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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川人大抗战-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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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又听人说:“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被追兵逮住了,以大刀背痛击其身。旁观群众愤愤不平,都群击操刀者……”    
    叶圣陶先生慨叹说:“狡黠者以人口为买卖……思之伤心,闻之惨恻!”    
    第二天,叶圣陶才发现,昨天跳屋的壮丁原来蜷缩在两屋夹墙之间。早晨厨下有人声,他才钻出,对叶圣陶说:“我姓黄,17岁,住西门外,做草纸谋生。出外收账时被拉。身上衣服及钱都为军官没收,换穿灰布军服。”    
    叶圣陶找出件旧衣让他改装,以便俟机回家。叶圣陶先生又听邻居讲:这次暂住茶馆的一连人,已跑了几十个。壮丁四下逃跑时,街坊民众抱住军官和守兵不让其开枪打人……      
    这说明,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在国难当头时,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他们对抗战军人是无比尊重的,是鼓励热血男儿上沙场报效祖国的。    
    如果误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而被强“抓”去的壮丁,稍有常识的人不难设想:300多万川军官兵,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    
    叶圣陶先生专门写过《颂抗战将士》的诗:    
    “最前线炮声含怒,赳赳桓桓,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岂其伍?众心无二,拼血淹东方虏。义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耐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灭,尽都替国人担负!”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5)

    兵役署长程泽润之死    
    买卖壮丁“吃黑钱”等“役政”腐败现象确实存在,它最易发生在县乡以下,如同《抓壮丁》所刻画的“王保长”。    
    1934年12月后,国民政府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原则上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若干保为联保。大致上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这些基层官员从来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    
    乡镇保长是怎样参与买卖壮丁吃黑钱的呢?因有些人家不愿让子弟当兵,情愿出钱雇人顶替。而一些穷人家汉子,看到当兵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粮钱养家糊口,便甘愿卖壮丁。还有一些“兵油子”,卖壮丁后又逃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县、乡搞兵役的和保长们就可从中分油水。    
    1941年春,军政部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试图改进这些兵役弊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名义发出的通报,说此举可使“其违法舞弊者予以检举,俾得杜绝一切估拉、买卖、顶替、虐待诸弊……夫一视察员之功罪,不在小也。得其人,则一师区之役治可以澄清而无弊”!    
    驻各师管区视察员派出后,产生一定效果。根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公布,从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一年来四川省的检举案件,有据可寻的为1346件之多,被检举者得到相应惩处……    
    兵役关系国民大事,有关方面很清楚并力图搞好这点。    
    对役政腐败官员惩处的最高潮,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处死兵役署长程泽润案。    
    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    
    程泽润(1894~1945),字沛民,四川隆昌县人,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他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关系很亲密,是何派“四大金刚”之一。1937年后任军政部兵役署长。    
    国民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不受军政部管辖。税警团强拉壮丁补充新兵。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临时驻扎在市区民国路(建国后改为五一路)一家老式大院内,这里是接收新兵的转运站。    
    1944年夏季的一天,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路过此处,忽听到院内传出打骂哭泣声。进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凶横地打骂一个新兵,那新兵跪在地上哭嚎。其他壮丁挤在天井里,有的还绳索捆绑,其状甚惨!    
    戴安国与蒋纬国像弟兄一般亲近,就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蒋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说:“阿爸,这样的壮丁怎么能打仗?”    
    蒋听了说:“我要亲自去看看!”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不太好。而蒋与何应钦虽是留日同学,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何应钦又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而重视此事……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到那个大院,看到院内乱七八糟,那个军官还在斥骂“新兵”。    
    蒋走走看看,见到横躺在地上正呻吟的壮丁后,气冲冲地问:“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没有人敢答声。蒋介石说:“马上给我把兵役署长找来!”    
