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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5-永恒情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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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军委纵队和红一、三、五军团渡过金沙江后，来到了四川会理。
这里春色正浓，山坡上到处盛开着杜鹃花、蝴蝶花，阵阵春风吹过，送来醉人的清香。这一段时间，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部队有些疲劳，毛泽东命令部队在此地进行短暂的休整。
可红军的上层领导却不能休息，他们正在会理城东北郊的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博古、刘少奇、杨尚昆、凯丰、刘伯承、聂荣臻、洛甫、彭德怀、林彪、邓小平、董振堂、李卓然、邓发等18人。会议是由林彪引起的。近一段时期，他埋怨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川、黔、滇地区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走弓背路”，这样拉来拉去要把部队拖垮，他主张走弓弦、走捷径。他还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会场弥漫着浓重烟草味，大家对林彪进行了严肃而耐心的批评，林彪低着头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会场，点燃一支纸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平心而论，他对林彪不存在什么成见。他认为这个人平时寡言少语，但有军事头脑，能打仗；南昌起义后，出生入死，对党和红军也是忠诚的。因此对他的这些言论，也就不准备追究。毕竟他还年轻嘛，虽然是军团长，可才27岁。毛泽东想到这，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会议同时研究了另一个问题：下一步如何行动。经过大家讨论，毛泽东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向北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这个任务交给了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诞生在四川开县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祖籍原在湖北荆州府江陵县，清朝初期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迁到四川省云阳县关口乡定居。祖父刘正富体格强健，精明能干，种田兼做铁匠。他还吹得一手好唢呐，乡邻间的婚丧嫁娶少不了要他去吹奏。父亲刘文炳读过十多年书，满腹经纶，他憧憬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妙前程。一年秋天，刘文炳满怀希望进城考秀才，不料被人举发，说他家祖辈是吹鼓手，属“倡优”之列，被逐出考场。从那以后，刘文炳只得弃文务农，成为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
刘文炳对儿子要求极严。刘伯承五岁时就到本村私塾念书。后又给他请了一个叫任贤书的秀才。任贤书不仅熟读诗书，而且精通武术。在他的教导下，刘伯承不仅学识长进，还学会了长拳、八卦掌、棍棒等功夫。
刘伯承在任贤书门下苦读六年之后，1904年秋天转到灯草坝“汉西书院”就读。“汉西书院”的主持人刘华英同维新派、洋务派人士有广泛接触，是个“教育救国”论者。他对同姓的穷苦学生，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刘伯承就是其中之一。“汉西书院”设有语文、数学、理化和地理等课，知识面比私塾要开阔得多，这使刘伯承学习兴趣更浓。由于他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各科成绩都名列第一。1905年，在刘华英的慷慨资助下，刘伯承报考县高等小学，被正式录取。之后又到夔府（今奉节）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刘伯承的父亲因劳累和贫困的折磨患了肺病，不幸离开人世。刘伯承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这使刘伯承感到武力是摧毁旧势力、挽救国家的一种神圣力量。他说服妈妈，毅然剪掉辫子，参加反清学生军。就这样，年轻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愿望，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将校学堂，刘伯承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经过10个月的紧张训练，1912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派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之后，他参加了讨袁战争、护法战争，由于作战勇敢，成为川中名将。1926年经老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刘伯承领导了泸顺起义，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30年8月，刘伯承从苏联回国，被中共中央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两年后辗转从白区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被毛泽东委任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瑞金卫戍司令，负责管辖驻在瑞金的部队、红军学校及地方武装。1933年初，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成为李德的“幕僚”。刘伯承对李德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很反感，指责李德欺负中国人是“帝国主义行为”，结果被博古撤掉总参谋长职务，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调兵遣将，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刘伯承在激烈的战斗中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他亲率红六团在大雨之夜智取遵义城，使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在会上，刘伯承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之后，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北上。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刘伯承率领干部团用遵义城诈城的办法，派先遣分队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迅速占领皎平，使红军从皎平渡江，并打退了川康边防第一旅两个营的增援。打完仗，指战员们纷纷说：“刘总参谋长真是英明。”
现在，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毛泽东之所以决定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就是考虑到了他军事上善于谋略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让他为全军开路，使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区。
彝海情深奇迹般地相识，情谊真挚（2）
