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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故乡-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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椤６�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极“左”路线，仍阻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如此以来，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60－70年。而我正是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译者青黄不接的80年代开始研究翻译劳伦斯的，居然成为其首译者之一。为此我深深感到我完全是灾难和历史错误的受益者，否则根本轮不到我来翻译劳伦斯，更轮不到我来写什么劳伦斯故乡纪行，他甚至在我出生的60年代就该在中国家喻户晓了，早该有无数个中国学者来踏访劳伦斯故乡并写出无数本远比拙作立意高远、文笔精当的专著了。那正是劳伦斯在全世界真正走红的年代——1960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终于在英国被解禁，一时洛阳纸贵，伦敦街头人们排起长队购买这本禁止发行三十年的小说（我有幸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珍贵的历史镜头），劳伦斯研究开始成为最新学科。而那一年我刚刚在饥荒中出生。
面对不幸的历史，我无言，我甚至不敢感谢，不敢说自己幸运——这样的幸运是建立在几代人的不幸之上的！我只能暗自庆幸，庆幸祖国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于是我能翻译劳伦斯，能倘佯在他的故乡，能在他的故乡写中国第一本这样的书，我常感到我的指尖敲打出的文字不全是我的，有许多前辈在和我一起写。
翻译劳伦斯，对我的写作肯定有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对语言的锤炼打磨则有着直接的意义。退而结网数年，从1992年到1997年，我一边翻译劳伦斯，一边写作，五年间不仅出版了劳伦斯译文，还出版了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成为两栖人。
在我写不出作品的时候，劳伦斯的作品给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只要我翻译劳伦斯，我的文学生命就不会枯竭。我曾经写文章说：有劳伦斯支撑我，我感到自己有了两条命。
在剑桥浸润过的著名作家萧乾生前对这第二条命的轻视使我惊讶：他和夫人文洁若的合译《尤利西斯》出版后曾引起轰动，我为此特去拍一个电视专题片。但不曾想到他老人家对此竟是那样轻描淡写：《尤利西斯》并非其所爱，翻译对他来说压根儿不重要，他不过是帮助夫人完成任务——出版社请他翻译，他敬谢不敏，但之后出版社说服了文洁若接受稿约，他便没了退路，义不容辞。他说“反右”后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利用自己的外语专长搞翻译，聊作文学。能发表作品后，他就不愿翻译了。他并不在意自己翻译家的身份，因为这对他只是权宜之计。赵萝蕤先生生前接受我采访，抑扬顿挫地说：萧乾的《尤利西斯》归功于“他首先是一个作家”。赵萝蕤青年时代以诗人身份翻译《荒原》声誉鹊起，耄耋之年又以翻译惠特曼诗集再度辉煌。但她和萧乾一样轻视翻译，认为那不过是技巧和学问的应用，有水平和机会就可为之，比不得创作。她所有准备发表的诗稿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野蛮地付之一炬，她的创作激情被彻底熄灭了。
萧、赵两位文学大师历尽坎坷，创作生命惨遭人为戕害，数度中断，无奈之下以副代主排遣闲愁，在外人看来辉煌显赫，其内心愁苦少有人解。在终极意义上说，这种不得已的辉煌反倒成了对那个非人时代的残酷注解。
但翻译占去了他们生命的大量时光，他们为中国读者奉献出了无数外国大师名著的译本。这条生命副线曾几度成为他们生命的主线。他们的经历令我感慨，当一个两栖人是多么幸福！你有两条命。
小生惭愧，天分不足，能抓住翻译这根救命稻草已属幸运之至。
劳伦斯，劳伦斯的英国，劳伦斯的诺丁汉和伊斯特伍德，是我的另一条命。这就是他们之于我的意义。说感谢甚至过于轻浮——你怎能感谢你的命？惟一要做的是善待自己的命，遵从命的引领。我写这部纪行，不是猎奇的游记，而是一段生命的体验之记录。它将我与英国的天空土地和人文精神血肉交融。而这种体验与交融都是因为自己浸淫于劳伦斯作品多年的缘故。
在诺丁汉研究写作的每一刻，我都强烈地感到：虽然和发达国家来的访问学者比，我住在亚非人集中的中低层住宅区街道上显得“掉价”（相当于劳伦斯家乡的工人住宅区），但这已经是我们尚不富裕的国家的奖学金能给我提供的最好条件了，我只有感激。另一方面，这种际遇又似乎是无心插柳，让我得以生活在英国的草根之中体验英国世俗的一面，不仅加深了对劳伦斯作品的理解，还帮助我以自己的亲历写出了另一本纪实性的英国社会观察录。
这一年，我以我的学术追求不辱使命。这所大学的人听说我翻译了劳伦斯的三部长篇，两部散文，两部中短篇和一部传记，都发出惊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出版了吗？我回答：当然，一版再版。在这之前他们不相信中国有人能懂劳伦斯，不相信中国的出版社会出版劳伦斯那么多的作品，更不相信中国会有那么众多的劳伦斯读者。我在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在诺丁汉研究写作的每一刻，我还强烈地感到：这一年我过得有多么奢侈：虽然奖学金有限，不能像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那样住公寓，开着私车随心所欲地在欧洲旅游，但我仍感到奢侈——时间。我深深懂得，在我的祖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人心惘惘，头上悬着“下岗”这把达莫克利斯之剑。而我却能在英国享受着如此清新的空气和净洁的雨水，如此悠闲地研究写作，没有衣食之忧和回国后失业之忧。我可以自豪地向那些发达国家的同行宣布：我在写一本劳伦斯故乡纪行，同时在写一本英伦观察录，记述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眼中的英国2000—2001年，还在构思一本以诺丁汉和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笔紧凑的奖学金让我感到很富有，这就是我在英国住在中下层住宅区里的由衷感受，因为它给了我从事创作的黄金机会，这一年是我写作上最“出活”的一年。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奖学金，当然更得益于我供职的单位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对我的派出于2000年至2001年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进修英语和传媒，该项奖学金包括旅费、生活费和学费。在诺丁汉大学期间旁听了英语系、电影研究所和政治系的部分课程，包括英语系劳伦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一年的课程，旁听了其每月一次的博士论文审听会。劳伦斯中心的课程和活动对我最终完成此书有直接的影响。约翰·沃森（Ｊｏｈｎ Ｗｏｒｔｈｅｎ）教授在繁忙的教学与研究中定期抽出时间专门解答我的问题，全然把我视为他的编外学生。沃森教授亲自带领我寻访一般人不曾知晓的劳伦斯的第五个家和霍普金的旧居，让我“发现”了伊斯特伍德的另一个生活场景，从而引导我写出了本书的第12节。本文成书之前部分章节承蒙《文汇报》、《世界文学》、《译林》和《长城》等报刊刊载。
2001年8—9月获美国纽约莱迪格国际写作之家Ｌｅｄｉｇ Ｈｏ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Ｃｏｌｏｎｙ 邀请为客居作者，在写作小说之余修改完成了本书中的部分章节。
愿借此机会向以上单位和沃森教授致谢！
黑马
英国诺丁汉
诺伍德街8号——温彭街63号
2000年11月—2001年7月
美国纽约莱迪格国际写作之家
2001年8月底—9月底
北京法源寺西里
2001年圣诞节之夜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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