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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咸-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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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的时间。
接受手术是在一间密不通风的暗室,闭割之前,人躺在床上,手脚都要紧紧地绑在床柱上。然后在生殖器周围涂上麻药,用丝绳兜全缚好,丝绳绕到房梁一个览辘轳上,由经验老练的古拉,用犀利的圭刀(药铺专用的一种小刀)闪电似的齐根一割,手法好的既干净又利落,所有外在器官,立刻脱体。旁边助手也要快速配合,把离体残具用辘轳吊开,以乳香末药一类防腐剂掺拌,立刻搁在预先准备的小瓷坛里,外面套上一只楠木匣,匣子上写明出家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净身时日、哪位古拉操刀、引礼太监是谁,然后把这木匣送往所谓“怀安堂”列册编号存放。
至于受阉割的人,虽然事先上过麻药,可是当年的麻药,效力太差,一刀之下,自然是痛彻心脾,立刻昏厥。等人苏醒,已经局部止血消毒,通上药捻,敷上止痛生肌的药面儿,初步手续算是完成。
受阉割的人移往温室,要住满一百天,即可复元。在最初的几天,伤口痛又不准进饮食,当然痛苦不堪。大约过五六天,古拉就来启捻子了,他把插入伤口的药捻子起出,如果立即放小便,那才算功德圆满捡回一条小命,否则尿道幽闭,十之八九,难以活命。据说阉割太监,每年只举行一次,从七月初一开始,每天不过三至五人,到了七月三十晚上一烧地藏王菩萨夜香,就要截止;再有人想当太监的话,只有明年再说啦。
清朝自入关定鼎,最初一些大监也想沿袭前明司礼太监秉笔太监的歪风旧例,事无大小,准许太监上折言事。当顺治登基大典,第一次颁诏,赐筵廷臣,就有内监,随班叩拜。那时有位给事中郝杰参奏了一本。随即有了上谕:“自古刑余宦寺,仅供洒扫使令,嗣后严禁具奏言事,朝贺大典,内监更不得人班行礼。”所以有清一代的太监,无论上边如何宠信,也没敢专折奏事的。
可是有一例外,就是太监临终,准其具折申请复礼归葬。这类折子向例皇上批,一律送请皇后裁示,究竟是何时何人立下的规矩,因为年代久远,也就无从究诘了。复体获准,就由死者家属凭批向怀安堂领回,连同木匣,一齐附葬。北平故老传说,如果死去的太监,没能以残具附葬,来生必定是一个乾纲不振的雌男子,不会生男育女的。这种鬼话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
在故宫中左门箭亭南边,有一座极不起眼儿的三间小屋,围在一个小小院落里,太监们称之为怀安堂,既无匾额,又没标志,那就是太监们收藏残体的所在。堂屋正中设着两座牌位,后大前小,后座供的是大势至尊王菩萨,前座供的是史晨大师。究竟史晨大师是何方神圣,管香火的老太监,只说是祖师爷,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四周墙壁,都嵌有木雕长方小格,整齐划一,有如台湾各寺院供养的长生禄位牌的格局,一灯如豆,光线晦暗阴森难耐,谁也不愿在屋里多事浏览。
民国二十三年春天,笔者陪着几位南方朋友去逛故宫,出了中左门居然无意中摸到了所谓怀安堂,院里树影萧萧,惊鸦磔磔,令人不禁有萧瑟之感,同时也想到几千年的刑余阉宦,算是随着君主皇权也一同埋葬了。
自从来台之后,在屏东偶然间发现两个有异常人的老人,虽然身躯伟岸,可是唇口不荣,毫无胡须,满脸皱纹,跟老太婆一样,声音笑貌,完全女性化。当时断定他们可能是两个太监,后来经由荣家主人岳峙兄证实,他们果然是以荣民身份,在荣家就养的。
在民国十一二年上海犹太富商哈同跟他夫人罗迪陵花甲双庆,到北平避寿,忽发奇想,在北平征集了十几名内廷或各王府的太监,带回上海爱俪园担任饮宴、洒扫、芮花、养鱼的工作,这两个太监就是爱俪国易主,辗转随军来台仅存的两个古董人物了。
关于太监的传说非常之多,俗有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传说,_说是恐怕手术不佳,没能除根,所以每隔三年必须察验一次,看看是否有凸肉长出,长则再割。《灵枢五音·五味篇》记载着:“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宗筋既去,岂有再生肉芽之理。至于太监娶妻,不但明朝黄瑜著的《双槐岁钞》“椓人妻”一条记载“宣德中赐太监陈芜两夫人”,太监有夫人,不但是正大光明,出诸皇帝赏赐,而且一赏就是两位。
