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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名人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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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香港商场上风云变幻，竞争非常激烈，您也看到很多富豪的沉沉浮浮，而您却一直在稳健地发展，是什么使您一直处于不败之地呢？
黄：就是一个办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以现在的商人的观念来看，我是落伍的。人家是有一亿资本可以做十亿的生意，我有一亿资本只做一亿生意。我现在每天在办公室的时间至少还有五个小时。
梦：您这么辛苦工作为了什么？
黄：第一是为了我的健康。人是要有动力的，如果总是说“我老了，我不行了”，自己心里没自信了，这是很吃亏的。我是一边工作一边想：我是健康的。于是我真的就健康了。现在我每天在办公室呆五六个小时，有的时候还在社会上应酬、开会，有时候还要讲话，我的东南亚、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往还要迎送……我是很忙的。
梦：您与人交往的尺度是什么？
黄：第一是诚恳，第二是老实，第三是自己谦虚一点。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有名望、有地位、有钱的人，这样的话一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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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立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５日出生于古城泉州，青年时代在厦门大学学习６年。因为陈嘉庚对其才智和见解颇为赏识，所以毕业后陈嘉庚即委任他为厦门大学会计主任。
１９３７年日军全面侵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当时正值壮年的黄克立没有离开这块热土，始终活跃在闽南的抗日前线上，为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政府供职的黄克立入选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本向中国交还台湾的仪式。随后，黄克立因精通国语、英语和闽南语，留在当地参加台湾光复后的重建工作，先后担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副处长和台中市市长。当时的黄克立年仅３５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黄克立与马来西亚殷商合作，创办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出任副董事长兼常务董事，并任香港工商银行副董事长、泛印集团及澳门国际银行副董事长等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黄克立又向证券和工业进军，１９６９年创办永固纸业有限公司和大正证券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至今。
在香港事业有成，黄克立更是积极在内地投资，促进祖国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从商海第一线退下来的黄克立更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黄克立就获邀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至今。他对祖国内地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及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等方面颇为关注，时有精辟的言论。他还是香港回归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以其在商界的地位，多次向中央提出中肯意见，支持特首工作，为香港回归做出卓越贡献。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黄老与徐四民等被首批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勋章——大紫荆勋章。
黄老说，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深有感触地说：“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创举，事实证明，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处理港澳事务是非常开明有效的。台湾问题也一定可以这样解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作为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日本向中国交还台湾的仪式，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为回到祖国怀抱而欢欣鼓舞、欢呼雀跃的盛大场面。现在，台湾的一些人却公然鼓吹‘一中一台’、‘台湾主权独立’，赤裸裸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我坚信两岸一定会实现统一，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多做些实事。”
第一部分掷地有声──梁守盘
编导手记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向美国代表约翰逊表示，我国将提前释放１１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并要求美国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法令。３天后，钱学森接到美国移民局通知，允许他离开美国。一位美国科学家深知钱学森的卓越才能，对他的归国事件评述说：“我们知道他不是回去种苹果的。”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就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草拟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发展规划，开列了参与此项工作的２１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有任新民、梁守磐、庄逢甘、罗时钧等科学家。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我国的第一个导弹技术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了。聂荣臻元帅出席了成立大会，他勉励大家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毕生致力于我国的导弹事业。那完全是平地起家，除了一个院子和几间平房之外，一无所有。钱学森就是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而且除了钱学森之外，包括老专家和新毕业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学火箭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很快便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等１０个研究院。梁守磐又被钱学森点名，成为这个研究院最早的奠基者之一。当时，没有理论，没有图纸，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要制造出一个连自己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梁守磐和其他人一样，就这样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他负责的是导弹燃料的研究工作。而燃料就像是炸弹中的炸药一样，是导弹的食粮。没有合格的燃料，导弹就是造出来了，也只能是一个空壳儿。
１９５８年３月，按照中苏签定的合同，一个前苏联的导弹专家组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同时，两枚Ｐ－２近程导弹运到了满洲里……但好景不长，伴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１９６０年８月，赫鲁晓夫下达了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命令。那是一次干净彻底的撤离，连纸篓里的纸片都没有留下。
聂荣臻元帅来到了研究院，召集高级工程师开会。会上，他紧握拳头擂在桌子上对大家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央寄希望于自己的专家！”他还带来了中央关于用国产燃料、靠我们自己将一枚Ｐ－２导弹送上天的决定。
听到中央的这一决定，梁守磐挺身而出，他在聂帅面前立下军令状：“我以项上人头作保，我们的火箭推进剂绝对合格。”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日，也就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１７天，在中国的国土上，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第一枚Ｐ－２导弹，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试验史上的第一页。
