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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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听听。”
　　“一段长途火车旅行。”
　　我接着解释道，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读了马克·吐温的《绕着赤道跑》，那是一本已经绝版，名不见经传的旅游书，可是，书中错误的地理推断，以及旅途上偶发的小事故，却可爱得很。我喜欢马克·吐温快活的玩笑，还有长途旅行。这本书除了他的旅行以外，就没别的了。对话占去了大半篇幅。吐温没打算装出见识广博的样子，他对行旅间经过的国家──澳大利亚、印度与南非等等，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往往一知半解。
　　“我已经先查过地图了，”我说。“我可以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先到巴黎，到伊斯坦布尔──再到阿富汗边境。接着就到开伯尔隘口了，再搭火车贯穿印度。缅甸也有铁路，泰国也一样。我可以再搭火车遍行日本，最后搭跨西伯利亚火车回来，再将这段旅程写成一本书。”
　　维迪亚说：“那倒是个不错的点子。”他认真地专注思索着，想要找出漏洞或是任何可疑之处。这个主意实在太过单纯，单纯到找不出缺点。从伦敦搭火车到日本再回来：怪的是，过去怎么就从来没人尝试过。
　　“我打算9月动身，”我说。“我预计10月可以到达印度。那个时候，印度的气候怎么样？”
　　“嗯，不错。”
　　他看来心不在焉；他还在想着我的书，我的旅行。他看到了些我没看到的事情──我可以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知道这是个绝妙的点子，可是，除了点子之外，他还看到更多。他已经预见一本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著作了。
　　“你觉得，我到了印度该去拜访些什么人呢？”
　　他思索片刻。他皱起眉头。
　　“你自己会找得到门路的。”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多年以降，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他不情愿给我帮忙。不过几分钟以前，他自己还在讲“朋友是干什么用的”。
　　“你在印度有没有什么人可以介绍我认识呢？”
　　近年来，他去了印度六七趟，还在当地待上一年。他写了多少次印度。印度一直是他着迷不放的主题。他对印度了如指掌。
　　“我不知道。你到德里的时候，或许可以去看看嘉柏瓦拉太太吧。”
　　一边听他讲话，如此勉为其难地吐出那个名字，我心里暗暗起誓，我绝对不去拜访这位茹丝·普拉瓦·嘉柏瓦拉。
　　他说：“你不会有问题的。”只是，这一次，他话中有话，语调略带自怨自艾，几近憎恨，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感测到这层情绪。仿佛在怨叹我即将背离舍弃他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火车旅行的主意，可是我在百无聊赖，绝望无助之中想出来了，我想要赶紧找本书写，好跟出版社讨一点钱，如此迫切需要有如燃眉之急。
　　账单送到我们桌上。我掏钱买单，我还付了小费。维迪亚视若无睹。即使账单折成最精美的日本纸艺作品，盛在最昂贵的精致瓷器上送到他面前，他还是不会看见。这是他的生存之道，账单来去，绝对不落他法眼。偏偏，他还是一脸嫌恶。
　　维迪亚语音不悦地说：“这家饭店以前还挺隆重的。”或许，他的不悦导因于我刚刚泄露的写书想法，“以前，在这里喝下午茶还算一桩特别雅事。本人一度还相当倾倒。”他做个鬼脸，“再也不了。”
　　我启程旅行。1973年9月19日，我从伦敦出发，搭火车到巴黎。我换车再搭到伊斯坦布尔，再换车，取道安卡拉，前往德黑兰，再到宗教狂热分子的圣城麦什德。再继续挺进，穿过阿富汗（搭巴士，而非火车），下行到开伯尔隘口，上行到西姆拉，再搭火车下行到马拉德斯，渡轮过海直抵斯里兰卡。前进到缅甸、泰国与新加坡，沿着越南（轰炸惨重，硝烟犹存）海岸行进，上下日本，乘浮桴于海，抵达纳霍德卡，最后搭上跨西伯利亚火车回家。旅程全程，我都提心吊胆的。担忧自己会遭遇不测，一路上，我有闻必录；我嘲笑自己困窘的处境，叙述笔锋也渗进一丝高烧呓语般的幽默。次年1月，我回到伦敦，还是深感愁云惨雾。我错过了圣诞节。每个人都对我吼道：“你上哪儿去了？”我翻开我的笔记本，写了那本书，将一段段的火车旅途串联成一整段叙述。书名取自坎普尔的一条路名：火车市集。
