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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杂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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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写什么。。最后又怎样结束。我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年倒恍然大悟
了。老师是在教我在题目上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在题目的上下前后打
转。这就叫做“作文”。那些时候不是我要写文章，是老师要我写，不
写或者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打手心。当时我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
里面一半是“什么论”、“什么说”，如《颍考叔纯孝论》、《师说》
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的“散文”，例如《郊游》、《儿时回忆》、
《读书乐》等等。就拿《读书乐》来谈罢，我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
老实说，即使背得烂熟，我也讲不清楚那些辞句的意义。我怎么写得出
《读书乐》呢？但是作文不交卷，我就走不出书房，要是惹得老师不高
兴，说不定还要挨几下板子。我只好照老师的意思写，先说人需要读书，
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一个短短
的结束。我总算把《读书乐》交卷了。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些个圈，
最后又批了八个字：“水静沙明，一清到底。”我还记得文章中有“围
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的话，这是写冬天读书的乐趣。老师
又给我加上两句“不必红袖添香。。”等等。其实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看见酒就害伯，哪里有读《汉书》下酒的雅兴？更不懂得什么叫“红袖
添香”了。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就是引用典故拼凑成的，跟“书”
的内容并无多大关系。这真是为作文而作文，越写越糊涂了。不久我无
意间得到一卷《说岳传》的残本，看到“何元庆大骂张用”一句，就接
着看下去，居然全懂，因为书是用白话写的。我看完这本破书，就到处
借《说岳传》全本来看，看到不想吃饭睡觉，这才懂得所谓“读书乐”。
但这种情况跟我在《读书乐》中所写的却又是两样了。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
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
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
时候。老师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
多背书。当时我背得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
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
“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
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
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
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
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不用说，这只能说是似懂非懂。然而现
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
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
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
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
话，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子打石
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
说。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
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
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
有资格谈古论今！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
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
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
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
却没有机会把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
也有好处。我们有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
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接连出现了不少写新的散文的能手，
像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丐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任何
一篇好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
地方，就容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自己会时时到
我的脑子里来游历。有时它们还会帮助我联想到别的事情。我常常说，
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读作品常常给
我启发。譬如我前面提过的那篇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沉默之塔》，
我正是读了它才忽然想起写《长生塔》（童话）的。然而《长生塔》跟
《沉默之塔》中间的关系就只有一个“塔”字。我 1934 年在日本横滨写
这篇童话骂蒋介石，而森鸥外却把他那篇反对文化压迫的“议论”小说
当作1911 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译本《查拉图斯特拉》）的《代序》。我有
好些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受到“启发”以后拿起笔写的。
我在前面所说的“影响”就是指这个。前辈们的长处我学得很少。例如
我读过的韩（愈）、柳（宗元）、欧（欧阳修）、苏（东坡）的古文，
或者鲁迅、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诸先生的散文，都有一个极显著的
特点：文字精炼，不啰嗦，没有多余的字。而我的文章却像一个多嘴的
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么都讲出来才痛快。我从前写文
章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短文章的。我常常想把文
章写得短些，更短些。我觉得越短越好，越有力。然而拿起笔我就无法
控制自己。可见我还不能驾驭文字；可见我还不知道节制。这是我的毛
病。
自然我也写过一些短的东西，像收在1941 年出版的散文集
《龙·虎·狗》里面的一部分散文。其中如《日》、《月》、《星》三
篇不过两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们也只是一时的感想而已。
这几百字中仍然有多余的字，更谈不到精炼。而且像这样短的散文我也
写得不多。
我自己刚才说过，教我写“散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作品。
但是我并没有学到中国散文的特点，所以可能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
多少中国的味道。然而我说句老实话，外国的“散文”不论是es…say（散
文）或者sketch（随笔），我都读得很少。在成都学英文，念过半本美
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随笔集》，后来隔了好多年才读到英国作家吉
星的《四季随笔》和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essay 等等，也不过数得出的
几本。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的东西，而且都是从从容容地在明窗净几的条
件下写出来的，对于只要面前有一尺见方的木板就可以执笔的我不会有
多大的影响。倘使有人因为我的散文不中不西，一定要找外国的影响，
