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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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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渗透到了支那中部。北部及满洲，也处于魔手可及的状态。山东作为满蒙的屏障，有着重大的价值。有了山东，满蒙才有安全。况且山东在地理位置优越方面，在军需的价值方面，在作为黄河流域无限财富的后方地带方面，使得它在我国的国防上、国民生活上，都永远不能脱离我国的势力范围。像美国的资本家，早已看到黄河泛滥区适合棉花的种植，已派人进行调查研究。如果那里能够生产棉花，那么，就可以结束日本从美国进口棉花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如果丧失了山东的主人公的地位，那么，将来，日本在钢铁、煤炭方面的独立性就要丧失掉。不仅如此，日本如果从支那北部退却，在保守退缩的政策之下，如何可以避免日本国的沦落和衰退？支那大陆虽广，但我国在经济上绝对支配的地域，除了满蒙，就只有山东了。日本在过去十余年间，投入了巨额的资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开发山东的资源，现在国人的投资已达一亿五千万元。确保我们的同胞辛苦开拓的经济基础，并加以发展，是理所应当的。”（同上书31页）
也许没有比黑岛传治在小说中引用的这段资料更能说明日本对山东的野心及制造“济南惨案”的原因的了。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云云，不过就是保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罢了。
于是日本军队来了。他们在济南大逞淫威，烧杀抢掠。济南的街道就成了“武装的街道”。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2）
黑岛传治作为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对济南惨案的看法及其描写是不同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文人的。尽管鉴于当时日本国内的形势，他对日军在济南惨案中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洗劫中国的商店，滥杀平民，甚至违反国际法准则，惨杀前去交涉的中国外交官等等，——都未能加以表现。但是，他能够尖锐地指出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真正原因在于维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他还写到了日本士兵的反战行为，并且正面描写了对中国工人抱有同情心的日本职员。大体上说，《武装的街道》对济南惨案的描写是公正的，立场是“反战”的。例如，作者指出了济南惨案发生时日本宣传媒介向日本国民所做的歪曲报道：
那一天，被杀害的日本人，连同两天后在土中发现的九人，一共十四人。
但内地（指日本——引者注）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却报道为二百八十名。报纸上写道：〔日本〕妇女被强奸后遭杀害，赤裸着身子，惨不忍睹；姑娘的阴部被插上了木棍，胳膊被木棍打断，眼睛被剜出。
在特派员的面前，〔日本人的〕头盖骨被敲开，脑浆迸裂，流在路上。关于抢劫，也有同样的报道。
报上登的遭难者的叙述：贵重的衣物不用说，连床板、铺席、天花板都被卸了下来，小学生的课本都被偷走了。金锁、金表、二百四十块大洋、三百八十块纸币都被抢走了。
读了这样的报道，有谁不恨南军（即北伐军——引者注）呢？有谁不气愤地要把这些暴军全部消灭呢？
这种夸张的报道，具有强大的力量。
黑岛传治敢于指出日本报纸的欺骗和煽动的宣传，是难能可贵的。为此，黑岛传治在战后也一直被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称为反战的作家。甚至中国有人评价《武装的街道》“是黑岛传治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最高表现，是他的优秀论文《反战文学论》在创作上的出色实践”。（见《革命作家黑岛传治》，载中文版《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者及其作品的局限性。《武装的街道》对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是揭露了的。但是同时，作者也不可能不受当时日本国内主流舆论的一些影响。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中国的北伐军，即所谓“南军”的看法上。
在济南惨案中，日军的敌人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因此，日本当时极力宣传北伐军如何野蛮无礼，以便为他们出兵济南制造借口。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同样对北伐军抱有偏见。他把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和中国的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相提并论，把国民革命军旨在铲除军阀势力的北伐革命说成是“南军的侵入、掠夺和破坏”。当然，黑岛传治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这种看法，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立足点有所不同。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左翼作家便不断地对蒋介石进行攻击和批判，如小牧近江、里村欣三合写的《前往青天白日之国》（1927年6月）、前田河广一郎的剧本《蒋介石》（1929年7月）等都是如此。