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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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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高兴学生听他讲课。他在延安讲课，江青总是专心地听，仔细地作笔记，而且她专门练就的那一笔狂草，也模仿毛泽东。后来我把江青的字与毛泽东的字迹相对照，感到的确颇有相似之处。哪里知道，人家早就起了这个心呢！但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则对江青毫无好感。早在建国之初，我在西南局新华日报工作，就听一些老同志骂江青，还说元帅、将军们早就有意见，了解主要对象说她不配……当然，到“文化大革命”时，人们只有把骂埋到心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用煽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来诋毁分配上有差别的政策，并以此为来攻击和陷害大批革命老干部，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高级民主人士。她把在生活资料分配上的差别，骂为搞“特权”、“特殊化”、“反革命修正主义”。而在实际生活上，她却是真正在大搞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特权、特殊化，十分腐朽。在北京，单她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钓鱼台一幢楼房，颐和园一处小院。还把旧中国封建军阀、官僚买办也不敢据为己有，解放后一直为人民群众游玩的场所——北海公园——关闭，供她个人跑马、游乐、享用。她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群众在旧社会的苦难、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动”、“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凭空提出建国后十七年存在一条“不写正确路线、尽写错误路线”的文艺黑线。把许多写红军、解放军、地下革命斗争的作品打入另册，诬陷作者、导演、演员、层层经手和审稿的同志是“黑线”，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淫秽、黄色的影片、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她在政治需要上拉拢的人们的荒淫无耻的需求。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几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着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边嬉戏，丑态百出。
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有一年春节，江青对她的秘书、护士、警卫人员说：“今晚我请客，你们到食堂去把自己的那份饺子皮、饺子馅打来，在我这里做，大家过年，我出火。”人们不得不按她说的办，但在场的人们后来说没有一人过得愉快。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一回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在青岛吃的雪里蕻味道鲜美，就叫大师傅给她买。大师傅买了，用香油味精拌好放在桌上，她只夹了一筷子，却硬说这个雪里蕻，不如她当大车店老板闺女吃的那个雪里蕻味道好，用筷子头使劲把盘子一戳，生气地说：“我不出钱，这个钱不准记在我的账上！”结果还是大师傅掏钱结的账。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析，当然江青也不是在乎这几分钱，她就是要在人前逞霸道，耍权威，以折磨他人为乐事。所以毛泽东曾经多次骂她是个“流氓”，是“女流氓”，是“政治流氓”。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忍气吞声地在她那里工作的。江青不仅没日没夜地无理训斥他们，谩骂他们，甚至殴打他们。她诬蔑护士小周给她拿的药不对，就硬给人家加上一顶“特务”的帽子，扬言非把小周送入大牢不可。此事竟然闹到周恩来处，周总理想尽办法把小周保下来，送到了别的工作岗位。江青自己享受着高级待遇，享受“特供”。她起个意，张张嘴，就可以搞公款宴请。但她却说她的钱不够用。
毛主席写了大量著作，按照规定，这些著作的稿费，是属于老人家自己支配的。但毛主席一生简朴，平时两菜一汤，一个豆豉红椒，顶多加个芷菇红烧肉。他把稿费放在中央办公厅，由他批准支出。他曾用它来资助亲友，偿还因留法勤工俭学同志欠下的“人情债”。江青瞅准了毛主席的这笔稿费，向毛主席要。主席同意了，让她写张领条。她写了十三万，主席没同意，只批了五万，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江青却嫌少，生气不领。毛主席说，不要就不要，摆在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毛主席的稿费一度交由二办保管，我们都亲自看过这个申领十三万而主席只批五万的条子。原来她对毛主席，就是这么个态度。江青，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她搞投机，到延安后，以追随进步、追随革命的假相，获取了暴利；但骨子里还是那些最丑恶的品质，一碰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她就要出来兴妖作怪了。她野心很大，“文化大革命”中，她到处煽风点火时，就经常利用她攫取的特殊地位，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在会见干部群众时，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毛泽东说：“你不能代表我，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就是针对这个而言的。）江青到处招摇撞骗，还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鼓吹汉承秦制，吕继汉统。
实际上，她这是意欲步其后尘，跑出来抢位抢权，为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封建女皇制造舆论。她心毒手狠，凡认为妨碍她的，不管过去的、当前的，或者以前是她的亲爱者而今天反目的，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她善于拉帮结派，只要有利于她，哪怕明知道这个人有罪恶的历史或品质恶劣、流氓行为，她也讨好，笼络，与其紧密勾结在一起，共同为非作歹。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来是她的合作者，一看不行了，就用“是我亲自把他们端出来”的丑态表功，把对方打入地狱。而对她所能利用的对象，只要还可为其所用，就举行宴会，了解主要对象请他们看“内部电影”，以达成结伙的目的。她脸厚心黑，惯于当面说谎，当众造谣，撒泼放刁，反咬一口。明明是她干的坏事，她却嫁祸于人，对之施行镇压。甚至在隔离审查当中，她当面说过的话，马上就可以赌咒发誓地进行抵赖，矢口否认。