以笔者所知太监娶妇,倒是确有其事,当年在北平合下紧邻小门赵家(后改华兴公寓),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告老太监,不但娶有太监大奶奶,还有若干谊子、谊女、丫环、厨子一大群。太监大奶奶有时站在门口跟舍下女仆闲聊天。据说自幼净身,是尚未发育的儿童,一扫而光,自然性欲全无倒老富而多金,总觉空虚寂寞,成家立业无非享点家庭温暖,娶个家室,也无非操持家务浆洗、缝缀而已。至于传说太监近女,每每平掐口啮,汗出方止,变态发泄。半路出家的,或许有此可能,实际就不清楚了。
另外查慎行的《人海记》记载,《周后田妃》文里有一段曰:
帝每日召田贵妃,妃例御凤舆,由小太监异之而来,是日异者 改为宫婢。上问故,日:“小太监多恣肆无状。”叩其实,日:“坤宁宫(周后所居)太监狎宫婢,故远之耳。”上色动而搜其处,获得狎具,盖宫婢各有太监为腻侣,所谓“对儿”又名“对食”。上骤怒,立遣诸小太监,中宫因怼恨成疾,呕血。有老宫人日:“田妃宫中,独无对几乎,亦可搜之。”已而果然,上疑始释……
由以上这段记载来看,当年后宫太监跟宫女的风流韵事是层出不穷的。不过依据晚清几位历任内务府大臣奎俊、世续、耆龄他们,都认为晚清的后宫,比前朝干净多了。太监跟宫女的对食,因为及龄宫婢随时遣嫁出宫办法,加上关防严密,不时搜查,虽然不敢说弊绝风清,可是这种传说,到了清朝可就少而又少啦。
又有人说,北平城里另外有一种太监专用的澡堂子开设,可能那是揣测之词,这件事笔者曾经跟故都父老打听过,谁也不知道太监澡堂子开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可见那是想当然耳,其实未必有之吧。倒是民国初年时常看见袍子马树,足登假靴穿戴整齐的人,匆匆走进官厕先找墙角从靴筒子里掏出一双竹筒,撩衣就墙角小解的,这就是太监了。太监入厕尚且是入男厕,要是太监有专澡堂子,他们又
岂肯裸露下体,给擦背修脚的看?
去年有一件来自新加坡的电讯说,新加坡正在考虑立例,对屡次做出强奸行为的犯罪分子,处以宫刑,作为惩处。不过依据古代罗马人阉割方法去做,还是照当年埃及僧侣阉割奴隶所用的阉割术执行,两者何种为是,尚在犹疑不决。将来如果此案真能通过立法程序,岂不是又有摩登太监在亚洲出现了吗?
闲话太监
也谈痰盂
前两天梁实秋教授在本刊写了一篇《痰盂》,把我五十年的陈痰也勾起来了。痰盂究竟是什么朝代产物,一时考证不出来,总之其源甚古就是了。
当年在内地,无论大宅小户,凡是来客起坐的地方总有一只或一对痰盂,以供客人痰嗽或磕烟灰之用。冠冕人家大厅正中炕床之前,一对二尺多高白铜痰桶是不可少的用具,也可以说是摆设,少了它好像短点什么似的,至于卧房书室也少不了有一只或一对放在适当的地方来供使用。
无论中外,不分古今,人皆有疾,不过吐的方法不同而已。洋人表示礼貌,把粘痰吐在纸中,团把团把塞在口袋里,窥便扔到垃圾箱里去,虽然未可厚非,可是吐在手帕里归遗细君,不但不人道,而且想起来也恶心。当年福开森曾经说过:“中国人用痰盅吐痰实在高明,如果怕不卫生痰盂里洒点消毒药水,再加上个盖子,岂不是尽善尽美了吗?”后来北平有些洋机关,真的照样如仪,尼克松、毛泽东在居仁堂会谈照片上,在二人中间赫然矗立一只古色古香的痰盂呢。
内地豪富之家,客厅里一对银光晃耀的白铜痰盂,是必不可少的点缀品外,极普遍的也有一对蓝边白搪瓷的摆着。至于彩色花纹,粗细高矮形式不同的搪瓷痰盂所在多有,大半俗不可耐。只有一次笔者行经骡马市大街,遇上一档子运嫁妆行列。其中有一台上用粉红绸子绑着一对搪瓷痰盂,大红颜色,一面是捻金的双喜字,一面画的是麒麟送子,彩色柔丽,是笔者所见搪瓷痰盂里最出色的一对了,此后就从没见过那样工细鲜艳的搪瓷货。
当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公使馆客厅,有一只白地青花古朴苍浑的瓷痰盂,放在条案正中,上面插着雀翎潮扇,显然他是把痰盂摆在那里当花瓶来用了。那个痰盂底部既无款识,更无图记,据朱尔典公使说,他是从地安门大街一个小古坑铺买来的。经过对瓷器有研究的名家鉴定,是前明大内皇帝御用品,因为痰盂放在地上供吐痰,属于一种秽器,不敢烧上年号,以免有污圣德。所说不知是否属实,不过当年逛故宫,确实没见过有痰盂陈列,是否因为痰盂与溺器同列为秽器,未能列入展览之林,不知道现在外双溪故宫所藏器皿中有痰盂一项否?
