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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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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卡弗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美国作家。他写小说已经有几十年了。他的小说与大起大落的情感波动无缘，描述的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变化，也由此创造出了相似的感情效果。他的写作对象通常是美国的半工业化的城镇，而这些城镇的景象往往是非常萧条的。雷蒙·卡弗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是平庸且不合群的，他们苦苦挣扎以求得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他们通常的工作是在工厂当工人或是饭馆的招待等等。他的小说着重于描写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遇到的倒霉的事情，继而由于命运的摆布或者是更加意想不到的原因，使这些倒霉事最终发展成为失败的婚姻和个人生活的土崩瓦解。这些故事从表面上看来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预示着一切崩溃的开始却使人们震惊。这样一来，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习惯的操纵模式被打乱了，恐惧由此占了上风。
卡弗先生一直主要是一个能写出强烈但又有节制效果的作用——也就是那种能高度程式化地形成和使故事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的作家。在他最新的故事集《大教堂》中，有几个故事暗示他正向这一方面发展，即更轻松的风格、更慷慨的激情，但在他大多数作品中是以他本来面目出现的，即坚持抓住他自己的意愿是作品最强烈的力量。这并不是说他强行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在那一方面，他是经常把自己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的。是他的突变的节奏和简练措词最终起决定作用。
在卡弗早期的集子里的一个精彩的故事《他们不是你的丈夫》中，一个刚刚丢了饭碗的丈夫心烦意乱地来到饭店中，他的妻子是饭店的女招待。出于某种无法探寻的自找耻辱的需要，他重复了其他的几个客人对他的妻子暴露在外的身体所说的下流话。这个故事刺激人的神经，产生焦虑的余波。在另一篇可能更富有趣味的故事《谈情说爱时我们所谈论的》，两对夫妇漫无边际地闲谈着爱情的奇思异想，一直到他们的谈话导致一种沉思默想的气氛。他们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被焦虑所固定住。
《大教堂》包含有大量的类似的故事，在极为短小的有限空间内展示了极高的技巧性，故事带有直截了当的激情，从凡人琐事到使人心慌意乱的事，在到达高潮时都能感人至深。
这些故事所展示的既不是那种一眼就可认出的熟悉的现实主义的描述，也不是象征小说的那种含糊不清的主题。它们使我们漂泊至远处普通老百姓的空白处。平庸的生活是令人恐惧的，平庸的生活是普通老百姓的敌人。
卡弗小说的背后是浓厚的美国文学传统。从形式上看，它们使人回想起海明威或斯蒂芬·克莱恩这些擅长写结构紧凑的小说大师们。从题材上说，这些故事凭借的是美国人的孤立与怀疑主义的呼声及封锁在大陆空间的本土的灵魂。卡弗先生的角色们像其它许多早些时候的美国作家们笔下的角色一样，缺乏能发泄他们情感的词汇，因此，他们必须主要是通过含糊的手势和狂怒的表现来表达他们自己。
卡弗先生所描绘的生活是贫困的，没有宗教、政治或文化，没有阶级或种族的庇护，也没有强有力的民风或有意识的反叛做后盾。这是聚集在我们社会中有共同志趣爱好的人们的生活。他们品质不坏，也不愚蠢，他们只是缺少理解他们的贫困的性质的能力——比如说如何才能减轻或拯救它。当他们濒临边缘时，他们还能应付，但是一旦有麻烦的标志，他们最终也是惹不起的。缺乏想象奇怪事情的能力，他们屈服于他们的麻烦的奇特。
卡弗先生小说中的有一些——《他们不是你的丈夫》、《我打电话的地方》、《正儿八经的谈话》——已经能被算做美国小说中的杰作，另外许多也很具实力。但是他描述的情感匮乏渗入到了叙述中。他的艺术是排除的艺术——生活中的许多阴影，惊人之事、欣喜和可能，都被他的作品形式的严密紧凑而削减掉了。
