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名人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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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　　　　
　　　　梦：您在北京居住了多年，对福州还有印象吗？　　　　
　　　　王：我７岁的时候就离开了福州，１３岁的时候又回到福州马尾，在马尾海事学校上学。那是１９３６年，全国招考，我们同学有一百多人，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现在这个学校没有了，那是一所很老的学校，前身是水师学堂。所以我对福州最早的印象不是很深，但对福州人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母亲、我爱人都是福州人。　　　　
　　　　梦：您母亲从小对您的影响很大吗？　　　　
　　　　王：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４０岁了，我对她感情很深，但却不是很了解她。她在旧时代的女性当中是很特别的，她的文化修养全是自学的。我的外祖母当时在福州是很有名的医生，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我母亲的中医术也是自学的，也会帮人开开药方子什么的。母亲对我用的是老式的教育方式，我从小念私塾，背了很多书，这对我后来的记忆力很有帮助。我母亲当时的认识就是读书就是上进。我父亲去世比较早，孤儿寡母的，她非常希望我能读好书，能上进，所以那时我每天读书都读得很晚，每天的功课都背，第二天早上要考。我小学就念英语，母亲不会英语，她就自己去学。但是她没有学很多，就只学会了英语拼音，所以她就考我背单词，这个对我后来也蛮有用的。　　　　
　　　　梦：是什么使您对天文有了兴趣？　　　　
　　　　王：在我进学校之后，大概十四五岁吧，就开始接受比较全面的教育，数学、物理、天文、航海，我对自然科学兴趣比较大。天文学的教室就在天上，一个孩子瞅一瞅就看到了，好奇心也就更强一点。那时候老师也很不错，天文方面的知识也很全面。　　　　
　　　　梦：您１３岁的时候到福州马尾学习造船知识，是什么原因让您后来离开这个领域，往天文领域发展呢？　　　　
　　　　王：我学造船也是很偶然的。我进的是海军学校，是学习海战指挥。后来我眼睛近视了，当时有个说法，说航海的人眼睛得好。其实大家都用望远镜，眼睛好坏都差不多，但是近视得太厉害了大概不行。所以那时候我就不能学航海了，就转到造船专业。虽然在这之前没想到要学造船，但我也很有兴趣，也学了很多年。毕业之后我到重庆实习，当时重庆有一个民生公司，造的是在长江上行驶的船，不是军舰。后来就有一个到英国去深造的机会。　　　　
　　　　梦：天文学领域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王：吸引我的当然是宇宙。相当多的科学家对自然界的再发现的现象和再发现的规律等，都有探索的愿望。天文是很吸引人的，它小到生命所依托的地方，比如说星星、地球，太阳系里头有没有其他生命迹象……大到整个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对喜欢自然科学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很有吸引力。科学在不断进步，人的兴趣也不断增强。比如我研究恒星，如果在星系这些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我当然也是感兴趣的。如果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性的想法，能够去追求，那兴趣就更大了。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会有许多新的天象出现。我自己比较多的时间里还是在研究恒星。宇宙当中这种星系多得不得了，如果能抽出这当中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样板，就会发现它的秘密。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是很吸引人的问题。　　　　
　　　　梦：您当时回国的时候，国内天文学领域的研究环境和条件肯定没有国外好，您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王：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科学兴国，有很多机会让你发挥。　　　　
　　　　梦：天文学方面的研究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当时在国内能给您提供这些条件吗？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当时国内刚解放，经济很困难。中国科学院天文方面有研究任务，就调我去参加这个任务。当时一是很多人一齐搞，有勇气；二是科学的基础都是触类旁通的。当时的党政领导也不顾一切地支持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想做一些事情来报效祖国。知识分子当时讲的是“科学救国”，这是口号，怎么救呢？谁都不知道。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要有一个组织，要有一个导向。我们这些人各自有自己的专业的，总要有人把方向弄清楚，然后再慢慢推动起来。那个时候推动力很大的，大家在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之后，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起来，干劲是非常大的，应该说是众志成城。　　　　
　　　　梦：您当时在英国学习了７年，回国后在工作上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环境？　　　　
