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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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
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
‘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
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
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

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

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

一本136　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

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

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

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

昂着头不停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

尔斯泰，成为19　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

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

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

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

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

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

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

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

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

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
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
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
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

①　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1936　年米兰版。

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
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
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
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
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
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
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
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
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
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巴金全集》自序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

《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①。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

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②说服了。无怪乎我的

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

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

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作尘土，

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

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

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

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

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
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
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
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
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
作实践作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
以安心地放下这支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
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
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
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
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
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
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
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
得到却做不到。

①　《巴金文集》在文革期间被称为十四卷“邪书”，作为“大毒草”受到多次批判。
②　树基：即王仰晨。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

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

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40　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

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

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

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

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

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

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1986　年1　月10　日

文学生活五十年①
——1980　年4　月4　日在日本东京
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
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
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
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
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
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
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
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
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

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

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
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
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
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
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
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
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
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
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
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
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十九岁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

①　本篇最初载于1980　年4　月16　日日本《圣教新闻》；同年11　月15　日发表于南京《钟山》文艺丛刊第四
期。

怕的黑影。二十三岁我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
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
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
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
我就活不下去。1927　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
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
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
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
的运动，他们是萨珂（　N。Sacco）和樊塞蒂（　B。Vanzetti），他们被诬
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
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
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塞蒂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
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
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塞蒂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
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
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
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塞
蒂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
上，过了五十年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
的“序”上称樊塞蒂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
着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de　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
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
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
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
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
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藉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
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8　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
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
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
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
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
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
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1929　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
年9　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
了它。1931　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
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1931　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
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
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
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
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


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
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
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
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
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
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
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
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
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
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
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
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1928　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
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
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