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川人大抗战-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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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又听人说：“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被追兵逮住了，以大刀背痛击其身。旁观群众愤愤不平，都群击操刀者……”　　　　
　　　　叶圣陶先生慨叹说：“狡黠者以人口为买卖……思之伤心，闻之惨恻！”　　　　
　　　　第二天，叶圣陶才发现，昨天跳屋的壮丁原来蜷缩在两屋夹墙之间。早晨厨下有人声，他才钻出，对叶圣陶说：“我姓黄，17岁，住西门外，做草纸谋生。出外收账时被拉。身上衣服及钱都为军官没收，换穿灰布军服。”　　　　
　　　　叶圣陶找出件旧衣让他改装，以便俟机回家。叶圣陶先生又听邻居讲：这次暂住茶馆的一连人，已跑了几十个。壮丁四下逃跑时，街坊民众抱住军官和守兵不让其开枪打人……　　　　　　
　　　　这说明，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在国难当头时，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他们对抗战军人是无比尊重的，是鼓励热血男儿上沙场报效祖国的。　　　　
　　　　如果误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而被强“抓”去的壮丁，稍有常识的人不难设想：300多万川军官兵，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　　　　
　　　　叶圣陶先生专门写过《颂抗战将士》的诗：　　　　
　　　　“最前线炮声含怒，赳赳桓桓，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岂其伍？众心无二，拼血淹东方虏。义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耐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灭，尽都替国人担负！”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5）

　　　　兵役署长程泽润之死　　　　
　　　　买卖壮丁“吃黑钱”等“役政”腐败现象确实存在，它最易发生在县乡以下，如同《抓壮丁》所刻画的“王保长”。　　　　
　　　　1934年12月后，国民政府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原则上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若干保为联保。大致上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这些基层官员从来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　　　　
　　　　乡镇保长是怎样参与买卖壮丁吃黑钱的呢？因有些人家不愿让子弟当兵，情愿出钱雇人顶替。而一些穷人家汉子，看到当兵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粮钱养家糊口，便甘愿卖壮丁。还有一些“兵油子”，卖壮丁后又逃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县、乡搞兵役的和保长们就可从中分油水。　　　　
　　　　1941年春，军政部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试图改进这些兵役弊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名义发出的通报，说此举可使“其违法舞弊者予以检举，俾得杜绝一切估拉、买卖、顶替、虐待诸弊……夫一视察员之功罪，不在小也。得其人，则一师区之役治可以澄清而无弊”！　　　　
　　　　驻各师管区视察员派出后，产生一定效果。根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公布，从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一年来四川省的检举案件，有据可寻的为1346件之多，被检举者得到相应惩处……　　　　
　　　　兵役关系国民大事，有关方面很清楚并力图搞好这点。　　　　
　　　　对役政腐败官员惩处的最高潮，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处死兵役署长程泽润案。　　　　
　　　　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　　　　
　　　　程泽润（1894~1945），字沛民，四川隆昌县人，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他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关系很亲密，是何派“四大金刚”之一。1937年后任军政部兵役署长。　　　　
　　　　国民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不受军政部管辖。税警团强拉壮丁补充新兵。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临时驻扎在市区民国路（建国后改为五一路）一家老式大院内，这里是接收新兵的转运站。　　　　