    立刻,两位侍卫官坐着吉普车直奔夫子池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在办公室,侍从人员又找到署长公馆。原来,这天是程泽润“双喜临门”:一是50大寿,二是新公馆落成。公馆内贺客盈门,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管区司令(中将)、师管区司令(少将),以及部属和亲朋,一共开了几十桌酒席……正觥筹交错,频频碰杯之际,突然侍从室人员撞进来对程说:“请署长立即到民国路新兵站,委座在那里亲候大驾!”    
    程泽润很扫兴,赶紧稳住宾客,随即戎装齐整驱车前往。岂知这一去,已是一脚踏进了阎罗殿。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6)

    他惴惴不安地来到驻军大院,见蒋正气呼呼站在那里。程上前立正敬礼,蒋沉着脸对程看了一下,说:“部队这样虐待新兵,你们兵役署是怎么搞的!”    
    程到院里就知这是税警部队,不属他管,立即回答:“报告委座,这是财政部税警团的队伍,他们补充兵员都是自己搞,不属兵役署管辖!”    
    蒋介石大怒,连声骂:“兵役署不管兵役,谁管?”同时用手杖连连敲打程泽润。程心想税警部队确实不归他管辖,今天过50大寿却受此屈辱,脱口顶撞说:“委员长,你不能随便打人!我身为国家中将,如果犯法,自有国法来处置!”    
    程泽润敢于如此,出乎蒋之意料。蒋愣了一下,只好说:“好,不打你……这个部队搞得这个样子,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    
    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之后,便准备走了。钱大钧(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忙向蒋请示:“他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去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等待处理。”    
    蒋看着钱大钧说:“好,好。”驱车走了。接着何应钦驱车前来,安慰程说:“你先去军法部,我即向委员长说一说。”    
    程泽润只好懊恼地去两路口大田湾军法部接受看押,听候处理。他明知家中此时满堂宾客未散,妻女盼归……也无可奈何了!    
    许多报纸据此写成《委员长微服出访,怒打程署长》之类。由于人们本不满役政,纷纷拍手叫好。     
    军法部上将总监鹿钟麟认为程主管兵役,对部队虐待新兵事也有一定责任,但无须军法处理。鹿想只有等蒋消气以后,再为程缓颊说情。程在军法部受到优待,部属和亲友都可以去看望。邓锡侯、王陵基、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等川军高级将领们,也联名请求蒋从宽处理。有人还请冯玉祥出面向蒋说情。蒋一概置之不理,并催军法部处决程泽润。      
    不久,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实际上是遭蒋排挤明升暗降),离开重庆。何到贵阳后,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调程泽润出任陆总中将参谋长。蒋晓得何应钦是想救程,不同意调程前往……    
    鹿钟麟尽力挽救程泽润,由军法部把讯问情况签呈送蒋:“程所犯之罪,尚未构成处决条件,请予从宽处理……”    
    蒋发下手谕:“立即处决!”    
    军法部不敢违抗蒋的命令,决定不向程说出即将行刑之事,让程回家几天,与夫人和女儿团聚。程暂释回家,与爱妻和女儿见面时悲喜交集。    
    曾任兵役署视察的李承勋先生对程泽润一案内情知之甚详,他回忆说:“程的夫人当时约40岁上下,身材颀长,亭亭秀雅,仪态端庄,是扬州名门望族之女。程对女儿非常钟爱,视为掌上明珠……程与家人团聚约10天左右,就又回到军法部去了。程哪里知道,他这一去,竟是与爱妻、娇女的永别呢!”    
    程泽润回到军法部后,军法总监鹿钟麟实不忍向程宣告刑期。但蒋的批示催逼甚紧,最后军法部执行蒋的命令,定期行刑。行刑之前监刑官问程有什么话要交代。程问监刑官:“我为什么要受处决?我犯了什么法?根据哪条法律?”    
    监刑官只好说:“程署长,这是委员长下的手谕,要我们立即执行!”他把蒋的手谕给程看。程至此终于绝望,不想再说什么了。监刑官一再催问他要交代什么话,他才提出:“不要打烂头部,保个整尸!”    
