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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故乡-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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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学代理人卡奈特写信说：这部小说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是千万个英国青年人的悲剧……旧的儿子——情人的名字是俄底蒲斯。而现今这样的人却成千上万。”
《儿子与情人》的完成对劳伦斯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心理治疗过程；对他的不少同时代人来说，阅读这部小说也是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劳伦斯通过文学的揭示，释放了自己的心理郁结，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从此告别了自己的“恋母情结”，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在创作上，他也就此告别了一个阶段——写实主义，开始了现代主义阶段。
1912年，劳伦斯向故乡和青少年时代彻底告别。这年他26岁。
但我们会发现，这26年与故乡血肉相连、刻骨铭心的生活是他丰沛的创作源泉，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在伦敦偃蹇还是浪迹澳洲和美洲，他似乎更多的时间里是在反思这26年的生活对自己的意义，通过文学作品挖掘和表现这种意义，最终导致更高层次上的复归——通过那五部长篇，一系列中短篇和戏剧，还有部分散文和诗歌。由此我们发现，作为一个作家，这26年的生死爱恨和彻底离别后的反观，是劳伦斯成功的两个关键。没有与故乡血肉相连的体验和对故乡切肤的情仇，劳伦斯就不是劳伦斯；而离开后如果不是将故乡作为自己的文学源泉，劳伦斯也不能成为劳伦斯。
有一点颇值得注意的是：劳伦斯像乔伊斯一样在青年时代是痛恨自己的故乡并要逃离之，他们都成功地摆脱了故乡的阴影，远走异国他乡。劳伦斯几乎一直在南欧和美洲流浪；乔伊斯则离开了故乡爱尔兰。但他们最终是靠写自己的故乡生活而彪炳文学史。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感叹道：“一个人的灵魂在故国诞生后，会有各种网把它网住，让它不得逃离。”这些网主要是国籍，语言和宗教。作为艺术家，逃离是为了回归。劳伦斯和乔伊斯都是“回归”并成功的典型例子。而劳伦斯的回归最终显得更加浪漫和伤感，对故乡发出了“心灵的故乡”的呼唤！
故乡，他的根深深地扎在那里的泥土里，即使远走他乡，那根须依旧在故乡的泥土里伸延，在故乡的大地上发芽抽枝，开花结果。这些灵魂之树，心灵之花，以自己固有的语言召唤着劳伦斯，像欲望拖曳着他灵魂的双腿转向故乡，唱出不朽的歌谣。这就是故乡的魔力：无论是恨还是爱，还是爱恨交织，它特有的节奏锁定在了他的心律中，驱使着他不得不把心目永久地投向它，情不自禁地呢喃：这是我的，我心灵的故乡！
在《儿子与情人》中，它是贝斯特伍德，《白孔雀》中它是伊伯维契，《亚伦之笛》、《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它是贝多弗，在《迷途女》中它是伍德豪斯，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里（特别是后者里）它和附近的乡村分别是贝多弗和威利·格林，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它是特瓦萧。
他发现山坡上的城市并没有向四周蔓延，而似乎被矿工住宅区边上的街道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方块，这令他想起耶路撒冷。（《恋爱中的女人》第十九章）
远处，贝多弗闪烁着微黄的灯光，万家灯火在那面山坡上铺出一条灯的光带。但他和她则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行走着。（《恋爱中的女人》第二十四章）
我走在伊斯特伍德，重新体验着14年前一字一句翻译过的劳伦斯对这小镇的描述，身临其境，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晚上走在镇外的黑暗中，眺望山上小镇那片银河星海时，那种归乡的渴望会油然而生。劳伦斯满心里为爱的甜蜜所充盈着从杰茜家回来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看到的就是这同样的万家灯火，这幅景色90年来依然没变。因为小镇的边界没有扩大，没有盖高楼大厦，连街道格局还是旧的。我正走在从杰茜家通往小镇的那条乡村小路上。这样百年不变的乡景是多么迷人，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故乡该是多么幸福。我想到了在现代化的车轮下被碾得体无完肤的我的故乡古城，想到了我曾经去过的不少南方的和北方的古老小镇子，它们都消失在了水泥钢筋筑成的丑陋之下。
