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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会思考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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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日本承认他们面临着新的战略环境，且美国的长远安全承诺存在疑问，那么担忧就是替代日美安全协定的惟一明确选择是独立自主的日本军事力量以及核能力。日本绝对不是一个军事侏儒。其当前的防御性军事能力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如果没有核保护伞和强大的攻击能力，日本就不要指望与具备核力量的邻国进行对抗。某些日本人渴望获得独立的核能力，但是他们明白这将敲响全球的警钟。西方一些人已经产表达了关于日本人的自卑情结的看法，并以深深的疑惧心态注视着日本将其经济优越性延伸到军事领域。即使日本是“西方”集团的一个名义成员，但是西方还没有准备接受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在所有领域都卓越超群的可能性。
第三，如果日本试图改变方针，更接近邻国，那么它将要放弃相信日本的命运来自西方的世纪政策。明治时代的伟大变革家福泽俞吉曾经说，日本应该“脱亚入欧”。如果现在改变这个方针，而“脱欧入亚”，那么它与西方伙伴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比如说，冷战结束之后，促进民主与人权已经上升为西方的优先政策。虽然更多的是出于利益而不是信仰，但是日本多多少少赞同这个政策。当西方现实地在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应用这些新政策（比如阿尔及利亚）、并对不具重要性的国家则不采取现实政策时，日本与西方之间地缘利益的差异就表面化了。日本人清醒地意识到建立在促进人权基础之上的政策只会导致几个亚洲国家质问日本二战时的罪恶记录。因此，日本在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利益与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之间力图平衡，由此陷入了魔鬼与深深的蓝色海洋之间的困境。
第四，为了反思并改革其与三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日本必须面对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就有意忽视的历史幽灵。为了重新构建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日本必须能够平等地看待他们，并承认对他们历史上的痛苦一页负责。没有这样的认可，就很难设想信任的纽带任何能够建立。迄今为止，日本人总是小心慎重地表示“遗憾”和“后悔”，但与德国人不同，他们还没有向受害国人民直接表达过道歉。
只要裕仁天皇还在世，许多日本人在讨论战争问题时就感到压抑，这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让裕仁感到不安。为了在朝鲜战争期间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美国决定忽略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残暴罪行，这就强化了在战争问题上的沉默，并加剧了回避痛苦话题的自然趋势。许多日本人感到这样的沉默应该继续下去，因为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罪恶行经与西方殖民者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差别，南京大屠杀与英国人在印度阿姆利则屠杀抗议者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质问，在西方人不反思殖民罪恶的情况下，为什么日本就应该这样做？但是，日本赢得其邻国信任的能力与其承认历史事实的能力是密切相连的。许多日本人在任何关于二战的讨论中都看到了抹黑日本的共谋。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是日本成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日本像孟加拉国一样落后，那么就很少有人有讨论其历史的兴趣。但是，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日本的邻国需要重新确证这个新的强国表现良好。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第五，要制定一个新的方针，日本必须面对内置的文化和政治缺陷。日本人已经建构了一个相当和谐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也是一个种族中心和排外的社会。无论他或她在行为方式上多么像一个“日本人”，一个外来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希望以平等的身份被接纳。日本人不能或不愿意吸收成千上万定居日本几十年的朝鲜人就是这个社会排外的有力说明。正如南非所体现的那样，种族排外是不会孕育出亲善友好的。
这些文化障碍与软弱、分裂和丑闻缠身的日本政治领导阶层相互混杂。首相的频繁更迭、软弱者提名为高级政府官员以及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人等与这个国家的惯性相互混合。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会议上的行为说明了这个问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代表团有两个团长，一个来自大藏省，另一个来自外务省。包括多重机构的国际代表团是常有的事，但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对外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则是稀罕事。其结果是，日本的政策总是陷入僵局，发出的信号也总是混乱不堪、令人困惑。
第四部第3节 新的地区体系
虽然具有五大日本可能继续漂泊的原因，但是在其对外政策中，设计一个大胆的新方针同样存在强大的压力。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LDP）和国会过多新委员会的建立显示了日本人思索的新的活跃气氛。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巨人”却是一个“政治侏儒”的地位不再可行了。日本经济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总和，其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所有亚洲国家总和的70％（如果不计算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在其邻国面前享有如此的地位。只有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相比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相对而言，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却要远比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小得多。为了理解日本在东亚的这种反常的地位，就想像一下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影响要比巴西或安第斯条约国家小。与中国或东盟相比，这就是日本在东亚的现实地位。这种状况是难以容忍的。
日本的问题是它必须从零开始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历史无可借助。该地区仅有的传统的前殖民政治体系停留在“中华帝国”的概念上，东亚和东南亚要向北京进贡。日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地区制度。只要还是虚弱，中国也不能如此。要塑造一个新的地区体系，日本发现它必须建立至少五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重申日本的无核国地位。可能日本领导人私下认为具有核武器的日本依然得不到信任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懂得日本获取核武器的决定将会动摇其二战以来得到的所有好处：日本将发现不仅孤立于三个邻国，而且会孤立于西方世界。这无异于一场战略噩梦。坚决地而不是勉强地重申无核政策可以强化其邻邦相信日本的意图是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继续拒绝应该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软弱。这是因为这样就缓解了邻国对日本的疑惧感。