想要见到梁守磐院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进入梁守磐院士的办公室之前要经过几个关卡——办公楼门前有卫兵把守，进入办公楼内还要验证登记……这一切，让梁守磐这个名字充满了神秘感。在一间办公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梁守磐”三个字。我以前只见过办公室的门楣上挂着“ＸＸ科”、“ＸＸ处”的牌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挂着人名的办公室。推开门，眼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如果不是门上的名字，他就像是一个早晨拎着鸟笼在公园里散步的普通老人。我很难相信那句以自己的人头作保证的掷地有声的话是出自眼前这样一个瘦小的老人之口。
梁守磐院士是福州人，但他的乡音已经荡然无存，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访谈
梦：您两岁就从福州来到北京，由于当时整个的社会大环境，您好像当时没有上过小学，是吗？
梁：我小时候是在家里面念私塾。家里请了一个管家先生，我跟我的表哥、表弟大家在一块念书。
梦：那时候是不是整个社会都处于非常动乱的时期？
梁：那时候当然乱了。是什么冯国璋啊曹琨啊统治的北洋政府时代。等我念大学的时候，北京是张作霖当安国军大元帅，在管着北京。当时孙中山是南方的大元帅，军政府大元帅。所以那时候乱得很。我初中上了一年以后，就开始了国民党北伐。北伐也搞了一年多吧，然后才跟张学良统一起来。那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北京工作了，到南方去工作了。所以后来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念书。我到上海刚开学的时候，就又正好碰到“九·一八”。１９３９年，“九·一八”。
梦：在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不断遇到这种社会的动乱，是不是给您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和冲击呢？
梁：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占领了青岛。当时中国的军力是不行的，所以那会儿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够靠外国的力量来支持。后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实习，也是这样。有人说中国人造不了船，尽管江南造船厂曾经在１９１８年以前造过４条一万吨的运输舰，可是当时国民党还是说要向日本人买船。我在那儿实习的时候，国民党还验收了一条叫“平海”的日本船。为什么中国人不造而让日本人造呢？就是当时中国政府不觉得中国人有实力能够造船。到后来搞航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买了美国的生产许可证，做了发动机，那时候我在厂里头是设计科科长，我说我们也可以做啊！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做的发动机能够比美国人做得好吗？”我说当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刚开始嘛。国民党的空军就答复了：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是买美国的，你用不着做了。他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能够自己做。
梦：那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我们自己来做的？
梁：那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那儿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学校里面所有的设备仪表，是学校先有，市场上后有。为什么呢？就是这些教授自己研究，做出仪表来，先在学校用，然后才到外头的工厂去生产。所以我觉得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工业方面的知识，还学到了什么事情都应该自己做。
梦：当初调您去导弹技术研究院的时候，您自己有信心能成功么？
梁：虽然中央批准了，很多人还是这么讲：“哎呀，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啊，没有苏联援助恐怕是搞不成的。”就是五院内部也有人这么讲，说是苏联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不能搞。聂总说要搞，当然我们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但是到底能不能搞？有人就问我，也是一个负责的领导同志问我。我说我完全支持聂总的意见，我们要搞。他说：“你支持？你看见过导弹没有？”我说没看见过。他说：“你没看见过你就支持？你不是说空话吗？”我说：“你应该注意到，没有看见过导弹而要做导弹的第一个人，绝对不是我，是德国的导弹设计所的工程师布劳恩。他没有看见过导弹，因为那时候地球上没有导弹，他不可能看见导弹，可是他可以提出来做导弹。我现在当然也没看见过导弹，但是我跟他不一样。他做导弹的时候还有人问他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我现在呢，我知道这个导弹一定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只是我怎么样去做的问题。为什么不行呢？”我知道这方面是一定可行的，跟我还不知道它能不能行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它一定是可行的，只要分析到底现在有什么问题，难点在哪里，把难点解决了就可以做。也有人讲：“哎呀，难点多得很！”我说：“多得很到底有哪些？你说出来。”他只说：“多得很。”我说：“说多得很不解决问题，你要把它列出来，一百条、一千条，列出来以后咱们就可以来一项项讨论，哪一条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解决的，就可以做了。”那时候是１９５７年，我们自己搞了半年多。后来赫鲁晓夫又变了，说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资料。这当然是好事，我们就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可是这时候很多人反过来批评我说：“现在有了苏联资料，是可以搞了，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大家都觉得绝对可以搞成。但是当初没有苏联资料的时候，你就说可以搞，你完全是好高鹜远，轻举妄动。”
梦：您对他们当时的这种说法心里服气吗？
梁：我当然不服气啦！我还是原来的理论，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搞不出来？”他说：“你理论脱离实际。”我说我理论不脱离实际，我在工程学院的时候，我设计试车台设计成功了，那时候没有人说我理论脱离实际。
梦：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切还顺利吗？
梁：不太顺利。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基础太薄弱了。比如说汽瓶要用某种钢，中国没有，要到苏联去买。这当然要买，当时还没有到苏联不卖的时候。其实不是不能买，而是要买的话至少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买到。我就说为什么要买别人的呢？我们也有钢啊，也是按照苏联的标准生产的，不过不是冷轧钢。钢冷轧以后强度就增加了。但是我翻开图纸发现，在生产过程当中我们把钢轧了以后又回火。回火以后，冷轧的效果就没有了。回火之后钢不是又变软了吗？后来事实上证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冷轧钢是不成问题的。
梦：这么多年来您在工作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阻力，而您面对阻力的时候却总是那么坚定而有信心，到底是什么让您有信心呢？
梁：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啊。按照实践论的方法，先理论分析，先解释已经有的现象，然后第二次飞跃就是把这些理论用到实践当中去。你说这个东西不行，出现了这个现象不行了，我就按照所学的公式先来分析，再用我分析的结果来做结论，而不是用拍胸脯、写决心书的办法来做结论。所以我相信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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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磐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３日出生于福州郊区梁厝村。１９３７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１９３９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１９４０年任西南联大讲师、副教授，１９４２年任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技术课长，１９４５年任浙大教授、系主任。１９４９年就完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飞机发动机图纸。１９５２年任哈军工教授。１９５６年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分院副院长，七机部研究院副院长，航天部总工程师。先后主持了多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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