伊斯特伍德的人着实令我羡慕。
第一章 伊斯特伍德故乡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1926年秋天，劳伦斯拖着病弱的身体最后一次回老家看看，此前一年他已经查出肺结核三期，医生通知弗里达：劳伦斯只有两年的生命了。死刑早已宣判，按照医生的预言，此时的劳伦斯应该只有一年的生命期了。他无论如何要趁自己还能走路的时候回故乡告别。
按说这样的诀别应该是充满伤感、一步三回头的，但劳伦斯似乎真的是“视死如归”，没有半点伤感。他就像平日串门一样，不期而至来到他精神的父亲霍普金家，随随便便地寒暄一声：“嘿，威利，跟我去溜达一圈吧。”
这一溜达就是绕伊斯特伍德城乡一周，重温了劳伦斯青少年时代在此地的足迹和生活轨迹。故乡14年的变迁，比他自己的“死刑”还令他伤感：城市一片混乱，山乡一片凋敝，劳资关系紧张，贫富差别拉大，大罢工使故乡死气沉沉。劳伦斯预感到会有一场革命，那将是“一把尖刀刺穿我的英格兰腹部”。
他离开故乡后写的随笔《还乡》，是这次伤感旅行的真实写照。他回忆起儿时矿工们早晨兴高采烈地下井，下午激动地上来回家，星期六在足球场上热情地大叫着比赛的情景。相比之下，现在的场景是：满街的警察和满街的工人纠察队对峙，矿工们脸色煞白地“或蹲，或靠，或站，默默地聚在一起，苍白的脸上露出某种必败的神情，如同在地狱中一般”。
劳伦斯不懂政治经济学，不懂什么叫经济规律或资本杠杆调节，更不懂什么宏观调控，什么经济软着陆硬着陆之类，他只懂得：这种死气是违反人性的，这种凋敝是人性堕落的外化。他凭着道德的判断认为：“举凡活生生的、开放的和活跃的东西，皆好。举凡造成惰性、呆板和消沉的东西，皆坏。这是道德的实质。”而眼前这种对生命和美的摧残令他感到巨大的伤痛：
他们（矿工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伤痛和一种沉重，与我一样。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看见他们，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他们是唯一令我深深感动的人，我感到自己与他们命运交关。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家’。我退缩着离开他们，但对他们万分依恋。
这一圈长长的溜达，竟然激发了一部让他名垂青史也让他名誉扫地的名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山乡的凋残，人性的堕落，有产者的贪欲阴冷，无产者的萎靡无奈，成了小说的基本底色。但在这个底色上，小说奏响了人性美的复归之昂扬的旋律：“我们所处的本就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但我们断然拒绝悲剧地认命。”于是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找自然的怨妇注入了崭新的生命。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体验着自然纯朴的爱情，体验着创造的神奇。浪漫而美丽，不乏乌托邦色彩，这简直是一部成人的童话。小说字里行间荡漾着的生命气息，幻化成废墟上人性的希望祥云，富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在于它童话般的真实性。现实的底色，童话的意境，性的升华。在这个文本之内，劳伦斯营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我想这是一种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面对他无法把握的现实，劳伦斯只有乞灵于道德和艺术，甚至于非道德，以此来达到对现实形而上的把握。于是劳伦斯选择了性。劳伦斯研究专家理查德·奥尔丁顿说过，这本书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说，因为它其实是“关于性的说教……是一种‘精神恋爱’”。中国文豪林语堂早在1930年代就指出，劳伦斯的性描写别有一番旨趣：“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这真是一种林语堂式的“会心之顷”的顿悟。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作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严肃的事情。”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当然仅仅把一部小说的灵感归咎于一次散步是浅薄和庸俗的。但我们必须承认，作品的酝酿如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则不是水到渠成，而需要某种契机的激化，这个契机往往是突发性的。因此我们不妨把劳伦斯最后的还乡看成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分娩契机更为合适。