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虚构了“在莫斯科的儿子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借以抨击蒋介石。信中说：“……现在你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父亲，你是反革命的英雄，是新军阀的首领。你在上海对劳动者的屠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拍手称快吧，帝国主义者，赏给你不少礼物吧。可是，无产阶级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这里，黑岛传治没有弄清中国国内的内战同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区别，也就是混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本质区别。即便蒋介石是军阀，也决不能成为日本出兵济南、入侵中国、屠杀中国军民的理由。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丑化，对“支那兵的乱暴”的渲染，妨害了作品反战主题的表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武装的街道》本身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与1930年11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出版时许多段落和字句被删除。但是尽管这样，出版后仍被政府勒令禁止发行。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一部反对侵华战争的长篇小说，就这样未见天日就被扼杀了。因此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社会影响。直到战后的1953年，《武装的街道》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1）
歪曲的描写和侵略的叫嚣在《武装的街道》同时或之后出版、并得以公开发行的以日本侵华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再也难见反战的倾向了。例如，伊藤永之介（1903～1959）有名的短篇小说《万宝山》（1931年）对“万宝山事件”的描写，不但失去了客观公正性，而且是有意地歪曲描写了。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为了加快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千方百计进行所谓“满蒙危机”的宣传，以便为武力侵占东北制造借口。“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利用朝鲜人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开垦水田而故意挑起的事端。1931年，李升薰等180多名朝鲜人，在未经中国地方政府部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从一位汉奸地痞手中承租大片土地，并打算将旱田改为水田，引伊通河水灌溉。因开挖水渠而损坏了中国农民的农田，并可能造成汛期淹没水渠两侧数万亩农田的隐患，中国农民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长春县政府依法命令李等朝鲜人停止不法施工。日本以朝鲜人是“日本国民”为由，强行干涉。日本驻长春领事奉日本政府的“坚决保护”朝鲜人，以“显示我方威力”的指示，向吉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国臣民有权在中国租地，无需中国方面许可”，并派日本军警，武装护卫朝鲜人继续施工。7月2日，400多名愤怒的中国农民拥到现场填渠，中国方面也派了300多名警察以稳定事态。日本军警先是强行制止中国农民填渠，并将多名中国农民打伤，然后又首先悍然开枪38响。中国农民被迫撤出现场。7月3日，日本又派500多名警察，携带大量轻重武器前往万宝山，并占领万宝山乡的马家哨口，在那里强占中国农舍，悬挂日本国旗，并令朝鲜农民继续挖沟修渠，修复水坝。水坝在7月5日修成。同时，日本方面蓄意制造谎言，称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以此煽动朝鲜境内的朝鲜人疯狂排华，致使华侨被杀119人。
“万宝山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日本人在当时和以后，一直通过各种形式对事件真相进行歪曲。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就是以文学形式歪曲“万宝山事件”的典型例子。
《万宝山》以流浪中国东北的朝鲜农民赵判世及其妻子裴贞花一家为中心，描写了“万宝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小说从赵判世等朝鲜农民在万宝山挖渠开地被中国“长秋”（即长春）政府下令禁止写起，到朝鲜农民离开万宝山结尾。小说极力表现赵等朝鲜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们在朝鲜被地主压迫剥削，被迫背井离乡，来到满洲。但是，来到满洲后，他们又不断遭到中国官民的迫害。小说一开头，就写在开渠被中国当局强令制止后，赵一家以编制“满洲式的柳斗子”为副业。但中国巡警突然闯入，说未经许可，不得随便编东西卖，于是，“狡黠的支那人，像猫一样快速伸手，夺过了两个柳斗子”。赵怒而欲夺，被中国巡警一铁棍打倒在地。当朝鲜农民不顾中国方面的禁令，继续施工挖渠的时候，中国的骑兵队便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并且把赵判世抓走。中国农民在中国官方的怂恿支持下，不断地向挖渠工地开枪威胁。小说写道：