新体系的第二个支柱是日美关系的重构。本质上看，日本不得不自问：是否允许日美关系按照现在的发展轨迹漂泊下去很自然将产生两国之间更坚强和密切的纽带，或者，是否继续现在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日本人民不断感到受到美国人的欺负，而美国人民则将日本看作是以美国为代价的一个日渐富有的“搭便车者”，这无疑将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在集中精力，增进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本充当美国对外政策的银行家，日本的对外政策接受美国的否决权，通过支付一半的费用以帮助五角大楼在日本驻军。日本人私下里通常将美国人比喻为暴躁的公牛，这头公牛需要不时加以安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改变日美关系的愿望，因此日本的决策者可能想弄清楚：为什么危险变化了？日本人必须意识到美国社会深刻的民主本质。美国政府保护日本的承诺只有在美国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事实。日本经不起重复1975年南越将军所犯的错误，当时这些越南人没有关注美国的大众舆论而接受了华盛顿表面上保卫西贡的承诺。
今天的日本必须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确信，日美安全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日本不是一个“搭便车者”；日本的无核化战略符合美国、西方和东亚的利益。毕竟，如果美国舍弃了日美双边安全协定，美国的安全规划者将产生许多新的忧虑。如果日本诉诸核武器，与苏联不同，它可能在技术方面要比美国先进，美国因此将被迫制定一个防范核国家的防御计划。日本同样也会成为美国武器出口商面临的新竞争者，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涉足这个领域。
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必须平等地加以应对。美国要公开承认在以前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方面，日本往往充当了美国政府无能的替罪羊。对于日本而言，它需要毫不含糊地说明一个强大的美国总体上符合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利益，它要和邻国一道制定经济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竞争力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样明确的宣示及其随后的具体行动可能有助于缓解美国认为日本正在削弱美国经济的激烈情绪。
在日本需要美国继续提供保护与渴望自主之间存在着表面上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产生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本质，在日美关系框架下，禁止一个经济巨人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核国家，对美关系可能就像法国或英国的对美关系一样；但由于这不是一个选项，因此美国允许日本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其他领域上，并放弃将日本视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卫星的现状。
日本的新地区体系的第三个支柱是奉行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睦邻政策。西欧最近的历史已经表明长远的敌意没有必要持续下去。在苏联威胁的共同压力下，英国、法国和德国率先走在一起，现在这些国家通过彼此之间塑造的紧密内在网络而团结起来。日本可以与其邻国一起复制这样的网络。贸易和投资正在引导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日本就应该寻求鼓励更多的文化间理解。东南亚曾经被描绘为亚洲的巴尔干。该地区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接近巴尔干地区；这有可能形成同样复杂和悲惨的历史境遇。虽然存在这样障碍，但是东盟国家塑造出了第三世界最成功的地区合作。如果日本采取大胆的行动，比如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向中国和韩国人民就历史问题表示真诚的道歉，东京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日本人在接受道歉的要求上存在巨大的心理困难，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在莫斯科就二战后野蛮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示道歉之前，日本人决不会相信俄国人，日本的邻国同样如此，要求以前的敌人东京表示道歉。
第四个支柱是建立一些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在戈尔巴乔夫说出这个词语很久之前，欧洲就以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作为共同基础构建了一种欧洲本地的共同情感，因此欧洲能够避免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敌视。日本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力图在东亚获得同样的意识。只有搭乘同一条船的共同意识才会使东亚避免陷入痛苦且危险的冲突之中。也许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东亚社会在洛杉矶决定舍弃分歧、共同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对各自的祖国产生了影响。
建立这样的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是日本人心理转换的又一困难。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将成功等同于西方的接纳。明显的是，为了赢得亚洲邻国的长远信赖，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巨人的信赖，日本必须证明尊重他们，并视其为亚洲国家同行。日本不得以硬要人家领情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的待遇他们有时在西方会遇到。比如说，如果日本具有不同的地缘利益，日本的援助政策就不应该是西方援助政策的简单延伸。虽然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承认存在任何强人所难之处，但是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日本迄今几乎总是在屈服于美国或西方利益。比如，当马来西亚建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时，日本在考虑这样的组织是否有利于该地区之前就默许了美国的抵制。同样，柬埔寨和平协定签署之后，日本要求解除对越南的投资禁令。并停止亚洲开发银行向越南贷款的限制。但是，它最终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
在向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美国向来是毫不迟疑地行使其作为保护者的权力。但是，华盛顿应该有许多更明智的顾问。美国应该终止其要求日本的政策主要保护捍卫美国利益的做法；从长远看，这是有益的。美国抵制亚太地区形成多边机制明确说明了美国政策是短视的。随着东亚社会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爆炸式增长，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使相互联系得到润滑的强有力多边机制，并为解决东亚国家间的共同问题提供行动的平台。
任何关于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严肃思考都会引起美国和西方总体上的忧虑不安，他们尤其担心出现另一个排他性种族集团。这反映了西方对亚洲内的巨大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无知。就像欧洲本地的共同意识一样，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主要功能（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减少或消解种族认同，而不是强化种族认同。
最后，第五个支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全球公民。日本努力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反映了它的这种渴求。但是，它寻求得到该席位的方法是“车在前，马在后”的经典案例。如果没有现成的处理国际冲突的轨道，日本在安理会干什么？如果日本表明，就像美国在中东一样，在解决国际冲突上能够发挥领导作用，那么日本追求常务理事国席位的态势就能得到明显的改观。
例如，思考一下日本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上的作为吧。虽然良好的和平协定已经签署了，但是随着美国发现很难提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的份额，其实施却由于缺乏资金而步履蹒跚。如果按照传统做法，日本会在一番犹豫之后，等待并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然后采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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