑之言。他也走过同样的路。十二年前，他也像个文丐一般，任人差遣笔耕不歇：狭窄的租赁居舍、捉襟见肘、每周书评、代写文案与演讲。我从自己编纂的参考书目中，就可以看出，他在写作《毕斯瓦先生的房子》一书时，还评阅过多少书籍。假如，他可以一面写书评，一面创作出一部经典作品，有为亦若是，我当然也可以追随他的前例。他对于这样的包袱很敏感，这也是独立作家的一部分。驻任作家从来无须担忧面对，按月受薪的杂志员工，以及签有肥厚合约的写手，都可以抛诸脑后。不过，对于自由投稿作家来说，这可是无时无之的困境，因为自由作家不愿意拒绝任何稿约，担心往后就无人邀稿了。同时，自由作家也深谙所谓“笔耕”的真意，就是“拖犁老马”。
　　维迪亚的写作生涯也刚好浮现相同的问题。他应《纽约时报书评》之约，想去南美洲一趟。偏偏润笔低微。他想要写阿根廷──《书评》也同意，只要他想写，来稿照刊──然而，他还是觉得利润不足，划不来。因此，他宁可待在千里达，寄住在妹妹家中，当个女王蜂，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封信尾，还附着他拉杂写来的医疗报告。他只要是碰到金钱与健康的主题，总是不殚细琐地深入枝节，娓娓道来。他详细剖析失眠症状，而他在股票市场的斩获，又是另一类高烧起伏的病历表。写作让他精疲力竭。每次他完成一部作品，就几近崩溃。他说，从1965到1971年间，他日日写作，而今，他感觉自己已经给《模仿人》、《失落的黄金国》与《自由国家》等三本书给榨干，还不提同时间写的那些采访报道──通通凑起来，篇幅也不少于一本书了。他如此简略概括地，综合报道历年来之案牍劳形，正是我所需要的激励与灵感。虽然说，他所描述的后果也令我提高警觉：极端迟钝、疲惫，一到公共场所就觉得晕眩欲坠、神经衰弱等等──“心灵，而非肉体，竭力吁求休息，还要再休息。”
　　就在这样耗尽心力的状态下，他停笔了，而我也一直记得他说过的话，“我可能再也没有话说了”。我还是持续写信到千里达给他。我现在时间比较充裕了。我已经写完了《圣徒杰克》，并且将稿子卖给伦敦的“包德利黑德”出版公司。我的英国版版税前金为250英镑，一半从签名书销售回馈，一半是出版预付。我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在这本小说上，却只拿到125英镑，再扣掉经纪人抽取的百分比──可以在康诺特吃上五顿午餐。我的编辑说：“我们原本期望可以多给一些的。”我心里也是这么想啊。
　　这些微不足道、琐碎无当的数目──不过，当时，这些数字对我却很重要，我的生计全靠这点小钱哪。
　　我太太说：“你还说你不想让我在外头找工作？”不过她也没对我反唇相讥；她温柔敦厚。再说，这可是桩敏感话题。
　　她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找了份工作，我们也举家迁居伦敦，在英格兰典型的湿冷暮春中，告别多赛特，燠热夏日就在眼前。我们割舍了穷乡僻壤，其实，我觉得自己还差可忍受，因其率直无讳的缘故，同时，也因为我们空间宽阔而备感尊重──整栋房子任凭坐卧，绿树屋边合，草原郭外斜──现在，一家四口投入阴沉的市郊深处，挤进一幢小公寓。公寓污秽不适，狭窄、肮脏、简陋、嘈杂不宁。房舍泛发异味，兼以寒冻阴冷。寒酸抱怨的邻居，大车轰然驶过主要干道──小公寓在提醒着我的失败。
　　我想要再提笔着手下一本小说。我胸有成竹，心里有个写书的好题目，蓝本是我在加洛普营酒馆里，从一个老头儿那里听来的鬼故事。多赛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当地奇特的地理景观。我想要写下来，这里比起所有我所知道的非洲地方，都要黑暗与离奇。除了鬼故事以外，我的点子落在一个英国人类学家身上，他从非洲载誉归国，退休后回到闹鬼的家乡定居。


进退两难（2）