　　　　王：应该说有很多不习惯的东西，比如说１９５４年我们国家的《宪法》颁布了，我们院领导就每天给我们讲一节，讲了好长好长时间。我们觉得《宪法》一章两分钟就看完了，都理解了，何必讲解呢，觉得浪费很多时间。晚上还有政治学习什么的，挺多的。政治运动，不习惯。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就积累了一些科学研究的经验，还有多年以来我自己对天文方面的兴趣，都能够投入到当时国内的天文研究工作当中去。　　　　
　　　　梦：您一直在研究宇宙、星系，这些对您的人生观有没有影响？　　　　
　　　　王：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样，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打交道最多的是自己，了解最少的也可能是自己。我们现在讲科技，就是科学与技术。我觉得应该对它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不是说要分家，而是说它本来是什么样子的。科学这门东西我最感兴趣，它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现象，去发现新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上帝不让你知道的秘密，它就放在那里，要让你慢慢把它揭开。比如人类自己的身体，人类原先自己不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发现和了解许多人类自身的奥秘，这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可以发明很多东西，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工具，或者是要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要造一个原子弹，千方百计把它造出来，这就是技术。技术是百分之百功利性的，它创造的东西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所以它需要创造性，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的。自然科学是要发现，更重要的是洞察力。比如天上的东西，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演化的，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想像，觉得它将会是什么样，所以洞察力、想像力对于自然科学非常重要。当然技术也要有想像力，科学也要有创造性，但两者都各有侧重点。这两者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从事研究的人的人生修养也不一样。如果我变成技术科学家的话，我就会拼命讲求功利，要去考虑一样东西造出来会产生什么影响？它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它怎么才能和市场结合起来？自然科学就不一样，我就是要揭开秘密，不能带有任何预先的功利设想，所以它就要求你的思想要开阔，胸怀要开阔。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应当要有一个超脱、开阔的胸怀。作为一位技术科学家，他就要有务实的精神。中国这些年比较注重实用这方面，没怎么研究天象，只是利用天象来研究一些东西。比如说利用天象来画地图啊，这些就更接近技术。当然作为一种研究也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无论怎样你都会发现你还是不够准，永远不够准，你就会发现在不够准的地方有一些规律。　　　　
　　　　梦：天上有一颗“王绶倌星”，那颗星星用肉眼能看到吗？　　　　
　　　　王：看不到。这是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在太阳系中，火星与木星之间有一条带，叫小行星带，有着成千上万的小行星。这些星也是绕着太阳转，不过它们已经变成了很小的碎片。这些在太阳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最早是怎么形成这个系统的？它上头是什么东西？它上头的东西也许就保留了宇宙当中最原始的东西，这些都是我研究的重要目标。国际天文学界有一个规定，就是鼓励大家去发现。那个小行星带上有很多小行星，发现起来可不容易。能够在天上无数颗星星中发现这颗是行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不像金星、木星、火星那么亮。发现了它，还要证实它就是小行星。怎么证实呢？它是绕着太阳走，接近太阳的时候你看到它了，但等它跑远了你看不见它了。如果是行星的话它就还能回来，发现它的人要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回来，现在在什么地方。这就要用一些力学的理论去发现它的轨道是什么样的，一共要发现它３次回归，这样才确定它是一颗小行星。发现之后要登记，国际天文协会就会给它一个号码，同时也为了鼓励人们去继续发现，就给发现者一个权利——去命名这颗星。当时我国发现了９０多颗，一般是按两种方法来命名。一是以省份城市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上海星”；另外一个是以古代名人来命名，比如“张衡星”、“祖冲之星”等。到了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有些变化，开始以现代在世的人的名字命名，但只限于科学家。第一颗是“古建熊星”，古建熊是一位美籍华人，是一位著名的女物理学家。她的功劳非常大，因为是她做的实验证实了“力压”定理。古建熊是江苏人，江苏省就想给她这么一个荣誉。后来紫金山天文台就决定把这种荣誉给国内其他的科学家，１９９３年就给了我一个，我后面还有好几个科学家也得到了这种荣誉。　　　　
　　　　相关链接　　　　
