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日本-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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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六年二月廿三日于北平）　　　　
　　　　


第一部分大和魂与孝道（1）

　　　　在《岩波文库》里得到一本中勘助（Naka　kansuke）的小说《银茶匙》（Ginno　saji），很是喜欢。这部小说的名字我早知道，但是没有地方去找。在铃木敏也所著文艺论抄《废园杂草》中有一篇《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是大正十一年（1922）暑期讲习会对小学教员所讲的，第六节曰《幼时的影》，这里边说到《银茶匙》，略述梗概之后又特别引了后篇的两节，说是教员们应当仔细玩味的部分。铃木氏云：　　　　
　　　　现今教育多注全力于建立一种偶像，致忘却真实的生命，或过于拘泥形式，反不明了本体在于那边，这些实是太频繁地在发生的问题。总之那珂氏（案此系发表当时著者的笔名，读音与“中”相同。）这部著作是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中最佳的一种，假如读儿童心理学为现在教员诸君所必需，那么为得以把握住了活的心灵之现实相去接触，我想劝大家读这《银茶匙》。　　　　
　　　　但是《银茶匙》我在以前一直未能找到，因为这原来是登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的，后来大约也出过单行本，我却全不清楚。关于中勘助这人我们也不大知道，椐岩波本和哲郎的解说云；　　　　
　　　　中氏在青年时代爱读诗歌，对于散文是不一顾视的。最初在大学的英文学科，后转入国文学科毕业。其时在日本正值自然主义的文学勃兴，一方面又是夏目漱石开始作家活动的时候。但中氏毫不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其志愿在于以诗的形式表现其所独有的世界，而能刺激鼓动如此创作欲的力量在两者均无有也。中氏于是保守其自己独特的世界，苦心思索如何乃能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末了终于断念，以现代日本语写长诗是不可能的事，渐渐执笔写散文，虽然最初仿佛还感着委屈的样子。这样成功的作品第一部便是《银茶匙》的前编。时为明治四十五年（1912）之夏，在信州野尻湖畔所写，著者年二十七岁。　　　　
　　　　最初认识这作品的价值的是夏目漱石氏。漱石指出这作品描写小孩的世界得未曾有，又说描写整洁而细致，文字虽非常雕琢却不可思议地无伤于真实，文章声调很好，甚致赞美。第二年因了漱石的推荐，这篇小说便在东京《朝日新闻》上揭载出来。在当时把这作品那么高的评价的人除漱石外大约没有吧。但是现在想起来，漱石的作品鉴识眼光确实是很透彻的。　　　　
　　　　《银茶匙》的后篇是大正二年（1913）之夏在比睿山上所写。漱石看了比前篇还要高的评价，不久也在同一新闻上揭载出来了。　　　　
　　　　查《漱石全集》第十三卷“续书简集”中有几封信给中氏的，其中两三封关于他的小说，觉得颇有意思，如大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信云：　　　　
　　　　来书诵悉。作者名字以中勘助为最上，但如不方便，亦无可如何。那迦，奈迦，或勘助，何如乎？鄙人之小说久不结束，自以为苦，且对兄亦甚抱歉，大抵来月可以登出亦未可料。稿费一节虽尚未商及，鄙人居中说合，当可有相当报酬，唯因系无名氏故，无论如何佳妙，恐未能十分多给，此则亦希预先了知者耳。　　　　
　　　　又大正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信云：　　　　
　　　　病已愈，请勿念。前日昨日已将大稿读毕，觉得甚有意思。不过以普通小说论，缺少事件，俗物或不赞赏亦未可知。我却很喜欢，特别是在病后，又因为多看油腻的所谓小说有点食伤了，所以非常觉得愉快。虽然是与自己隔离的，却又仿佛很是密合，感到高兴亲近。坏地方自然也有，那只是世俗所云微疵罢了。喜欢那样性质的东西的人恐怕很少，我也因此更表示同情与尊敬。原稿暂寄存，还是送还，任凭尊便。草草不一。　　　　
　　　　这一封信大约是讲别的作品的，但是批评总也可以拿来应用。中氏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他不受前人的影响，也不管现在的流行，只用了自己的眼来看，自己的心来感受，写了也不多发表，所以在文坛上几乎没有地位，查《日本文学大辞典》就不见他的姓名，可是他有独自的境界，非别人所能侵犯。和氏说得好：　　　　
　　　　著者对于自己的世界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一看，何况文坛的运动，那简直是风马牛了。因此他的作品也就不会跟了运动的转移而变为陈旧的东西，这二十五年前所作的《银茶匙》在现今的文坛上拿了出来因此也依然不会失却其新鲜味也。　　　　
　　　　《银茶匙》前篇五十三章，后篇二十二章，都是写小学时代的儿童生活的，好的地方太多了，不容易挑选介绍，今姑且照铃木氏所说，把那两节抄译出来。这都在后篇里，其一是第二章云——