　　　　1944年夏季的一天，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路过此处，忽听到院内传出打骂哭泣声。进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凶横地打骂一个新兵，那新兵跪在地上哭嚎。其他壮丁挤在天井里，有的还绳索捆绑，其状甚惨！　　　　
　　　　戴安国与蒋纬国像弟兄一般亲近，就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蒋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说：“阿爸，这样的壮丁怎么能打仗？”　　　　
　　　　蒋听了说：“我要亲自去看看！”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不太好。而蒋与何应钦虽是留日同学，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何应钦又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而重视此事……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到那个大院，看到院内乱七八糟，那个军官还在斥骂“新兵”。　　　　
　　　　蒋走走看看，见到横躺在地上正呻吟的壮丁后，气冲冲地问：“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没有人敢答声。蒋介石说：“马上给我把兵役署长找来！”　　　　
　　　　立刻，两位侍卫官坐着吉普车直奔夫子池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在办公室，侍从人员又找到署长公馆。原来，这天是程泽润“双喜临门”：一是50大寿，二是新公馆落成。公馆内贺客盈门，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管区司令（中将）、师管区司令（少将），以及部属和亲朋，一共开了几十桌酒席……正觥筹交错，频频碰杯之际，突然侍从室人员撞进来对程说：“请署长立即到民国路新兵站，委座在那里亲候大驾！”　　　　
　　　　程泽润很扫兴，赶紧稳住宾客，随即戎装齐整驱车前往。岂知这一去，已是一脚踏进了阎罗殿。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6）

　　　　他惴惴不安地来到驻军大院，见蒋正气呼呼站在那里。程上前立正敬礼，蒋沉着脸对程看了一下，说：“部队这样虐待新兵，你们兵役署是怎么搞的！”　　　　
　　　　程到院里就知这是税警部队，不属他管，立即回答：“报告委座，这是财政部税警团的队伍，他们补充兵员都是自己搞，不属兵役署管辖！”　　　　
　　　　蒋介石大怒，连声骂：“兵役署不管兵役，谁管？”同时用手杖连连敲打程泽润。程心想税警部队确实不归他管辖，今天过50大寿却受此屈辱，脱口顶撞说：“委员长，你不能随便打人！我身为国家中将，如果犯法，自有国法来处置！”　　　　
　　　　程泽润敢于如此，出乎蒋之意料。蒋愣了一下，只好说：“好，不打你……这个部队搞得这个样子，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　　　　
　　　　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之后，便准备走了。钱大钧（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忙向蒋请示：“他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去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等待处理。”　　　　
　　　　蒋看着钱大钧说：“好，好。”驱车走了。接着何应钦驱车前来，安慰程说：“你先去军法部，我即向委员长说一说。”　　　　
　　　　程泽润只好懊恼地去两路口大田湾军法部接受看押，听候处理。他明知家中此时满堂宾客未散，妻女盼归……也无可奈何了！　　　　
　　　　许多报纸据此写成《委员长微服出访，怒打程署长》之类。由于人们本不满役政，纷纷拍手叫好。　　　　　
　　　　军法部上将总监鹿钟麟认为程主管兵役，对部队虐待新兵事也有一定责任，但无须军法处理。鹿想只有等蒋消气以后，再为程缓颊说情。程在军法部受到优待，部属和亲友都可以去看望。邓锡侯、王陵基、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等川军高级将领们，也联名请求蒋从宽处理。有人还请冯玉祥出面向蒋说情。蒋一概置之不理，并催军法部处决程泽润。　　　　　　
　　　　不久，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实际上是遭蒋排挤明升暗降），离开重庆。何到贵阳后，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调程泽润出任陆总中将参谋长。蒋晓得何应钦是想救程，不同意调程前往……　　　　
　　　　鹿钟麟尽力挽救程泽润，由军法部把讯问情况签呈送蒋：“程所犯之罪，尚未构成处决条件，请予从宽处理……”　　　　
　　　　蒋发下手谕：“立即处决！”　　　　
　　　　军法部不敢违抗蒋的命令，决定不向程说出即将行刑之事，让程回家几天，与夫人和女儿团聚。程暂释回家，与爱妻和女儿见面时悲喜交集。　　　　
　　　　曾任兵役署视察的李承勋先生对程泽润一案内情知之甚详，他回忆说：“程的夫人当时约40岁上下，身材颀长，亭亭秀雅，仪态端庄，是扬州名门望族之女。程对女儿非常钟爱，视为掌上明珠……程与家人团聚约10天左右，就又回到军法部去了。程哪里知道，他这一去，竟是与爱妻、娇女的永别呢！”　　　　
　　　　程泽润回到军法部后，军法总监鹿钟麟实不忍向程宣告刑期。但蒋的批示催逼甚紧，最后军法部执行蒋的命令，定期行刑。行刑之前监刑官问程有什么话要交代。程问监刑官：“我为什么要受处决？我犯了什么法？根据哪条法律？”　　　　