那么我想提醒他：我读过很多欧美的小说和革命家的自传，我从它们那
里学到一些遣辞造句的方法。我十几岁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中文的修辞
学，却念过大半本英文修辞学，也学到一点东西，例如散文里不应有押
韵的句子，我一直就在注意。有一个时候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我翻译
过好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
写外国文。幸好我还有个不断地修改自己文章的习惯，我的文章才会有
进步。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好些欧化
的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但是有几个欧化的小说题目（例
如《爱的摧残》、《爱的十字架》等）却没法改动，就只好让它们留下
来了。我过去做翻译工作多少吃了一点“抠字眼”的亏，有时明知不对，
想译得活一点，又害怕有人查对字典来纠正错误，为了偷懒、省事起见，
只好完全照外国人遣辞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
会影响写作。这就是我另一个毛病的由来了。
我的两篇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说和几篇在朝鲜写的通讯报导被
译做英文印成小书以后，有位英国读者来信说这种热情的文章英国人不
喜欢。也有人反映英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的文章，说是讲“我”讲得
太多。这种说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第一，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一
个句子里包含许多意思，让读者茶余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第二，
我喜欢用作者讲话的口气写文章，不论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说，里面常常
有一个“我”字。虽然我还没有学到托尔斯泰代替马写文章，也没有学
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写文章，我的作品中的“我”总是一个人，
但是这个“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小说里面的“我”有时甚至是作者
憎恶的人，例如《奴隶的心》里面的“我”。而且我还可以说，所有这
些文章里并没有“自我吹嘘”或者“自我扩张”的臭味。我只是通过“我”
写别人，写别人的事情。其实第一人称的小说世界上岂止千千万万！每
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我喜欢第一人称的文章，因为写起来、读起来
都觉得亲切。自然也有人不喜欢这种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辈子不让“我”
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也并非“生而知之”的，连用
“我”的口气写文章也有“老师”。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两本
小说，而这两本小说偏偏是两位英国小说家写的。这两部书便是狄更斯
的《大卫·考柏菲尔》和司蒂文生的《宝岛》。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
念熟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教我念完的。那个
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两本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从“我”的出生写起，
写了这个主人公几十年的生活，但是更多地写了那几十年中间英国的社
会和各种各样的人。《宝岛》是一部所谓的冒险小说，它从“我”在父
亲开的客栈里碰见“船长”讲起，一直讲到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奇奇怪怪
的事情，取得宝藏回来为止，书中有文有武，有“一只脚”，有“独眼”，
非常热闹。它们不像有些作品开头就是大段的写景，然后才慢慢地介绍
出一两个人，教读者念了十几页还不容易进到书中去。它们却像熟人一
样，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书中，以后越入越深，教人放不下书。所以它
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有那样大的影响。我并不是在这里推荐那两部作
品，我只是分析我的文章的各种成分，说明我的文章的各种来源。
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
而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全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
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
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
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
如何了不起。决不！这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
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
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
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
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
戈理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他说，要是写不出来，
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是他在写《死魂
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写文章，叫人
搬来一张小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连座位
也没有离开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譬如我在朝鲜写的
《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就是一口气写成的。虽然后来修改两次，也没
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我想就这篇散文为例，简单地谈一谈。
这篇文章是1952 年3 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
写成的。我们一个创作组一共十七个男女同志，刚到“志政”的时候，
分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睡到半夜，我们住处的附近忽然落了一个炸
弹。所以第二天下午“志政”的甘主任就叫人把我们的行李全搬到半山
上的坑道里去了。洞子很长，有电灯，里面还放了小床、小桌，倒有点
像火车的车厢。山路相当陡，下雪天爬上山实在不容易。搬到坑道的那
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志政”的欢迎晚会。我在20 日的日记里写着：“十
一点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小吉普车回宿舍，他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
员下山来接我。我几乎跌下去，幸而他把我拉住，扶我上去。”一连三
夜都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里面有一句“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的
确是好不容易啊！
22 日我们见了彭总（大家都是这样地称呼彭德怀司令员）以后，第
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
讲了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了下
来。我25 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黄昏前上山回洞。八时后开始写同
志们要我写的《彭总会见记》，到十一点半写完初稿。”第二天（26 日）
我又有机会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了彭总一个
半钟头的讲话，晚上才回到洞子里。这天的日记中又写着：“根据今天
再听彭总讲话的心得重写‘会见记’，十一点写完。”27 日我把文章交
给同志们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话，
便把文章交给新华社了。28 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写了一封短信给我。
他这样说：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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