第一部分大和魂与孝道（2）

　　　　那时战争开始（案即甲午年中日之战）以来，同伴的谈话整天都是什么大和魂与半边和尚（案此为骂中国人的话）了。而且连先生也加在一起，简直用了嗾狗的态度，说起什么便又拉上大和魂与半边和尚去。这些使我觉得真真厌恶，很不愉快。先生关于豫让＇38＇或比干＇39＇的故事半声也不响了，永远不断的讲什么元寇和朝鲜征伐的事情。还有唱歌也单教唱杀风景的战争歌，又叫人做那毫无趣味的体操似的跳舞。大家都发了狠，好像眼前就有不共戴天的半边和尚攻上来的样子，耸着肩，撑着肘，鞋底的皮也要破了似的踹着脚，在蓬蓬上卷的尘土中，不顾节调高声怒号。我心里仿佛觉得羞与此辈为伍似的，便故意比他们更响的歌唱。本来是很狭小的运动，这时碰来碰去差不多全是加藤清正＇40＇和北条时宗＇41＇，懦弱的都被当作半边和尚，都砍了头。在街上走时，所有卖花纸的店里早已不见什么千代纸＇42＇或百囡囡等了，到处都只挂着炮弹炸开的龌龊的图画。凡耳目所遇到的东西无一不使我要生起气来，有一回大家聚在一处，根据了传闻的谣言乱讲可怕的战争谈，我提出与他们相反的意见，说结局日本终要输给支那吧。这个想不到的大胆的预言使得他们暂时互相对看，没有话说，过了一会儿那虽可笑却亦可佩服的敌忾心渐渐增长，至于无视组长的权威，一个家伙夸张地叫道：　　　　
　　　　“啊呀啊呀，不该呀不该！”　　　　
　　　　另一个人捏了拳头在鼻尖上来擦了一下。又一个人学了先生的样子说道：　　　　
　　　　“对不起，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　　　　
　　　　我用了更大的反感与确信，单独地担当他们的攻击，又坚决地说道：　　　　
　　　　“一定输，一定输！”　　　　
　　　　我在这喧扰的中间坐着，用尽所有的智慧，打破对方的缺少根据的议论。同伴的多数连新闻也不跳着看，万国地图不曾翻过，《史记》与《十八史略》的故事也不曾听见过。所以终于被我难倒，很不愿意的只好闭住嘴了，可是郁愤并不就此消失，到了下一点钟他们告诉先生道：　　　　
　　　　“先生，某人说日本要输！”　　　　
　　　　先生照例用那副得意相说：“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于是又照平常破口大骂支那人。这在我听了好像是骂着我的样子，心里按纳不下，便说：　　　　
　　　　“先生，日本人如有大和魂，那么支那人也有支那魂吧。日本如有加藤清正和北条时宗，那么在支那岂不也有关羽和张飞么？而且先生平常讲谦信送盐给信玄的故事＇43＇，教人说怜敌乃是武士道，为什么老是那样骂支那人的呢？”我这样说了把平日的牢骚一下子都倒了出来之后，先生装起脸孔，好久才说道：　　　　
　　　　“某人没有大和魂！”　　　　
　　　　我觉得两太阳穴的筋在跳着，想发脾气了，可是大和魂的东西又不是可以抓出来给人家看的，所以只能这样红了脸沉默着了。　　　　
　　　　忠勇无双的日本兵后来虽然把支那兵和我的乖巧的预言都打得粉碎，但是我对于先生的不信任与对于同辈的轻蔑却总是什么都没有办法。　　　　
　　　　其次是第十章云——　　　　
　　　　我比什么都讨厌的功课是一门修身。高小已经不用挂图，改用教科书了，不知怎的书面也龌龊，插图也粗拙，纸张印刷也都坏，是一种就是拿在手里也觉得不愉快的劣书。提起里边的故事来呢，那又都是说孝子得到王爷的奖赏，老实人成了富翁等，而且又毫无味道的东西。还有先生再来一讲，他本来是除了来加上一种最下等意味的功利的说明以外没有别的本领的，所以这种修身功课不但没有把我教好了一点儿，反会引起正相反对的结果来。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孩，知识反正是有限的，可是就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经验看来，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就此相信的。我就想修身书是骗人的东西。因此在这不守规矩要扣操行分数的可怕的时间里，总是手托着腮，或是看野眼，打呵欠，哼唱歌，努力做出种种不守规矩的举动，聊以发泄难以抑制的反感。　　　　
　　　　我进了学校以后，听过孝顺这句话，总有一百万遍以上吧。但是他们的孝道的根基毕竟是安放在这一点上，即是这样的受生与这样的生存着都是无上的幸福，该得感谢。这在我那样既已早感到生活苦的味道的小孩能有什么权威呢？我总想设法好好地问清楚这个理由，有一回便对于大家都当作毒疮似的怕敢去碰只是囫囵吞下的孝顺问题发了这样的质问：　　　　
　　　　“先生，人为什么非孝顺不可呢？”　　　　
　　　　先生圆睁了眼睛道：　　　　
　　　　“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药喝，都是父母的恩惠。”我说道：“可是我并不怎样想要生活着。”　　　　
　　　　先生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道：　　　　
　　　　“这因为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我说道：　　　　
　　　　“可是我在不知道这些的时候还更孝顺呢。”　　　　
　　　　先生发了怒，说道：“懂得孝顺的人举手！”　　　　
　　　　那些小子们仿佛觉得这是我们的时候了，一齐举起手来。对于这种不讲理的卑怯的行为虽然抱着满腔的愤懑，可是终于有点自愧，红着脸不能举起手来的我，他们都憎恶地看着。我觉得很气，但也没有话可说，只好沉默。以后先生常用了这有效的手段锁住了人家质问的嘴，在我则为避免这种屈辱起见，凡是有修身的那一天总是告假不上学校去了。　　　　
　　　　十年前有日本的美术家告诉我，他在学校多少年养成的思想后来也用了差不多年数才能改正过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银茶匙》的主人公所说亦正是如此，不过更具体地举出忠孝两大问题来，所以更有意义了。　　　　
　　　　（廿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记〕　近日从岩波书店得到中氏的几本小说集，其中有一册原刊本的《银茶匙》，还是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的第一版，可见好书不一定有好销路也。　　　　
　　　　（廿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记）