她深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选拔出来审查她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培育多年的干部，对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是有相当认识的，对毛泽东本人，是有深厚感情的。她为了逃脱当前的不利处境，以备来日之图谋，竟几次低声下气地提出：“你们打狗么，也要看看主人嘛！”企图摆脱审查者对她的错误和罪行的追询。以后在国家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她的时候，审判长在宣判：“江青，判处死刑……”时停顿了一下，把她吓瘫了，而当审判长继续宣判：“缓期执行二年，以观后效”时，她松了一口气，又跳了起来。她对在隔离审查时看管她的管理干部说：“我大概一辈子都要住在这里了，以后这里的一切，就要听我的安排……”她是想在毛泽东说过的工厂要以工人为主，学校要以学生为主之外，另立一条，一口咬定隔离审查机关也要以被隔离审查的对象为主。她成为隔离审查的对象，竟然还想主宰这里的一切，活脱脱儿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这就是我们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对象。
张春桥是一个具有老牌国民党特务劣迹的人。早在1932年，他在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时，就一方面伪装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另一方面，暗地里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密告了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使这几个学生被开除了学籍。程鸣汉在逮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后，被国民党判了无期徒刑，死于狱中。1935年张春桥到上海，也是立即与捧江青出名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相勾搭的。他办刊物，写文章，领崔万秋发的津贴，并在1936年3月15日化名狄克，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攻击鲁迅。1937年，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组织下，通过复兴社另一个特务赵福成（君弼）的掩护，在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的老婆叫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一方面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另一方面却利用他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由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又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许多丑事，出于这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原因，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江青、张春桥之间的勾结，是一种什么样的勾结。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又受到了一些什么人的摆布和利用。
第三章了解主要对象（2）
在司法机关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时，有的人看见张春桥拒不回答特别法庭的讯问，气愤地骂：“真顽固透顶”，“真是十恶不赦！”但是，也有个别人受到“土匪挺着胸被砍头也是一条好汉”的流氓意识的影响，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良莠，不分敌我地说：“张春桥毕竟还是有傲骨的！”前者是义愤，后者属荒唐，然而都是以偏概全，并不了解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事实上，张春桥被抓起来以后，对当时审讯他的人，是交待过重大问题的。早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就借口风庆轮问题，在政治局闹事。事实是，我方制造的一艘风庆轮，在远航欧洲当中，发生了严重故障。按照国际惯例，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的。风庆轮这么做了，但在国际救援尚未到来之前，轮船又修好了，开了回来。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江青集团却利用风庆轮发出过请求支援的信号，就说这是什么“崇洋媚外”的典型，是“卖国主义”，要抓“反革命分子”，要严惩风庆轮的领导，追究交通部的领导。江青作了长长的文件批示，要求传阅她的批示，逼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表态。在会上，她又攻击邓小平同志只圈阅了这个文件，没有表态。邓小平当即表示，他对风庆轮问题还没有经过调查，不能表态，从而顶撞了江青。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大吵大闹，张春桥甚至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伙人在会上的表演，虽然是形秽意毒，但是终究是在会上发泄的，是公开的。问题在于，政治局会议刚一结束，江青就拉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并决定派王洪文在次日背着正在北京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同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秘密调飞机去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总理在医院见到许多去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达到欺骗的目的，他们的恶毒用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斥责。毛主席说他们是“上海帮”、“四人帮”，说早就叫他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毛主席还是坚持在周总理生病期间，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讯问中，问到他们去的目的，姚文元、王洪文都作了交代，是看见周总理因病不行了，要“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在答问时虽然故作不知什么是钓鱼台十七号楼，但提到王洪文从长沙返北京时，带回了许多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也一起吃桔子的事，也与其他人谈到的事实吻合。后来，我们又对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进行询问。我们先从风庆轮的问题谈起，谈得很平和，很随意，忽然平和地问：“你们准备在搞了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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