而从根本上说，劳伦斯是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内写不出力作的。从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他的长篇小说似乎不见力作。《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难为圈内人士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为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而他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根本关切。他的写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这来源于他对长篇小说的本能认知。1925年查出肺结核三期时，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一年后的故乡之行，果然激发了一部长篇，它将劳伦斯送入坟墓，成为他的封笔之作，也使劳伦斯永生——后人谈到劳伦斯，哪个首先想到的不是这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呢？
第二章 走进心灵的山水布林斯里的黑精灵
劳伦斯1926年那封信中称之为“心灵的乡村”的地方，是与伊斯特伍德镇一水之隔的镇北面那一片乡村，他的父兄在那里的井下挖煤挣生活，他的初恋情人杰茜一家住在山后风光旖旎的海格斯农场，那里还有矿主巴伯家的花园别墅，有烟波浩淼的莫格林水库，墨绿的安斯里山林。这一切成为小伯特的另一个广阔世界，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背景空间：《白孔雀》的故事全部发生在这山林湖畔，《儿子与情人》伤感的爱情故事在这里的乡村和城镇之间穿梭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劳伦斯和杰茜初恋时来往的记录，《恋爱中的女人》则几乎囊括了这里的一切风物并向伦敦和欧洲辐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里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在这片森林里上演，还有不少不朽的中短篇故事和话剧以此为背景展开，早期的诗歌更是对这里田园风光的礼赞。没有这一片风景，没有杰茜，劳伦斯的创作就会是另一番情形，甚至他能不能在写作上成功都会成为疑问，尽管他是个文学天才。天才只是一种资质，是优良的种子，缺了合适的土壤、温度、湿度和养分，或溺毙胎中或中途夭折，甚至不如普通的种子更具适应能力。许多白痴都被证明是某一方面的天才。这正如劳伦斯的妻子弗里达对劳伦斯的评价：“天知道，他是一个白痴，不成熟，可他十分真诚，真诚到不讲人情世故的地步，他就这份脾性。”
而镇东南3英里处的考索村，是长篇佳构《虹》的背景地，是劳伦斯与德国女人弗里达私奔前未婚妻露易·布罗斯的家乡，那里也早已成为“劳伦斯故乡”的一部分。劳伦斯私奔前与家乡的三个女人过从甚密，与其中两个即杰茜和爱丽丝有染，和露易订了婚后断情。这三个女人分别是他小说的原型，前两个在《儿子与情人》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后者则成为《虹》中的女主角。这是一片滋润了劳伦斯文学的土地。
布林斯里的黑精灵
我父亲一直在布林斯里矿干活，总是在早晨四五点钟起床，黎明时分就出门穿过田野去康尼·格雷上班，一路上在草丛中采些蘑菇，捕一只怯懦的野兔，晚上下班时揣在工作服中带回家来。
劳伦斯《诺丁汉矿乡杂记》
布林斯里，我就要来到布林斯里，这里是那些钻进地下挖煤的黑精灵们出没的地方，是劳伦斯的父辈养家糊口的源泉，亦是造就劳伦斯灵魂的炼狱与课堂。没有布林斯里，没有这些黑精灵们的生活和抗争，就没有《儿子与情人》等一系列彪炳文学史的杰作。这片广阔的矿区，孕育着真正的“地之灵”，一代代人浑浑噩噩地从这里走过，在这里生生死死，没有感到这里的丑陋，更没有感到这里的美丽，他们活得实在，死得踏实，但他们没有获得这里的艺术灵气。而这里的灵气最终让一个备受苦难的矿工儿子吸收了去，化作最富人性的文字，成为这里人们心灵的记录。这个矿工的儿子真该说是文学的圣子了，这里就是一代文学巨匠的伯利恒。文学的上帝就在这里的上空：在云柱与火柱之间。
《儿子与情人》中矿工的儿子保罗劳伦斯的化身）和情人克拉拉一起走在矿区，克拉拉惋惜地说，如果这里没有这些矿井该是多么美丽。保罗反驳说：“不，我可是喜欢这里一座那里一座的矿井。我喜欢这一列列的货车，这些车头箱，喜欢白天的煤烟和夜晚的灯光。小时候，我就以为矿井就是白天有云柱和夜晚有火柱的地方，那里冒着烟，亮着灯，出车台上燃着火，它让我觉得主就在矿井口上呢。”这里暗喻《圣经》中所说上帝在云柱与火柱之间行走。
劳伦斯以自己切肤的体悟和艺术敏感赋予井下生活一种温馨的人性美：“井下的工人像一家人那样干活，他们之间几乎赤诚相见，亲密无间。井下的黑暗和矿坑的遥远以及不断的危险使他们之间肉体上、本能上和直觉上的接触十分密切，几乎如同身贴身一样，其感触真实而强烈……每想起童年，都觉得似乎总有一种内在的黑暗在闪光，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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