　　有时候，奇迹也会降临在作者身上，维迪亚曾经这么说过。《火车大市集》就是个小规模的奇迹。我原先毫无预期。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黑屋》出版上市了──书评颇表敬意──在我完成这本旅行书之后，我又开始写起下一本小说《家族兵工厂》。《火车大市集》在出版面市之前，就已经三刷了，以敷书店通路所需。正式面市之后，旋即成为畅销书。那是我的第十本书。至此，我也认识维迪亚十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出版印行了一百万字。
　　“（写作是个）艰苦卓绝的行当，”维迪亚说，“不过，也有回馈报酬的时候。”
　　所有的意外收获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并没有因为这本书而致富，不过，却足以维生。我偿清前债。仓廪余粮够我撑到下一本书。我终于咸鱼翻身。我再也不必为钱烦恼──免于为钱烦恼的自由，就是我最大的财富。不再苦苦挣扎。我自由了。我三十二岁。
　　而且，至少我了解了，当他写到：“我从来无须受雇工作；我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立下誓言，绝不工作，绝不以这种方式跟他人发生牵扯关联。如此，我获得免于人际揪扰的自由，免于瓜葛枝节，免于树敌，免于竞争。我没有敌人，没有对头，没有主子；我谁也不怕。”这段话的真义究竟为何了。


活在兄长的阴影下（1）


　　兄弟是彼此的翻版，这寥寥数字却隐含了一层暗示，“兄弟”、“彼此”，另外一个兄弟。每次见到西华总像是迂回地遇见维迪亚，好像我在不经意之间撞见某个相貌相似，却不尽然一致的孪生兄弟；像是篇潦草涂鸦的草稿，而非精修细琢的完稿定本。
　　手足之间，就是那样。哥哥的聪明才智可以是弟弟的丧心病狂，老大是原创十足的雕塑家，老二就双手灵巧，老三呆头呆脑，丢三落四，老四说不定就是个残忍野蛮的罪犯，甚至还是个狂暴的毁灭者。一家子里头，一个人有成就，附带三四个瑕疵的不良原型。你在胖弟身上看到瘦哥的身影，骗子身上看到艺术家的痕迹。这般广泛的变异究竟根源何处，同枝蓓蕾，开花却姿彩殊异？没有人了解他们的过去；而一门兄弟率皆憎怨这些音容笑貌上趋同演进的模糊，因为，诸如此类的肖似之处很容易误导外人。
　　活在兄长的阴影下
　　翻开笔耕兄弟档的历史，冲突屡见不鲜，从自觉感情受损与小家子气的怨叹（“为什么大家都只注意到他呢？”），到兄弟彼此恶性的文学阋墙，杀兄戮弟（“混蛋！看招！”）。兄弟之间，一人一定得屈居另一人下风。只要看看威廉与亨利·詹姆斯兄弟档、奥斯卡与威利·王尔德、詹姆斯与斯坦尼斯罗·乔伊斯、托玛斯与海恩立克·曼、安东与尼古莱·契诃夫、劳伦斯与杰洛德·杜瑞尔──众家亲生手足知性上都有高差分歧，而且，身为作家，他们都徘徊在失心发疯的边缘上。
　　这类的兄弟经常打从出世就有自相残杀的倾向，而他们之间的斗争往往也幼稚无聊，因为，手足对峙时，几乎总会体现一些残存不去的幼稚病病征。兄弟阋墙之际，免不了挖开家族秘辛，如此羞愧门楣地互揭疮疤之后，宽囿原谅都已经无所谓了──伤害已经造成。兄弟斗争文学，是种叫旁观者目不转睛的运动比赛，而敌对双方却不啻于阿鼻地狱，经常传出“他先动手的！”或是“选我！”的惨叫呼号。其中颠扑不破的战况，还包括手足一刻意装出对自己弟兄毫无兴趣的隔膜态度；结果，你一定会对某人钦慕有加，对他的手足又寄予无限怜悯。大家族里的其他家人──正是手足争宠的原因──莫不退避三舍。看起来较为高尚的一方，不尽然文才就比较高明，甚至连他的为人都不尽然高尚。
　　西华·奈波尔从来就不会主动告知有关他的兄长的讯息，而且，如果你贸然相问的话，还会被他当作冒犯：他们鲜少会面。就兄弟而言，西华的神情仪态像透了维迪亚，举手投足之间，叫人不想起维迪亚也难──措词方式、千里达人特有的古怪、印度人的吹毛求疵等等，而且，他偶尔脱口而出的评述，有时还增加了我对维迪亚的了解；不过，西华既不耐又敌对的手足态度，往往模糊了我对他大哥的理解，甚至还损害了这些理念。
　　同时，西华为自己对维迪亚的手足之爱叫屈，可是，他却说他的哥哥伤他甚深。“我也有些脆弱的地方，可是，他却难以体谅，”西华在一篇题为《吾兄与我》的散文中写道：“长久以来，我们两人间共存着某种苦恼。”这话可就轻描淡写了，而“苦恼”一词是维迪亚的说法，他经常用这两个字含蓄地指称愤慨或是狂怒。西华当然有愤怒，至于维迪亚，则是漠视──抑或，蔑视了。
　　维迪亚曾经说过：“西华是养于妇人之手的。”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老调重弹，一边还摇头喟叹，对着想像中妇道人家的关注所造成的伤害，大感不以为然。