从昨天晚上就听说，由于水渠的开挖多少受点损失的图5伊藤永之介像 上游的〔中国〕农民，非常恼火，要来袭击。支那官方夸大其辞地说雨季来临的话，水渠上游就要遭洪水袭击。还说闸门一修完沿岸的农田就进水了。而实际上，仅仅是一小块田地进水罢了。
（中略）
水渠贯通以后，在三荷屯有二百名〔中国的〕马队和步兵驻扎在那里。原野上随时都能看到成排的马队。摇着青旗在土丘那面横冲直撞。
他们每天都照例在平原上到处巡察，威胁着朝鲜人村落。
手拿长枪、手枪和铁锹的支那农民，像野鼠群一般袭击平原。开枪的主要是他们。
平原上的支那农民似乎从官方那里得到了武器，然而，在长秋拥有相当多的军队和警官的〔日本〕领事馆，却不知为何，连一名警官也没派来。
“俺们就是死了，有谁会哭俺们呢？”他们〔朝鲜人〕都这么说。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朝鲜农民们从这里赶走，使等待播种的五百垧水田，完全收归支那人支配。
（中略）
蒋介石政府下达了驱逐满蒙的朝鲜农民的命令，这好像是事实。驱逐朝鲜农民并不自今日始，但由于受到利权回收的煽动，现在是愈演愈烈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2）
小说最后写道，正当这些朝鲜农民挖渠的时候，荷枪实弹的中国保安局的马队和带武器的中国农民，忽然包围了他们，并向他们猛烈地开枪射击。而在场的日本人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中国人打伤许多名朝鲜农民，烧掉了用来筑渠的柳树条。被驱逐的朝鲜农民们，包括丈夫被中国人扣押而生死不明的裴贞花，都扶老携幼，“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无目的地流浪”。
显而易见，伊藤永之介在这里完全颠倒、歪曲了历史事实，把非法入侵者写成了受害者，把受害者写成了蛮横霸道的暴徒，把日本500多名军警的武装干预写成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至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农民首先开枪，更是只字不提，却写成了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开枪射击。《万宝山》发表于“万宝山事件”刚刚发生不久，据说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小说中不顾事实的歪曲描写，为所谓“满蒙危机”火上浇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直到战后，日本还有学者认为它“尖锐地揭露了万宝山事件的实质”（竹内实《昭和时期的中国像》，中国研究所1957年版）。这篇小说是作者伊藤永之介的成名作，伊藤永之介在日本被称为“无产阶级作家”和“农民文学家”。然而，遗憾的是，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在《万宝山》中，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表现在对所谓“日本国民”的朝鲜农民的同情上，却丝毫没有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贫苦农民的应有的阶级同情，甚至连一点理解都没有。而他的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
像《万宝山》这样的作品对日本蓄意侵华的事件做了歪曲描写，但毕竟还没有达到公然地进行战争叫嚣的程度。而就在《万宝山》发表一年后，这样的作品也出现了。那就是直木三十五（1891～1934）的长篇小说《日本的战栗》（中央公论社1932年版）。
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战栗》是以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亦称上海事变、淞沪战争）为题材的。1932年日本为了转移欧美列强对他们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并对上海的排斥日货的救国活动予以打击，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秘密策划，决定在上海挑起战端。1月18日，他们雇佣打手袭击了三名日本僧侣，然后嫁祸于中方。1月28日，日军悍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上海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中国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5月在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下，中日双方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而在此间，伪满洲国终于袍笏登场了。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目的也达到了。
还在淞沪战场硝烟未散之际，作为当时著名的“大众文学”作家的直木三十五来到了上海采访。就在此前不久，即这一年的1月，直木三十五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法西斯主义宣言》，公然宣告：“我对全世界宣言：我是法西斯主义者。”2月，直木三十五和吉川英治等五位作家在军部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成立了法西斯主义文学团体“五日会”。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文学的急先锋，来到淞沪战场后，狂热之情难以按捺，在回国的船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写起了《日本的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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