　　　　王绶倌院士１９２３年出生在福州，是中国现代天文学家。他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１９４６年考取公费留学，去英国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造船。由于海军学院与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相邻，他经常到天文台去参观学习，从此喜爱上了天文事业。１９４９年他做完毕业论文后，就把平时写的一些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笔记和对天体物理学有新创见的论文寄给了当时伦敦大学校长格林哥莱，得到格林哥莱的赞赏，并同意他到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１９５３年，他返回祖国，开始时协助张钰哲等老一辈天文学家工作。１９５８年他担负起建立射电天文学的任务。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终于在１９８４年完成了北京天文台密云射电天文观测站的建设。在密云水库旁的一块平坦的土地上屹立着２８面巨大的圆形天线。昼夜不停地接收来自遥远太空的无线电波，使我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从此步入国际先进行列。１９８０年王绶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长期致力于天文学研究，尤其是恒星物理时间和射电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中国现代化授时工作，为天文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天体物理学报》。著有《射电天文学方法》。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５年他领导研制的，密云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第二部分路漫漫──圣辉法师　

　　　　2000年５月２１日，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居士化作清风明月而去。　　　　
　　　　就在赵朴初居士逝世后３个月，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总部召开“宗教和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这次大会无疑将具有世界性的深远意义。除去德高望重的赵朴老，谁还会代表我国千万佛教徒、并以佛教领袖的身份登上那庄严神圣的国际讲坛？　　　　
　　　　人们翘首以待。　　　　
　　　　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１日，为期４天的世界宗教领袖千年大会进入尾声，各国宗教领袖共同签署了《全球和平宣言》。在大会闭幕式上，从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席位上稳步走出一位法相庄严的法师。他站定讲坛，代表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致祈祷词。联合国大厅响起浓重的中国湖南口音。法师说，当今世界贫富悬殊，民族矛盾，教派纷争，种族歧视，邪教害民，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灾难频仍，战争时起。他强调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倡导宗教的仁慈与博爱，宽恕与和解的精神，警惕并防止一切对宗教纯洁性的玷污亵渎。他祈愿大小诸邦、不同民族，一律平等；国家统一、人民团结、人心向善、教无争执、战争永息、人民幸福。祈祷词切中会议主旨，赢得了各国宗教领袖的热烈掌声。人们不禁在问，这位在各国宗教领袖中显得十分年轻的法师是谁？　　　　
　　　　他就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　　　　
　　　　无论是在世界佛教大舞台上，还是在国内的广大佛教徒中，圣辉法师越来越为人们所瞩目。佛教界把他看成是继承赵朴初居士未竟事业、开创佛教新局面的一代年轻宗教领袖。　　　　
　　　　访谈　　　　
　　　　梦：南普陀寺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多少个和尚？　　　　
　　　　圣：有６００多僧人。不是随便都可以被称为和尚的。在寺庙，方丈可以称为和尚，当家的称半个和尚，其他的都称为僧人。和尚是个尊称。　　　　
　　　　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出家当僧人？　　　　
　　　　圣：因缘，缘分。佛说，因缘不可思议。　　　　
　　　　梦：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是在尘世间饱受了各种心灵上的痛苦，然后他们才来出家？　　　　
　　　　圣：佛教的精神，它的实质是慈悲，它的精神和它的基本属性都是慈悲。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主要精神体现在悲、智、性、圆上面。所以实际上出家的僧人，并不是因为在尘世中饱受了折磨和心灵的创伤才来的，这是一些有志向、有抱负和追求真理的青年所选择的一种信仰。　　　　
　　　　梦：今天的僧人和过去的僧人有什么不同？　　　　
　　　　圣：我们作为佛教徒就是修行，对佛教虔诚的信仰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过去出家和现在出家不同的是，过去出家很多是因为生活所迫。过去出家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对佛教有了透彻的了解，自己有非常广博的学识，甚至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名誉和地位，为了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去信仰佛教，是从心里彻底了解了佛教而去出家的，这种人被称为是高僧，因为他有知识有道德，出家以后又能修行；另外一种是由于当时的生活环境、生活物质没有保障，非常艰苦，所以看破红尘出家；还有一种就是受到种种的挫折和打击，在社会上受到排挤，因为佛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