　　维迪亚也同样带着情感，语气较软化地说：“我父亲心脏病发作时，是西华一个人发现的。当时，父亲已经死了。西华只是站在一旁，动弹不得，一言不发。他根本说不出话来。”
　　我偶尔会上维迪亚家看他，经常跟他在电话里聊起来，同时还通信不辍。可是，我动不动就会在路上碰到西华，我们从来没通过电话，我没跟他写过信，也从没收到过他寄来的信。如此经常地与他相逢，适足佐证他的生活之随心所欲。他说，他从不预先计划──那听在我耳中，实在是种奢望。我总感觉自己工作过度，禁锢在作息常例之中，可是，假如我口出怨言的话，我就不够老实坦诚了──其实，我喜欢这样卖力笔耕，写作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创作之于我是纯粹的喜悦。西华则随声应和着维迪亚，也说写作真是煎熬。同样的，他样子看起来还是挺惬意的。
　　我在自己财务状况最不济的那段时期，遇到过西华，时间是1973年──“我要动身旅行一趟，找本书来写。”后来就集结成《火车大市集》一书。离开巴基斯坦的旁遮普之后，我启程新德里。我在一家上等旅馆的餐厅巧遇西华。他告诉我，他刚刚飞到印度。我说，我是从伦敦搭火车，走陆路过来的。
　　“天啊，那路程有多久哪？”
　　“约莫五个星期。”我心想，自己时间掌控得满好的。


活在兄长的阴影下（2）


　　“五个星期！”他像一尊帕夏般端坐在坐垫上，抽着香烟，呷着热茶。圆胖的脸颊随着他笑逐颜开，不断颤动，“你还真是个自虐狂。”
　　“火车旅行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我说，“像是东方快车。有些土耳其列车。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Herat）的清真寺。还有开伯尔隘口等等。”
　　“继续啊，攻上开伯尔！”接着，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昧讥嘲，对话就沦于乏味无趣了。这也不是新鲜事了。我总觉得，他的揶揄当中隐藏着嫉羡，而我也清楚，要是我反唇相讥，他铁定暴跳如雷。
　　我微笑，轻视他的嘲弄。新德里的十月，二十五年前。两个三十岁男人同坐在花园里，心里各自盘算着一本书。他有个文名满天下的哥哥──他不会有事的。可是，如果我游毕返乡，还写不出书来的话，我就灭顶完蛋了。
　　“你这一趟奔波下来，打算干吗？”
　　我说：“写一本游记，旅行书。”
　　“我不晓得你还写旅行书。”
　　“只是一种尝试而已。我需要钱。”
　　“所以，你就想像别人一样写印度吗？”
　　“不。我要写的是这一趟完全的旅程。我要搭火车经过马德拉斯到斯里兰卡。然后，整个行程──加尔各答、仰光、越南、日本。再搭跨西伯利亚火车回家。”
　　我不该跟他讲这些的。他爆出狂笑，笑到喘不过气来，笑到呛着，噎到他鼻孔喷烟，一张大脸涨得通红。
　　“我想，圣诞节之前我就会回到家了。”
　　他说：“我星期三就到家了。”
　　今天是星期一。我好想回家。我自觉意气消沉，就回到旅馆，想要拨电话给我太太，偏偏没接通，只有静电如浪潮的杂音，以及电话线一端微弱不知所云的语音。我思乡心切，一夜无法成眠。
　　第二天，西华和我又碰面了，同样也是意外相逢。他在餐厅里有个好包厢，我离开的时候，凑巧经过。他把我喊住，然后点了咖啡。他的咖啡桌上散落着纸张，还有一纸电报：恭喜荣获霍桑奖。星期三盼你早归。爱，珍妮。
　　他刚刚赢得一项文学奖。他就要回家了。他太太爱他。真是幸福──无上的幸福。
　　我问他：“你觉得印度怎么样？”
　　“不怎么样。”他又呼号着咆哮。
　　这就是他跟别人对话的方式。听来像在寻衅找碴。他让你问他问题，然后，他回你一个毫无帮助的答案，再就是阴沉不快地哄然大笑。
　　“跟某些我去过的地方相比，这里可以算是天堂了，”我说，“伊朗。喀布尔。白沙瓦。”
　　“那就是粪堆吧！”
　　接着，又是一阵狂笑，像是某种形式的标点符号一样，充满嘲弄意味的惊叹号。我只能从他的笑声里听出紧张焦虑与刚愎顽固。多年之前，和我在伦敦共度圣诞的年轻伴侣，已经长成一个相当乖戾的人。
　　而今，他坐似塔来立如山，印度骄阳之下，如此硕大的形体害得他行动缓慢而笨拙。他看来局促不安。他烟不离手。他啜着威士忌。他给我的印象，不是个愉悦满足的胖醉汉，而是个不开怀的酒鬼，困惑，不快乐，而且愤愤不平。
　　他活在维迪亚的阴影底下，我也一样，不过，顶着聪慧兄长的阴影，可是最为黯淡的处境了。然而，他的知性生活就开展在偶像崇拜维迪亚之时，这尊偶像在1950年离开千里达，当时西华只有五岁，而偶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