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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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
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我心里难过，
知道他也不好过。我还记得1933　年年尾到1934　年年初我带着他的散文
到北平，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在《文学季刊》里发表了一组，后来又介
绍给上海的黄源在《文学》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然后在1935　年年底在
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我
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人。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我甚至
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黄昏之献》以后，我还编印
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
文集子。“烧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话，仿佛迎头给我一瓢冷水。
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摊开他给我送
来的手稿，我读着：

“。。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

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
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沙面缓缓地流去，
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
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
“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
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
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
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1947　年8　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
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
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
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1959　年4　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
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
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1938　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
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
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
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
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
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
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
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
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
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1940　年7　月我离开上海经
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
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
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
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
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
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


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
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
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
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
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
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重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
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
的教师，1968　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
十年以后1978　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
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
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
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
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
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
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
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
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
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
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1947　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作客，当
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
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
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
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
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1947　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
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
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1979　年2　月9　日

中岛健藏先生

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
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
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
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
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8　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
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
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
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


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
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1966　年7　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

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

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

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

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

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

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

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1966　年6　月中岛先生到北

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

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

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

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

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

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

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

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①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

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

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

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

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

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心内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

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

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

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

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

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

九十的土岐善■先生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

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

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

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
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
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
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办法进行工作。目前只是为
一份杂志写连载文章《昭和时代作家群像》。”过了两个多月他寄来的
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国访问一行五位的名单，他们将
在6　月15　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他希望我接待他们。小说家水上先
生也是我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曾到他府上作客，去年5　月我又曾到北

①　达摩克里斯的宝剑：根据古传说，这宝剑是用头发悬挂起来的。达摩克里斯奉命坐在剑下，剑随时都会
落在他的头上。

京饭店新楼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畅谈了一个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
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时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
北京出席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匆忙中我给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
歉的信，还有一封信是请他带给中岛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几天，
《人民日报》就刊出了中岛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国文联打了一个唁电去。
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
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复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
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
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
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
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
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
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
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
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
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关
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死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
的友谊。

我最初看见中岛是在1961　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

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1966　年7　月。他

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

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

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

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

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

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

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我深深

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么？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

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

义。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