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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杂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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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说：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
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的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
怕！
彭总这个修改的意见提的很对，他更恰当地说出了当时的场面和我
们大家的心情。我看见彭总以前，听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
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位长者。后来他坐在我们对面慢慢地谈下去，我们
的确有一种跟亲人谈话的感觉。这封信跟他本人一样，谦虚、诚恳、亲
切。他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太苛
刻。一个人的确应当对自己严，对自己要求苛。单是这一点，彭总就值
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了。
彭总的信使我十分感动。我曾经这样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
什么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
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形。就
好像那天回到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
后“冒雪上山，埋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
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
更激动人心。我们笔太无力了。那一天（22 日）我的日记写得很清楚：
我们坐卡车到山下大洞内，在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
者对子弟。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
又问：“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我们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
他带笑纠正道：“不，还是跨过的。”彭总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全面。谈话中甘泗淇主
任和宋时轮副司令员也进来了。彭总讲了三小时。接着宋、甘两位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
最后讲到了“欢迎”。彭总接着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会
后彭总留我们吃饭。我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主任谈了一阵。三点吃饭，共三桌，有
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洞中相当温暖。回到洞内，五点半起放映
了《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两部影片。晚会结束后，坐卓部长车回到宿舍
的山下。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山下大声叫通讯员拿电筒下来
接我们。山上积雪甚厚，胶底鞋很滑，全靠通讯员分段拉我们上山。回洞休息片刻，看表
不过九点五十分。
。。
从这段日记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文章写的很简单。它只是平铺直叙、
朴实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从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彭总讲起，一直讲到
我们回宿舍为止。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
在文章里面，我只能引用了几段重要的。那几段他后来在欢迎会上的讲
话中又重说了一遍。我听得更注意，自然我也记得更清楚。第二天听他
讲话，印象更深。所以我回到宿舍就把头天写好的初稿拿出来修改和补
充。我没有写吃饭的情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
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
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告别。在我的原稿上最后一段的开头并不
是“晚上”两个字，却是“晚会结束后”一句话，在前一段的末尾还有
表示省略的虚点。我想就这样简单地告诉读者，我们还参加了晚会。我
的文章最初在《志愿军》报上发表，后来才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到国内。
可能是新华社在发电讯稿的时候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虚点取消，“晚
会结束后”也改为“晚上”，“花木兰”，“跨过鸭绿江”，连彭总戒
烟的小故事也都删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下面，
还删去了“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的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
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
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这些句子。这些都是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想到的，后来我的确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但是新华社的删改也很有道理，
至少文章显得“精炼”些。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许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不想有系统地
仔细分析我的全部散文。我没有理由让它们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
里我不过讲了我的一些缺点和我所走过的弯路。倘使它们能给今天的年
轻读者一点点鼓舞和启发，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愿意看到数不尽的年轻
作者用他们有力的笔写出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的散文，我愿意读到数不
尽的健康的、充满朝气的、不断地鼓舞读者前进的文章！
1958 年4 月
我的名字
我这里要讲的只是我的笔名，不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学名。我的学名
或本名已经被笔名“打倒”和“取代”了，这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料到的。
几十年来有人问我“贵姓”，我总是回答“姓李”，而人们却一直叫我
“老巴”，“巴公”，“巴老”。
1928 年8 月，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楼上宿舍里
写完小说《灭亡》，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在上海的朋友，
请他代为印刷。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
起，不能在书上印出我的本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
上写了“巴金著”三个字。
这就是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的开始。关于它我已经作过多次的解
释，说明我当时的想法。我看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其实多说也没有用
处，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今天还有些外国人喜欢拿我这个笔名做文
章。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使用笔名，只是为了把真名（也
就是把真人）隐藏起来，我不会在名字上花费精力、表现自己。其实在
这之前（1922 年）我也用过一个笔名发表小诗和散文，不过那个笔名（佩
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过去发表的东西我也并不喜欢。在沙多—吉里
养病的时候，我给美国旧金山华侨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写过好些杂
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灭亡》发表以后我便不再
用这个笔名了。
小说《灭亡》在上海《小说月报》1929 年1 月号上发表，连载了四