雷蒙·卡弗在他早些年中过着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无定形的生活，四处流浪，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慢慢地以牺牲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为代价，他钻研出他自己的写作技巧：紧凑的情节，漠不关心的声音，阴暗的场景，光辉灿烂的惊人的效果。
但是这种艺术手法的危险在于他时时屈服于华美的技巧和风格，使高度程式化逐渐沦落为对风格的过分偏好。卡弗在学会运用那些使他成为知名作家的技巧后，他开始从第二本故事集起，滑向自我模仿。使得《大教堂》如此有趣的是——除了各个故事的内在魅力外——《大教堂》表明卡弗已经开始意识到诱惑和危险。
我很尊敬我的一位文学朋友的评论，但他不喜欢卡弗先生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卡弗的作品“太冷漠”，如果他的意思是指卡弗先生运用疏远技巧使我们远离他的人物的内心生活，那么我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会使我们迷惑不解。更伟大的作家们也使用过这种技巧。但是如果我的朋友的意思是指卡弗先生的故事中渗入了对他所创造的人物的蔑视的调子，那么这种指控有时——绝不是经常——是恰如其分的。我怀疑这是因为卡弗先生厌烦了，甚至是心碎了。因为他的笔下的人物总是退让，似乎他希冀他们能反抗他们生活的枷索，甚至去反抗他加在他们身上的文体的限制。但是他们没有。
我认为卡弗先生向我们展示的至少是我们的作家很少费心去注意的美国经历的断片的部分真理。
致力于往这个国家的脸上贴笑容的新保守主义批评家们会指责卡弗的程序化的阴暗和其他离经叛道，但在他的创作鼎盛期，卡弗像许多美国作家曾经做过的那样，探索了在美国繁盛生活之下大量普遍的浪费和毁灭。
在《大教堂》中，有很少几个故事能避开卡弗先生专家式的紧凑结构，去冒险一种更不稳妥的但更细致的经历表述。作为书名的那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是关于一个盲人请他的一个熟人握住他的手绘一座他从未见过的大教堂画图。最后，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有视力来引导而另一只没有——看起来像是博爱的手势。
《大教堂》表明一个天才的作家奋力拓宽文章的涉及范围，使自己的笔触更加细致入微。他所做的一切使得读者热切地期待着他将来的作品。
（欧文·豪，1983年9月11日）
谢尔曼走向毁灭——《名利的篝火》，汤姆·乌尔夫着
以直言不讳著名的汤姆·乌尔夫，以他的小说处女作（处女作！）令读者着迷，欲罢不能。小说共659页，充满对纽约市及其形形色色的居民的自然的激情，有的地方尖酸刻薄，有的地方风趣幽默，是一本情节巧妙的大部头着作，像他的其他着作，如《正确材料》一样，乌尔夫的写作技巧是令读者受到重重的撞击而服气，像重复咒语一样不断说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短语（注意：这是他的处女作！），对人物的衣着竭尽描写之能事，高兴了就运用夸张和内心独白，以及一些他明显舍不得放弃的新新闻学的手法。令人惊叹的是，他用这些手法但又不露痕迹。我在连着两天的集会上读完了他的这本《名利的篝火》，非常欣赏，有醍醐灌顶之感。乌尔夫确实熟知他写的一些事情，无论是华尔街上的股市，布朗克斯区的律师事务所，印刷新闻界，电视新闻界，还是律师邋遢的工作作风，乌尔夫都知道如何准备材料，如何进行研究分析。而且他很会讲故事，知道如何令人发笑，这两个素质在他同时代的其他更文雅、更文学化或说更有雄心的作家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小说叙述了投资银行家谢尔曼·麦考依的垮台。谢尔曼1年挣100万美元，除了对外表、女人、金钱以外，他似乎什么都不闻不问。他住在纽约市中部，但并不真正了解纽约。他似乎只认识他那装饰华丽的妻子、女儿和情欲旺盛的情人，当然还有他自己。表面上他是谢尔曼，当他开着价值48万美元的奔驰汽车笨拙地驶出高速公路，走入南布朗克斯区的失业工人福利区时，他没有任何指导自己的经验，想象力或道德良知，他同时也就走入了后来像受了咒语驱使的生活的最大的一个困境。他所拥有只是刺激和恐惧，恐惧和刺激。他象是乌尔夫博士的城市恐怖实验室里精心喂养的一只小白鼠，命中注定要穿过一些迷宫，经受打击，给我们带来启迪和娱乐（记住：这是乌尔夫的处女作）。
故事从上层社会的谢尔曼，或者用录音业的术语说，从谢尔曼音轨到布朗克斯区刑法制度音轨，涉及到D·A·克莱默助理（是个粗俗平庸的人），科维斯基法官（经常精疲力竭），以及各种各样的警察和其他不重要的中产阶级人士，再到腐败的传媒音轨，涉及堕落的报社记者彼得·法洛（为一家掩盖不够严密的纽约邮报撰稿），再到唯利是图的下层黑人音轨以及虚伪的取名巧妙的培根牧师，在这些音轨之间故事情节不断变换。每个音轨上都有许多次要人物，乌尔夫先生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对所有这些人都控制的很好，而且重点突出。主要人物互相周旋，直至最后一起走入法庭一幕故事全面展开。