　　　　监刑官只好说：“程署长，这是委员长下的手谕，要我们立即执行！”他把蒋的手谕给程看。程至此终于绝望，不想再说什么了。监刑官一再催问他要交代什么话，他才提出：“不要打烂头部，保个整尸！”　　　　
　　　　1945年7月6日，程被绑赴刑场，在城郊桂花园执行枪决。其罪状为：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长兼兵役干训班主任，办理兵役舞弊多端，于去年六七月间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省工图利，经蒋委员长查悉，扣交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本月六日上午执行枪决！”　　　　
　　　　有人认为：当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成风，程泽润只能算是“大官小贪”。陈诚继任军政部长后，详查程的贪污行为，发现程还办了一所“建川中学”，自任董事长，校舍是利用该署兵工和公家材料建筑的。所以有人认为，当时贪官污吏很多，程泽润算老几？蒋介石枪毙他，主要为整顿役政，也有恨何应钦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程泽润死得也有些冤枉……　　　　　
　　　　但当年兵役中的腐败现象被民众深恶痛绝，杀兵役署长确实大快人心。自程泽润1944年被捕后，蒋介石就令徐思平代理署长。胡作非为者闻之丧胆，役政也确有很大改善。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7章　“献金运动”催人泪下（1）

　　　　冯玉祥奔走川南推动“献金”　　　　
　　　　省城成都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中共地方组织参与的各级“抗敌后援会”募集寒衣等各种捐献活动从未中断。　　　　
　　　　1940年冬，重庆各界也发起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代金运动。仅1940年9月2日这一天；中国交、农银行带动金融界就捐助40万元，寒衣代金43万元，迁川工厂联合会捐代金15万元。广大民众更是踊跃捐输：1941年3月8日这一天，裕华纱厂女工献代金3000余元；新申纱厂女工献金近4000元，豫丰纱厂女工献金1400元。宋庆龄数次组织义演、舞会；以其门票所得，为前方将士购买医药，为灾区民众赈送粮食……　　　　
　　　　在中国抗战最苦最难的1941年初，陪都各界发起了“文化劳军运动”。郭沫若大声疾呼：“前线将士献其整个生命，后方同胞应献出所有财力！”陪都各界在春季劳军竞赛中，共捐献1126万余元。1941年5月26日，陪都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战时公债劝募成绩总结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赞：　　　　
　　　　“近郊之农民，小学学生，卖菜老妇，人力车夫，以及部队官兵等，亦能深明大义，自动解囊，其一腔爱国报国之热忱，无分高低！”　　　　
　　　　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债劝募达1000余万美金；为全国之首。　　　　
　　　　但大后方民众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汁几近榨干。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1900多万元开始，又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1亿元以上，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1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1个亿。而各种税款、捐款，更是名目繁多……　　　　
　　　　1943年到1944年，日军最后猖獗，先后攻占中国大片国土。前方战事吃紧，将士浴血奋战，却因物资供应困难缺吃缺穿，艰苦异常。　　　　
　　　　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的身份，于1943年11月8日从重庆出发，奔走全川20余县市，往返数千里，历时近一年，讲演数百次……他足迹所至，人人争相献纳。其中既有富绅巨贾，也有低薪公务人员；有穷工人、农民、学生，还有缺手少脚的抗战负伤军人和衣衫褴褛的小贩、乞丐，以及和尚、尼姑、妓女，连看守所的犯人也节食献金……　　　　
　　　　冯玉祥规定三条原则：“一、有钱人出，贫苦人不出。二、不要勉强别人出。三、要感动别人出。”他每次群众大会上亲自讲演，指明抗战必胜，介绍前方战士的艰难，说：“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四川后方才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　　　　
　　　　他在每个地区的讲演，有时达八九次。从丰都到涪陵时，连声音都吼嘶哑了……他生活简朴，布衣布鞋，谢绝一般招待应酬，常在普通“苍蝇馆子”里嚼馒头。冯玉祥为推动捐献，采取多种多样形式。他的书画脍炙人口，献金活动时期利用所有空闲时间作书作画，除部分赠送爱国献金突出的人士外，大都标价义卖，当场捐献。在合江的一次义卖中，几天功夫便卖了7。8万多元。他还自费制造了很多合金戒指，上面铸有“献金爱国——冯玉祥赠”字样。　　　　
　　　　每逢义演，冯玉祥多次登台唱他老家的山东民歌《爸爸在家》：“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雄浑歌喉；悲壮曲调，闻者无不泣下。在合江国立女中义演时，女校教师唐铁上台说：“我的家乡沦陷了。听了冯先生的歌，想起了故乡父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