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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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
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
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书印出来就让敌军
的炸弹和炮火毁掉。一批书刚刚成了灰烬，第二批又在读者眼前出现；
一个据点给摧毁了，新的据点又给建立起来。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
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
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
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经常同
开明往来，我写作，我编印书刊，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草原集》。1950
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他们
打算出一些翻译小说（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
孚兄是《小说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
1932　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作编辑，我的
大部分小说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
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
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1950　年8—9　月，我看完这本书的
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
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著
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
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
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
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
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
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
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
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
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
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
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


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
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
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
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
宁。1953　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
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
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
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

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

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

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

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

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

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

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

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

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

争先翻印通俗小说、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

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

当然迟来总比不来好①。

5　月3　日写完创作谈

“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谈《灭亡》①（摘录）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

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

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

些剪接修补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

的写得顺利，几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

次序写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

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

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

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

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

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

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刚出版，我就引用

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话改写了小说的结

①　谈开明我没有提叶圣陶老人，并不是遗漏，我打算在另一篇“随想”里讲他。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8　年4　月号的《文艺月报》。

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些加工的工作，
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
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
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
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
分析自已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
研究这“忧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
我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
当浓的“忧郁性”。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
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
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
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
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
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
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
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的一条路：报
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
他只是一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
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
容易愤怒。倘使社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
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
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
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
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
导他，在支持他，他决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
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
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
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
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
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
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
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
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
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今天无法
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
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
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更喜欢说我有我的
“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
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
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
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
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


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
样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
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
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
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影响的都是这些外国的
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
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它们甚至在我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
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
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
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
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
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
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
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19　世纪60—70　年代俄国民粹派或
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
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
《回忆录》。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
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
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
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
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
（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

的哥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

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

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

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

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

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

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

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

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

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

出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不知道怎样，有

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是去南市刻

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来过一

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家

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

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

并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

①
科茹霍夫，C。M。Стеиняк…Кравченский（1851—1895）著长篇小说：“АнцрейКожухов”中的男主人公。


了。两三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
张《申报》，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
了。孙传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
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
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
的外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
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