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川人大抗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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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先把这个组织命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成云章沉吟说：“这名称太笼统，不如叫‘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　　　　
　　　　义勇壮丁们在安县快出发时，王建堂的老父亲王者成，由曲山镇邮寄了一面出征旗到县府。通常人们送亲人远征，无不祝愿平安。然而当这面旗帜展现在众人眼前时，令人大吃一惊又深深震撼：这竟是一面“死”字旗！　　　　　
　　　　王者成这位偏僻的山镇乡民，用一块很宽的大白布制成大旗，正中写了大大的一个“死’字，右角题了下面两句很直白的勉词：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又在左方用韵文体写了这样几句话：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者成的强烈爱国之情催人泪下，又令所有目睹者热血沸腾！在民众欢送大会上，县长成云章激动地把“死”字旗当场转发给王建堂，全场掌声雷动！安县壮丁们在掌声和鞭炮声中走向从军之路………　　　　
　　　　乡民王者成送“死”字旗的消息，被新闻记者得知。1938年2月，成都《新新新闻》等报上，以“模范父亲”等标题，详细叙述了“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的事迹。　　　　
　　　　1939年，王建堂在前线接到父亲家信：“四川军管区还给我家送了一道光荣匾。匾上正文是‘父义子忠’，上款是‘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是‘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送匾时军管区代表连同县府代表，约集曲山镇全街群众吹吹打打送到我家的！”　　　　
　　　　王者成在信中说：“我这当父亲的感到很光荣！”　　　　
　　　　“死”字旗不但激励了王建堂的杀敌激情，还鼓励了所有知道此事的四川壮丁们！　　　　
　　　　德阳县的“抗日志愿军”　　　　
　　　　四川德阳县八角井乡中心小学，虽地处偏僻，但学校救亡歌声每天不断：“向前走，不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放眼校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墙头标语比比皆是。　　　　
　　　　1939年后，八角井处于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的航线上，每当敌机从头上飞过，民众恨得咬牙切齿。中心小学体育教师萧尤军，联络乡友黄家同、邹名生、张方述、胡仁堂、廖名均、廖名芝等37人，组成“德阳县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联名上书县府请缨杀敌。37人中有教师1人、印刷工人1人、商家子弟3人、手工业者3人，其余皆为农民。　　　　
　　　　这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萧尤军等爱国青年打着旗帜，身着家乡父老赶制的灰色军装，背背“抗战到底”的竹斗笠，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县城。沿途夹道欢送的人群不绝，鞭炮声、口号声和救亡歌声响彻云霄。在德阳县，县长龚万材亲自把盏向每位壮士敬酒，勉励大家到前方杀敌立功。龚县长和八角井乡联保主任萧仲衡亲自把队伍送出北门，欢送人群中不少人激动得哭了起来。农历六月初，“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到达河南邓县由汤恩伯十三军一一○师接收……在此后7年中，36名“志愿军”壮丁，有19人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1944年冬，八角井乡中心小学再次掀起抗日从军高潮，教师尹大富、陈孝元等人参加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前线。　　　　
　　　　父亲送三子参军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　72　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　4　个儿子中的　3　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长子高光祖、次子高光文在湖北前线，四子高光大15岁就考入装甲兵团，转战在湘桂各地战场。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　　　　
　　　　抗战中，四川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3）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3年冬，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春，日军以泰国为基地，入侵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失败……1942年，盟军积极援助中国开辟国际通道——中印公路，以便输入军援和物资，并准备第一期装备中国现代化陆军30个师及部分空军，以配合战略反攻。　　　　