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古羌人原先活动在我国西北黄河流域的上游，以畜牧业为主，尤其善于养羊。《说文·羊部》解释“羌”字说：“西戎牧羊人也。”在古老的彝文典籍中，有彝族先民来自北方的记载。清代《贵州通志·土司志》引《罗鬼夷书》说：“彝族的一世祖孟赾，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清代贵州学者余若瑔越所著的《且兰考》一文中解释说，所谓“旄牛徼外”正是古羌人居住的地方。可见彝族先民是以西北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西南的今川滇交界处的金沙江两岸，逐步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特别是濮人部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彝族聚居区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联系，或接受中原王朝敕封，或由中原王朝委任其首领进行统治，或直接设州、郡，委派流官或土官以加强统治。
1840年，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广大的彝族人民也深受苦难。除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已深入彝族地区外，鸦片的流毒给彝区带来深重的危害。川滇毗邻处的大小凉山是鸦片泛滥区之一。彝族奴隶主利用鸦片换得大批枪支、白银，有了枪支，他们又进一步向四周扩展势力，掳掠各族人民为奴隶。由于有了枪支，彝族内部的冤家械斗亦日益频繁，使得彝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从泸沽到大渡河要经过冕宁、越嶲（今越西）一带的彝族地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军阀长期以来对彝族同胞的压迫、掠夺和屠杀，造成了彝汉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和隔阂。所以顺利地、和平地通过彝族地区，也就成为红军能否赢得时间，先期到达大渡河边，粉碎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计划，确保渡河胜利的关键。
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东起雅砻江，西至雷（波）马（边）屏（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红军经过的安宁河大道两旁均系高山峻岭，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高山，皆为彝族聚居地区。汉人居住于安宁河谷上的肥沃平川。冕宁、越嶲一带则是所谓彝汉杂居区，而越嶲西山和冕宁西北山区又是彝族聚居地区。
凉山彝区当时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在彝族内部有所谓黑彝、白彝之分。黑彝系奴隶主，白彝则分为三个等级——曲诺、瓦加、呷西。黑彝有严密的家支组织，它是凉山彝族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各个家支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聚居区，家与家之间以高山、河谷等天然标志划分势力范围。每个家支都有一个或数个头人。各个家支之间由于利害冲突常常发生冤家械斗，如遇外部侵袭，又往往联合行动。
历代反动统治者把彝族同胞视为“蛮夷”，对彝区实行包围、封锁，制造了一系列武装进攻大凉山，血腥屠杀彝族同胞的事件，并挑拨彝族内部冤家械斗，逮捕彝族领袖，索取重金，等等。
当时，宁属地区“治彝”的重要人物是地方军阀邓秀廷。邓秀廷又名邓文富，宁属冕宁人。邓家世代居住在彝汉杂居地区，从其祖父始，邓氏家族即已形成一种地方势力，能号召指挥附近彝民。当地人称邓的祖父为“九蛮王”。其祖父死后，邓秀廷继承祖业，为地方团总。邓秀廷是靠“剿办”彝民起家的。“以夷治夷”是他征服和统治彝区的重要手段。他首先通过掌握罗洪家支的势力，作为控制彝区的基础，并在彝族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冤家械斗，挑起各家支之间的相互厮杀，从中操纵控制。进兵彝区，屠杀敢于反抗的彝民，是他征服和统治彝区的基本手段。1930年10月，“征剿”西昌北大山马家彝人，竟消灭著名的彝家五大支，烧毁彝寨30余处、房舍数千户，打死彝族同胞千余名，活捉彝族男女数百人，占领彝地纵横600余里，并将重要彝族领袖的首级“割解来城，悬挂示众。于是，远近支夷（彝）望风投降”。每当攻占彝区后，邓秀廷便放纵部属官兵任意抢劫掠夺，名为“大关饷”。并勒令战败的彝民缴出枪弹、白银、牛羊、烟土等。战败者的肥沃土地也随之被兼并，其家支头人统统要到县城“换班坐质”。
所谓“换班坐质”，就是被征服的彝族各家支头人到县城坐牢，坐牢的“质彝”可以以父代子，以兄代弟，以叔代侄，叫做“换班”。凡敲诈勒索未遂，苛捐杂税未完，或稍有反抗者，即向“坐质”的头人施加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坐质”的牢狱暗无天日，疾病流行，就是健壮者也不久即死，死后家人必须接替。这个制度给彝族同胞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据记载，“换班坐质”制度始于清代咸丰、光绪年间，国民党仍然沿袭了这一套反动统治办法。1933年，刘文辉在四川军阀混战中由成都败退雅安，为了控制彝族人民，不得不利用地主恶霸势力，乃委任邓秀廷为国民党二十四军二十旅旅长，以后又委任为靖边司令。令其负责筹运军粮，由宁属至雅安、康定地区，供应刘文辉军食。所谓筹，就是向彝民进行榨取；所谓运，即实行派夫制度。运粮不但不给任何报酬，还要自带口粮，高山深谷，道路崎岖，全靠背负，苦不堪言。派夫制度是强加在彝族同胞头上的又一沉重负担。
从历代反动统治者到国民党时期的邓秀廷，他们对彝区的罪恶统治，所推行的反动民族政策，给彝族同胞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大加深了彝汉民族间的对立和仇恨，往往形成民族间的相互仇杀和报复，限制了彝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造成了彝族内部的四分五裂。彝族地区不但与外界隔绝，而且由于冤家关系的复杂，在本民族内部，人们的活动范围也极为狭小，严重地阻碍了民族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也就造成彝族地区的长期贫困和落后，使整个彝族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广大彝族人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
彝族人民对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进行过长期的反抗斗争。彝族各个家支都拥有自卫的武装，有相当数量的土枪和快枪。据国民党二十四军宁属垦务局调查，仅沽基家就有枪一千三四百支，罗洪家有枪一千一二百支。彝民的枪法也很准。在反抗外来的武装进攻中，他们利用复杂的地形，重创来犯者。彝谚曰：“你有千军万马，我有高山老林；你有大枪大炮，我有大山大坳。”1869年贵州提督周达武在进兵彝区后，于越嶲县晒经关刻石立碑，碑文说：
治夷（彝）之道，有三难焉……建南之中，群山所部，峻途绝险，足茧艰步，难一；倮夷（彝）野处，蹊径熟悉，猱猿善登，如履平地，常以羊皮裹数日行粮，力强轻战，难二；夷（彝）地辽阔，群蛮散处，不能聚歼，败则兔脱，胜则蜂屯，善于攻之整，袭人之疲，乘人之危，常以数十人敌千数百人之众，难三。
这说明彝族人民善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致使反动统治者无可奈何。即使在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统治时期，也往往是“兵来彝服，兵去彝叛”。在彝汉杂居地区，彝族同胞和汉族人民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进行过联合斗争。1934年3月，越嶲县的彝汉人民曾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统治的武装起义。他们拿起武器，围攻越嶲县城达三天三夜之久。
从上述情况可见，红军长征要通过彝族地区，既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也有着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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