梁教授还谈到了一种小型痰盂,放在枕边座右,无倾覆之虞,有随侍之效,舍间管这种精巧小痰盂叫唾壶。北平有一家专烧景泰蓝的专业作坊叫老天利,自产自销色泽深厚,镶嵌累然。他家有一对景泰蓝唾壶,通体纯蓝用金银镶嵌的百寿图,铜丝颜料跟胎骨熔合无间,雕剔磨光,大家都断为明景泰年间高手制品,店主也轻易不肯示人。抗战军兴,北平沦陷,老天利、中兴两家一些景泰蓝精品,也都被日军巧取豪夺据为己有,那对真正明朝景泰蓝百寿图图案的唾壶,被华北驻屯军嘱托得去,当然这对珍品最后变成日本“皇军”胜利品啦。
舍亲刘世衍安徽贵池人,清末做过一任度支部右参议,后来以逊清遗老自居,终其身不剪辫子,就是他的少君公鲁,在上海出人歌台舞榭,也是拖着一条大辫子,怡然自得。此老有一病好,喜欢搜集小型唾壶,奇矞敻绝,无美不备。大概他收藏的有百余只之多,镶金嵌玉,螺钿剔红,历代名瓷,都不算稀奇。他有三四十只欧洲各国制的细瓷唾壶,风景人物,走兽飞禽,敷彩镂花,绚艳悦目,派有一伶俐书童专任洗涤拂拭。每晚睡前选出五只,用裱心纸卷成纸个垫在壶内,次日沾污再行洗换。令人疑惑不解者,是欧美人士有痰物吐人手纸手帕,从没见过他们使用大小痰盂,刘府何来若干技巧横出瓷制唾壶呢!令人难以猜透。
近十余年来台湾房屋建筑格局式样,日新月异,客厅书室起居间,已经没有安放痰盂适当位置。搁在哪个壁角墙根都不顺眼,何况市面上各大百货公司已少痰盂出售,乡镇市廛偶或有售,也都粗劣不堪,难登大雅之堂。好在笔者从小养成不吐痰习惯,碰上伤风感冒,多去两次卫生间,问题也可解决。痰盂!痰盂!再过十年八年恐怕已经成为历史上名词了。
也谈痰盂
忆唐鲁孙先生
高阳
民国以来,谈掌故的巨擘,当推徐氏凌霄、一士昆仲,但专读燕京的遗闻轶事、风土人情者则必以震钧的《天咫偶闻》为之冠。震钧是满洲人,姓瓜尔佳氏,字在廷,号涉江道人,生于清末,殁于民初。以他的其他著作,如《两汉三国学案》《钩沉》等书来看,他不仅是“八旗才子”,实为“八旗学人”。
去世三年的唐鲁孙先生,跟震钧一样,出身于满洲的“八大贵族”,她他他拉氏,录属镶红旗。他家跟汉人的渊源甚深,曾祖长善,字乐初,曾官广东将军。两子一名志锐,字伯愚,一名志钧,字仲鲁。由“鲁孙”之名,可以想见他是志钧的文孙。
长善风雅好文,性喜奖掖后进,服官广州时,招文廷式、梁鼎芬与其两人共读,后来都成了翰林,而且都是翁同龠禾的门生。长善之弟长叙,官至刑部侍郎,其两女并选入宫,即为瑾妃、珍妃,为鲁孙的祖姑。鲁孙早年,常随亲长入官“会亲”,所以他记胜国遗闻,非道听途说者可比。
鲁孙有二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他的母亲为曾任河南巡抚、河道总督、闽浙总督的李鹤年之女。李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翰林,服官颇有政声,且精于风鉴。识拔宋庆、张曜,在恬不知耻的后期“淮军”之外,允称名将。
因此,唐鲁孙先生能有以燕京种种切切为主的,这一套十二册的全集,与震钧的《天咫偶闻》先后媲美,真可谓由来有自。鲁孙赋性开朗,虚衷服善,平生足迹遍海内,交游极广,且经历过多种事业;以他的博闻强识、善体物情,晚年追叙其一生多彩多姿的阅历及生活趣味,言人所示曾言,道人所不能道,十年之间,成就非凡。尤其是这份成就,出于退休的余年,文名成于古稀以后,可谓异数,鲁孙亦足以自豪了。
由于我在八旗制度上下过功夫,亦嗜口腹之欲,鲁孙生前许我为可与言者之一。订交以来,数共邀宴,每每接座,把杯倾谈,不觉醺然,以乐何可再得?鲁孙全集共十二册,其中许多篇曾在《联合报》副刊刊载;我常到此写稿,近水楼台,每先快睹。如今重读,亦如“黄公酒垆”,不胜“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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