　　　　开辟中印公路，必须先消灭缅北、滇西之敌。因此，时任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史迪威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征调大量知识青年从军空运印度，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尽快建立优于日军的新型部队，消灭入侵缅甸之敌！”　　　　
　　　　但当时兵源已近枯竭。当时《兵役法》规定：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都是免、缓役的对象，只能发动他们志愿从军。而社会大众也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心理。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鼓动青年从军。10月14日，他又下达紧急手令：“3月内发动10万知识青年从军，必须如期如数完成！”　　　　　
　　　　而下面的兵役单位，军、师管区的负责人，对这个艰巨任务如坐针毡。据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的一些师管区司令都无计可施，只有听候撤职议惩的打算……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张群奉蒋介石“手令”后，与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反复研商。徐思平说：“只有先向某一高等院校打开缺口，再图扩张战果！”　　　　
　　　　张群说：“那就只好麻烦你快到各师管区基层出巡，深入动员！”　　　　
　　　　徐思平1942年11月11日由成都出发去绵阳，12日召集该县士绅、机关、法团等，向中学以上学生作《征集十万青年驻印军出国受训，提高国军素质》的讲演。他讲得有声有色，闻者动容，当晚就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志愿服役。　　　　
　　　　徐思平14日到三台县，他对潼蓬师管区代司令李华骏说：“我要向东北大学学生作一次动员从军的报告，先试试！”东北大学军事教官王建云回校后宣布此事。但各系学生议论纷纷：“东大是国立大学，不属地方政府管辖，徐思平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属地方军官，不欢迎他来作报告！”　　　　
　　　　李华骏对学生说：“徐先生就是学者从军，任过大学教师、高中校长，到日本学过军事，又到过欧洲诸国考察。连东大有些讲师、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建议东大先邀请徐先生作一次学术讲演，如讲得好，可再请他作一次专题讲演。”　　　　
　　　　学生代表说：“题目要我们指定，就请他讲《人生观》吧！”　　　　
　　　　次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国父纪念周”讲演，讲题是：《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他详述亡国将是民族消灭的惨祸，并列举历代名人和当代世界各国领袖人物，多是文武兼备的人才，从军是无比光荣的事业……他激奋地说：“贵校是张汉卿（张学良）先生创办，自东北沦陷，贵校搬迁北平、再迁西安，最后迁四川三台，川中同胞殷勤相待。诸君在抗战烽火中，仍能读书不辍，未感‘黄鸟之叶’（注：《诗经小雅》“黄鸟”篇，诗意是排斥异乡之人）……贵校当前时代的任务，就是在战时必须支持抗战、收复东北；战后，必须建设东北。否则，东北大学将失其存在意义啊！”　　　　
　　　　徐思平这次演说，极大激发了东北大学和三台县学生志愿从军热情，从而掀起四川及全国知识青年踊跃从军高潮。这篇演说词也成为抗战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全文曾由军政部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列为必读之文件。　　　　
　　　　当晚7时，徐思平又到校作《我的人生观》一题的专题讲演，内容更精彩动人。听讲的还有国立第18中学、省立潼川中学、三台县中师生和各机关、法团各界人士，共约2800余人，连东大卧床休息的病员也闻讯赶来旁听。伫立窗外听讲之人太多，途为之塞。　　　　
　　　　当晚虽大雨滂沱，听众仍坚持到10时以后，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304人，女生林霖等30余人也申请从军。因《兵役法》规定女子无兵役义务，徐思平婉谢。女生们气得当场痛哭，质问：“爱国不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参加抗战，共同杀敌？”　　　　　　　　
　　　　林霖等女生此后又送上请缨呈文：“生等虽为女子，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奈规章有限……泉涌之热泪，实有不能自已者。伏乞额外通融，务使生等展鸿鹄之志，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以赤胆白骨换取新中华自由之花！”　　　　　　　　
　　　　徐思平手捧呈文，激动地说：“此所谓祖国山河兴亡泪，中国之不亡，赖有此耳！”　　　　
　　　　自三台县学生们踊跃从军后，全川以至全国学生报名服役者风起云涌。经体检合格者，仅三台一县即有大、中学生213名。四川省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钟体道及东北大学教授肖一山也送子从军……　　　　
　　　　徐思平11月25日返成都后，再赴成茂师管区各县市广为宣传。11月29日又在成都各电影院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讲演。报名从军者众多，录取者欢欣鼓舞，未被录取者深感失望……　　　　
　　　　重庆也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4）