第一部分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1）

　　　　从前为《国闻周报》写过三篇《日本管窥》，曾答应王芸生先生说，末了还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搁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搁愈不好办，到得现在虽想决心清理，这本卷子却无从下笔，着实感到为难。这缘故自然一半在于我自己的懒惰，一半也总为题目的难做。本来只要熟读了《东莱博议》，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趋即投机，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避即忌讳，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不佞未尝不读过《博议》，而且也作过管仲或汉高祖论，可以随意褒贬，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来更是思想顽固，不大会得通融，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我曾经说过，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这回又特别“烦恼自取”，想来谈日本的别一方面，其写得不好更是活该矣。其实自己知道不容易谈的东西原可干脆的不必谈，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们平常多只注意于所谓文化，所见的往往偏于盾的一面，今为补足起见自不能不来谈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语云吃力不讨好，则本来是早就知道者也。　　　　
　　　　去年八月间我写《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之二，其中有这几句话：　　　　
　　　　“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那么现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暂时离开了艺文学术方面来谈谈日本，贤哲我们还不大配得高攀，不过懂总是可以懂得一点，至于英雄更是隔教，怎么谈得呢？其实英雄即流氓耳，有些大流氓会成得大事，如朱元璋与德川家康＇45＇，却是不可多得，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寻常，随时可以遇见，其成绩亦不过码头上拆梢之类，但在国际则是当然的罢了。我们平日讲文化的虽然看不起他们，实际上仍是身受其害，不容得我们不注意他，今天破费点工夫来说几句话，关于日本现代的英雄事业，虽然不能说得明白，略为表示一点意见，也总是应当的罢。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46＇，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地做。这句话有点说得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预备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