期。但“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的出现却是在1928 年10 月出版的《东
方杂志》十九号上面。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1928 年我在沙多—吉里过
了暑假后，到巴黎住了一个时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给我看一篇托洛
斯基写的《托尔斯泰论》（法译文刊在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面）。
为了纪念托尔斯泰的百岁诞辰，他要我翻译这篇文章给《东方杂志》发
表。过几天我译好全文要给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个新的笔名，不加考
虑就写在译稿上面。这样《灭亡》刊出，愈之他们就知道作者是谁了。
《灭亡》连载后得到读者的鼓励，使我有机会陆续发表作品。我走
上文学道路，是比较顺利的。我并没有到处碰壁的经验，我交出去的稿
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编辑部退回，这部退稿经过我改写后也找到了
出版的地方。本来只打算用一次两次的笔名，却被我接二连三地用了下
去。编辑先生喜欢熟悉的名字，读者也习惯常见的笔名。“巴金”收到
各地读者的来信，我用笔名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还可以躲在自
己的本名后面过平凡人的日子。后来本名给笔名淘汰了，即使别人承认
我姓李，我也不会得到安静。我想不必计较吧，反正人活着，用什么名
字都行。一直到1933 年年底小说《萌芽》被查禁，我的笔名在上海犯了
忌讳，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笔名，先是“余一”，以后又是“王文慧”
和“黄树辉”，还有“欧阳镜蓉”。然而不多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图
书杂志审查会就“被迫”撤销，“巴金”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不过
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书刊，因此认识“巴金”的人并不太多，即使我在公
共场所出现，也不会让人识出。
解放后前十七年中我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无法再躲在本名后面过清
闲日子，连我自己也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个本名。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作
为户口簿上的户主。这些年我写得不多，但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通过
笔名，人和作品给连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总有人认出我是什么书
的作者，有赞美，也有批评。我自己很感到拘束，仿佛四面八方都有眼
睛在注视我的一举一动，用我书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说实话，有个
时期我真想改换我的名字，让大家都忘记我。
于是所谓“文革”的风暴来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还不寒而栗。
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1966 年8 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
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的外宾，回到机关学习，就有一种由“堂上客”
变“阶下囚”的感觉，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报了。前有大海，后有追
兵，头上还有一把摇摇欲坠的利剑，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的笔名要不得，是四旧，是崇洋媚
外，应当“砸烂”。我胆战心惊，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说今后绝不再
用。我已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只有“罪孽深重”四个
大字。也许我头脑单纯，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么重大；也许我在“打如
意算盘”，还以为脱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没有用！我
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枪靶，他们不肯把它一
笔勾掉，反而到处为它宣传，散发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我的大标语；
在马路旁竖立我的大批判专栏；在工厂和学校召开我的“游斗”会；在
杀气腾腾的批斗会上人们要“砸烂”巴金的“狗头”；我自己也跟着举
手高呼口号“打倒巴金！”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不断地写检查，写“思想汇报”，重复说
着同样的话。我灰了心，断了念。“让它去吧”。
十年过去，我还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搁不了笔。看来我用
不着为这个多花费脑筋了。今天我在医院里迎接了我的第八十个年头，
来日无多，我应当加倍珍惜。多写一个字就多留下一个字。是“牛”是
人，姓巴姓李，让后人去议论吧。
1983 年11 月29 日
《巴金选集》①后记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
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
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
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
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
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1927 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
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
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
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
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
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
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
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
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
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
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
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
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
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
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
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而且像我这样
①
《巴金选集》（十卷本），1982 年7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
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
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
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
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
爱护。从30 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
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
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
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
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
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
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
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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