　　可是，我在伦敦无处安身写作。我们在一间噪音盈耳、隔成多间的雅房里，租住两个房间。我试着在卧室桌上写作，偏偏苦于所有暧昧含糊的回忆与联想：卧室应该充溢着夜梦、酣眠与性爱，而这个卧室里还浮泛着前任房客的残余气息。正如出租卧房经常五味杂陈一样，这个房间还闻得到前人的体臭。
　　公寓蹲在一楼地上，每当我背对着房间，坐定写作，隔着杂草丛生的前院，就可以看到面向着伊林区的戈登路，天空灰霾阴沉。我的两个孩子就待在另外一间房间里，瞪着我们租来的电视。我无法工作。我感觉倦怠。我跟维迪亚抱怨这般欲振无力的慵懒。他的反应既友善，又富于智能。
　　他回信写道：“自由作家生活的基调就是自由。”接着，他说，怠惰不过是自由的另外一层面相，我应该坦然接受。他也说，每个自由作家都该具备基本的信心，即使偶有挫败，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最后，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不过，那当然还是个问题，“你的朋友不能给你这样的信心，你只能向着自己的内心深处，极力搜寻。”
　　他接着对我太太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世界报道的工作深表赞同，他自己也随时收听他们的广播服务。这是他从千里达寄来的第二封信，信中语气之委婉，近年少见。阿根廷之旅似乎让他精神重新振作──他终究还是接了这趟采访工作。他两天前刚刚回到西班牙港，而他马上就开始计划盘算了。他会先写该交的稿子，一篇侧写乔治·路易斯·波赫士，另外一篇就专写阿根廷，行文中将特别突显艾薇塔与裴龙主义。文章完成之后，他就得决定该去巴西（稿酬400英镑），还是新西兰（500英镑），或是干脆直接回家，回到平房去。他最近才回绝掉加拿大与尼日利亚的采访邀稿。
　　乖张异常的是，这般络绎不绝的稿约，反而令他反感排斥。如此友谊的关照以及许许多多约稿，反叫他对未来抱着悲观心境，将来就再也没有人肯费心关照他，也没人再肯邀他写稿了。外界对他的接受，只会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日渐肤浅、皮毛、无聊。他既然这样闹情绪，当然就会把好意视为诅咒，赞美当作诋毁，要对他发动戕害。
　　维迪亚打算编纂一本杂文合集，书名就叫　《过度拥挤的临时禁闭营与其他文选》，他想收进三篇先前他关于印度的采访，却遭到帕特的反对。她说，没有人会对这三篇文章有兴趣的。书评家也会借题发挥来抨击他，人家会抓住书中单调的印度主题不放，印度的选举、印度的匮乏等等。帕特说得没错，维迪亚始终执迷于印度这个主题，不过，写作本身就是执迷与非理性的行为。由是，他固执己见。他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不会有事的。他时常就这么说。
　　那就是他最强韧的力量，他不屈不挠地笃信，写作是公平的──不论短期间如何起伏，好书不会埋没的，好书终究会获得肯定与认同；烂书迟早会沦为垃圾。只有盖棺论定，千古评价才作数。写作之中自有公道。你要是败了，就是你活该。你得接受自己的失败。
　　他的信念可以当矛，也可以做盾，可攻可守，而他再三重复，这个信念也逐渐在我脑海中扎根发芽，令我坚强。现在就要论定我们的作品能不能受到世人肯定与酬报，为时尚早。外围征兆犹然暧昧不明。他借居在他妹妹家中一个房间，千里达西班牙港，瓦萨因公园，林地路三号；而我跟我的一家四口，蜗居在西伦敦伊林区，戈登路80号，面对面的两个狭窄房间里，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大鸣大放，楼上还有小童号哭。我自己对于写作的信心，确实能帮助我渡过难关，同样有所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