    1945年7月6日,程被绑赴刑场,在城郊桂花园执行枪决。其罪状为: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长兼兵役干训班主任,办理兵役舞弊多端,于去年六七月间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省工图利,经蒋委员长查悉,扣交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本月六日上午执行枪决!”    
    有人认为:当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成风,程泽润只能算是“大官小贪”。陈诚继任军政部长后,详查程的贪污行为,发现程还办了一所“建川中学”,自任董事长,校舍是利用该署兵工和公家材料建筑的。所以有人认为,当时贪官污吏很多,程泽润算老几?蒋介石枪毙他,主要为整顿役政,也有恨何应钦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程泽润死得也有些冤枉……     
    但当年兵役中的腐败现象被民众深恶痛绝,杀兵役署长确实大快人心。自程泽润1944年被捕后,蒋介石就令徐思平代理署长。胡作非为者闻之丧胆,役政也确有很大改善。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7章 “献金运动”催人泪下(1)

    冯玉祥奔走川南推动“献金”    
    省城成都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中共地方组织参与的各级“抗敌后援会”募集寒衣等各种捐献活动从未中断。    
    1940年冬,重庆各界也发起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代金运动。仅1940年9月2日这一天;中国交、农银行带动金融界就捐助40万元,寒衣代金43万元,迁川工厂联合会捐代金15万元。广大民众更是踊跃捐输:1941年3月8日这一天,裕华纱厂女工献代金3000余元;新申纱厂女工献金近4000元,豫丰纱厂女工献金1400元。宋庆龄数次组织义演、舞会;以其门票所得,为前方将士购买医药,为灾区民众赈送粮食……    
    在中国抗战最苦最难的1941年初,陪都各界发起了“文化劳军运动”。郭沫若大声疾呼:“前线将士献其整个生命,后方同胞应献出所有财力!”陪都各界在春季劳军竞赛中,共捐献1126万余元。1941年5月26日,陪都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战时公债劝募成绩总结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赞:    
    “近郊之农民,小学学生,卖菜老妇,人力车夫,以及部队官兵等,亦能深明大义,自动解囊,其一腔爱国报国之热忱,无分高低!”    
    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债劝募达1000余万美金;为全国之首。    
    但大后方民众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汁几近榨干。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1900多万元开始,又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1亿元以上,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1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1个亿。而各种税款、捐款,更是名目繁多……    
    1943年到1944年,日军最后猖獗,先后攻占中国大片国土。前方战事吃紧,将士浴血奋战,却因物资供应困难缺吃缺穿,艰苦异常。    
    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的身份,于1943年11月8日从重庆出发,奔走全川20余县市,往返数千里,历时近一年,讲演数百次……他足迹所至,人人争相献纳。其中既有富绅巨贾,也有低薪公务人员;有穷工人、农民、学生,还有缺手少脚的抗战负伤军人和衣衫褴褛的小贩、乞丐,以及和尚、尼姑、妓女,连看守所的犯人也节食献金……    
    冯玉祥规定三条原则:“一、有钱人出,贫苦人不出。二、不要勉强别人出。三、要感动别人出。”他每次群众大会上亲自讲演,指明抗战必胜,介绍前方战士的艰难,说:“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四川后方才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    
    他在每个地区的讲演,有时达八九次。从丰都到涪陵时,连声音都吼嘶哑了……他生活简朴,布衣布鞋,谢绝一般招待应酬,常在普通“苍蝇馆子”里嚼馒头。冯玉祥为推动捐献,采取多种多样形式。他的书画脍炙人口,献金活动时期利用所有空闲时间作书作画,除部分赠送爱国献金突出的人士外,大都标价义卖,当场捐献。在合江的一次义卖中,几天功夫便卖了7。8万多元。他还自费制造了很多合金戒指,上面铸有“献金爱国——冯玉祥赠”字样。    
    每逢义演,冯玉祥多次登台唱他老家的山东民歌《爸爸在家》:“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雄浑歌喉;悲壮曲调,闻者无不泣下。在合江国立女中义演时,女校教师唐铁上台说:“我的家乡沦陷了。听了冯先生的歌,想起了故乡父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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