　　　　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在重庆温泉附近美丽的花溪旁。石板古道有几处学生壁报，张贴了几份当时《大公报》社论，题目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文章非常动人，不少同学为之激昂流涕。学生会在大操场上设“知识青年从军处”，扩音器不停地播放抗战歌曲。当有同学签名从军时，歌声暂时停止，而鼓声则大作，扩音器反复宣布：“某某某签名从军！”　　　　　
　　　　宣传从军的标语到处出现：“你平时常说爱国，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了！”“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判断！”有同学甚至画出更激烈的宣传画：一只又肥又大的臭虫躲在被褥下。画上题字是：“臭虫最会躲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从军的声浪沸沸扬扬，没有人能再安心读书了……几日之间，从军人数增至近200人！　　　　
　　　　政治大学只是一个缩影，成都的川大，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大、复旦等大学都是这种情况。已定婚期的毅然推迟婚期，免征的独子坚决参军……一些高官的儿子也踊跃从军，如四川省主席张群之子张继正（他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在四川大学任教授）、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之子祝源远、贵州省主席杨森之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子……以下各级官员更多。虽然这些人被称为“少爷兵”，但其爱国热情无疑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943年11月中旬到1944年3月，四川各地从军者有1。4万人，成都地区就有8000人；第二期从1944年9月16日起到1945年2月，全川已登记从军的男女知识青年29157人。　　　　
　　　　第二期全国经甄选合格的应征青年达12。55万人。内有1。5万人受过大专教育。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2620人。这些应征青年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9个师番号。　　　　
　　　　征集的人员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大学教授、机关公务员。两期知识青年从军，全国共约登记15万人，四川就有4万以上，居全国第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记史册……　　　　
　　　　青年勇于从军，是同人民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四川各地区为支援抗战，都建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如1943年9月下旬，重庆“陪都辅助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举行“优待抗属周”。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全文刊登了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慰问电：　　　　
　　　　“前方将士均鉴：抗战七年，幸得诸将士之艰苦奋斗。最后胜利已日益接近，后方同胞复念将士之辛苦，无不感激万分。对将士家属之生活，更无不备极关切。本会自9月24日起至30日止，发起举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周，自政府长官以至社会人士，莫不热心赞助，并实行优待战士家属购米、购布、购油、购物，以及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苦救济等办法。充分证明：后方各界，不仅爱护前线将士，亦且爱护后方之家属。全体将士之家属，不论在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能享受优待之权利，得到社会的维护，以减免诸将士后顾之忧。特掬至诚，驰电慰问，希继续奋勇杀敌，共争最后胜利为荷。”　　　　
　　　　有部著名的以抗战时期四川为背景的电影《抓壮丁》，曾引起不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概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当然，“抓壮丁”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著名作家叶圣陶抗战期间在四川住了八年。1945年4月9日，他在成都陕西街家中，晚饭后，忽闻人声鼎沸，传隔壁茶馆中寄居的壮丁脱逃。他只听得屋瓦上有脚步声，突然一壮丁破屋顶跳下地，张皇地求他不要声张。接着跑入厨房，越墙而去。　　　　
　　　　叶圣陶忙出门，听人说：这次逃走了20多个壮丁！原来本季抽丁，一次要征足全年之数（本分四季），故额数特多，乡镇抽齐后都送入城中暂寄居在各街巷。壮丁饮食恶劣，又严加防范，所以壮丁们都想脱逃。此前十多天，三桥街还有一壮丁逃跑时被枪击而死。　　　　
　　　　叶圣陶又听人说：“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被追兵逮住了，以大刀背痛击其身。旁观群众愤愤不平，都群击操刀者……”　　　　
　　　　叶圣陶先生慨叹说：“狡黠者以人口为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