故事情节简单，谢尔曼的毁灭，城市的黑暗势力紧紧包围住他厚实的兽皮。但是情节的逐层深入，到最后一切明了的这种手法，非常令人惊叹，复杂的结构使许多有趣的辅助资料的嵌入成为可能。乌尔夫先生从没欺骗读者，他从每一幕、每一情景中努力吸取每一份精髓。
但是当你读完这本书，放下它后，会有一种奇怪的回味，并不完全是美好的回味，也许有些地方乌尔夫还是没能不露痕迹。
运用同音异义手法来重视地方口音或阶级方言只会令人不快。“Nthinmubbynlthun”听起来很笨拙，而不像南方口音。“MuhVhnsubshakin”看起来很牵强。城市黑人的口音、长岛中上层白人的口音以及纽约市民的口音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我看来，为了包含一些古怪的东西，乌尔夫先生其实失去了这些。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有口音这一事实，而不在乎口音的好坏或特性。例如：艾尔默·伦纳德仔细研究了某些方言的声音和节奏，便表现得很好，而没有出现一些令人难受的拼写。（詹姆斯·鲍德温在这一点上也做的很好。）而乌尔夫先生以另一种程序写作，带有一种恶意的愉悦，用夸张来取笑他故事里的人物，事实上，他对这些人物也不抱太多同情。
无休止的对衣服的描写令人有些厌烦。每当新的人物在叙述中出现，我们立即读到的是有关他的衣着的详尽的、毫不遗漏的描述，仿佛理解这个人的灵魂必须从他的衣着入手似的。在这一点上，乌尔夫也存在有一种恶意。
穿着价值18，000美元进口西服和英国手工制作的鞋子，就事实而言，谢尔曼看起来像个暴发户和装腔作势的人。穿着“运动衫和一种妻子常会选来与之相配的棕色裤子”的侦探，显然代表了太多权威。另外还有穿着“破损的花呢裤”的教授们以及穿着跑鞋的黑人。每个人都有点怪异。对乌尔夫先生来说，很难想象书中的人物只为遮羞而穿衣。他总认为衣服是一种选择，一种表达，来说明人物的愚蠢之处、缺点或谎言。书中有关衣服和外表的描写如此之多，人们会很容易认为作者只有这些需要说。
小说家经常努力通过描述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他们的改变。乌尔夫先生也有这方面的倾向，但他更多地是描述外表和表面现象。结果是，我们认为或不认为谢尔曼改变并不重要（幸运的是，我们不认为他改变了）。我们知道他穿过了这些篝火就足够了。
这种奇怪的回味也许部分地因为书中的人物都无法脱离作者的意愿而独立存在，没有人有足够的深度超越其口音、衣着、阶级或现状，没有人会发生可信的变化。他们都是时尚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受害者。故事的有趣之处，也是它能量的来源在于，看乌尔夫先生把一个个可怜的人物解剖开来，而且他擅长这样做，有时做得真出色，无论这个人物是个社会女主管，或是为了阿拉伯人的利益乘包机去麦加的犹太商界巨人。但事过之后，当发现人人（当然除了你和我）都很可怜时，这有趣之处便变得苦涩。恶意是一种很强的调料，但大多会毁掉牛排，乌尔夫先生距离此也不远了。
（弗·康罗伊，1987年11月1日）
天灾——《乐队仍在演奏》，蓝迪·希尔兹着
《乐队仍在演奏》的作者蓝迪·希尔兹，是《旧金山记事报》的记者，自从1983年以来一直在跟踪调查爱滋病，在这本书中他几乎是逐日带领我们经过了对爱滋病前5年的曝光及人们的反应——迷惑和恐惧，不承认其存在，漠不关心，以及勇气和决心。
在一开始，希尔兹写道，医生和科学家（除了少数富于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以外）对这种流行病没有足够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研究这种同性恋的感染的疾病，不会为他们带来多少好处。”流行病学家们面临严重的资金紧张和人手不足，经过经年累月的迟延，他们才把这种人们知之甚少的皮肤癌和奇怪的感染病例与难以捉摸的爱滋病毒联系到一起，一步步地去探索病毒的传染链，明白其最终原因是一种新的性病毒，通过精液和血液传染。
甚至在人们已初步接触到爱滋病的实质大规模的传染己成为现实威胁时，希尔兹先生以详尽的记录证明，里根政府却对科学家和内科医生们的呼吁置之不理，无情地削减研究基金，派其情报首脑去国会进行误导，说什么研究人员已享有他们所需的一切。
与此同时，作者注意到，同性恋社区领导人（和别人一样）“也对这种病玩弄政治手腕，置人种的存亡问题而不顾，却大讲政治教条”。公共传媒对此病毫无兴趣，避免刊载广播此类故事，直到1985年电影明星洛克·哈德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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