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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x-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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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十七岁。走在麦子地里，穿过无处不在的风。我还想象着爱情，努力使自己变得温暖点。当风迎面刮来，我就倒退着走。刚刚离开的房屋正在逐渐变得得模糊。我回到政教处，告诉候审的冯锡钢说我爸妈不在家。他们递给我一沓稿纸，一只铅字笔，说那你先写交代材料吧。冯锡钢说，我们了解到你还不止打这次架。还有什么你都老老实实写清楚。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门好像反锁了。一盏台灯照亮我面前方圆大约一米的地方。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早点写完好早点出去。可是到了天亮，我还一个字也没写出来。早上9点左右，政教处老师来验收了，问我写了多少。我说还没写。冯锡钢说，没事没事，给你个房子，你慢慢写。
中午，大群人从窗外走过，去食堂吃饭。窗户上出现了一个人头，是杨晓，她喊我。沈生铁，到这边来。
我记得她那天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梳得异常整齐，额头上沁出汗珠，比起我一晚没睡的憔悴，她明显新鲜很多。她给我带来一大包零食，说道，生日快乐。那天是12·27？我有点记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杨晓对我说了这句话。
再过许多年我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情形：我过十八岁生日那天，杨晓恰好走了过来，对我说生日快乐。她不说还好，她一说，我就觉得自己很需要安慰。这引发了一连串反应。首先是我对杨晓说了令她激动的三个字，接着她突然哭了，并且拉过我的头，隔着铁栏亲我。我很乐意为她擦眼泪……也很高兴看到眼前的一切，因为她那时就像一头小野兽，脸蛋光洁，脖子修长，眼睛也很漂亮……比我们赤裸相对时，更加动人心魄……我给她擦了一会之后她就不哭了……还笑了……就像电影中演的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第二集1999年12月 （3）
四
我承认我们都受过电影的影响。政教处也受过电影的影响，因为我写了很长时间的交代材料，却总是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比电影里给英雄人物故意制造的苦难岁月还要漫长。他们让我不要光写打架，要把所有的坏事都写出来。我就把划玻璃也写上，看到老周VS林校长也写上。他们又说不用写这么多……所以，我总是没有一份可以作为供词的材料。没有供词就无法定我的罪，所以我要继续写。
在政教处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放档案的柜子，靠墙站着，头顶是一盏15瓦的白炽灯。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后，就呆在里面。中午和下午，杨晓都来给我送饭吃。由于她爸的关系，政教处允许她走进黑屋。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凳子上吃饭，杨晓则穿着红色或者白色或者蓝色或者别的颜色的衣服，斜靠在桌子上跟我说话，看我狼吞虎咽，她就说我是只猪。我喜欢她穿着红色衣服靠在桌子上说我是猪的样子。
我也喜欢她穿着白色衣服什么都不说的样子。桌子的高度刚好够着她的屁股，窗户外面的光在她背后，好像孢子植物那样毛茸茸。有时我把她抱住，放到桌子上坐着，还亲她。如果门开着，她的脸就会出现两片很不健康的红云，如果门关着，她就舌头伸进我嘴里，灵巧地游动，一点也不怕被窗子外面经过的人看见。
我整天价关在小黑屋里，大部分时间一个字也不写，大部分时间一个字也不说，还没想到去丈量一下从桌子到门是几步，从门到桌子又是几步。我干得最多的就是想我他妈到底要在这个破洞里呆到哪年哪月，我总是站在窗户前想我他妈到底要在这个破洞里呆到哪年哪月。我透过窗户能看见很远的地方，要是杨晓从操场那边走来，我很早就能看见她。有时她老早就来了，有时她一直没有来。
杨晓说，要是她哪次去得稍微晚了一点，我的表情就会变得十分可怕。虽然我还是那个穿宽上衣的高个子，眉毛纠结在一起，头发有点发黄，仿佛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仔细看，会发现眼睛凹得更深，发出奇怪的光，让人不敢久看。她说我身上已经发出一股气味，像一种特殊的酸味，绝不仅仅是多天不洗澡积累的汗臭在空气中挥发那么简单。我知道女人喜欢故弄玄虚，时光回到1998，我自己就没有闻到什么酸味，即使我把鼻子凑到腋下，使劲吸气，也只是嗅到了灰尘堆积的味道。那间房子里虽然不冷，但也不热，关上窗子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我在里面除了搬搬凳子，根本没有出汗的机会。
元旦那天，政教处主任来到小黑屋，用手指了指东方，说，你现在回去，叫你爸他们来。快点。材料不用再写了，我们有新的证据。其实我家在学校的南边。
我先来到宿舍，找到了我的玻璃刀。才这么久不用，刀头竟然生锈了。我用它在铁床上刻了两行诗：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我还在门后刻了“再见”两个字，不过估计他们一辈子也不会看到。
冷风吹进门缝，我觉得十分、十分累。一是因为我太久不运动了，二是因为我的病并没有全好，这几天又没睡好觉。我解开外衣的扣子，把自己放在床上，大口地喘气，趴在床单上像一块猪肉那样什么也不想。就这样躺了很久，起来时还是觉得神经紧张。可能我伤口还有点疼，头也在发烧。还可能我对回家通知家长有几分担心。后来我不想再躺下去了，我想起来，我想动动，就点了两根蜡烛。那还是我上学期买的，本来打算用他们在夜里看书，但往往才一点燃，几乎所有人都嚷了起来，说蜡烛光太刺眼，影响他们睡觉。事实上我们都像猪一样，只要没有铃声，可以睡到天荒地老。只有廖福贵例外，他见我吹灭了蜡烛，翻来覆去，就推了一下我的肩膀，说，电话看书你可以用嘛。他说得对。我就躲在被窝里，把话筒拿开，借用那可疑的红光。就是那个电话，帮助我看完了很多有趣的书。我甚至用那一点可怜的光线看清了谢非潦草无比的诗歌本子，（这个人我以后也许会提到，也许不会，因为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只是喜欢他写的诗。）还有郑明几篇杰出的黄色小说。郑明两个月前当兵去了，好像在河南。他如果一直写小说，会写出十分漂亮的东西，比陈忠实、贾平凹什么的都要好，可是他当兵去了。就算我不会写小说，我也不去当兵。那种整天接受训斥的生活，会让我这样的人精神失常。不知道郑明怎么熬过去的，他还是个写黄色小说的，他身上的脾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我的眼睛也看坏了。所以当我借助蜡烛光开始收拾行李的时候，感到模糊。还好我的东西很少，才装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旅行包，连二十斤都没有。因为我收拾起来，把不要的全扔下，该要的也不要，只保留我想要的。衣服两件，三本书：《秘密的轮胎》、《庄子》、《野外生存手册》，眼镜，玻璃刀，一双球鞋。被子仍然铺在床上。有一个风铃，杨晓织的，让我犹豫了一番。我本来想塞进包里的。我想起她怎样在小卖铺挑选白色的铃铛，挑选丝带，每种颜色都要一根，怎样在上课的时候用课本竖在前面，偷偷把一个个小铃铛编好，最后怎样用丝线把一大堆铃铛串起来。甚至可能是在老周那双老鼠眼睛下串起来的。我告诉过她我不喜欢这种小东西，但是她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是高兴了好一阵。可是现在我他妈给开除了。想到这一点我又涌上一阵难过。如果那天我一直这么难过下去，我肯定会在飞机制造厂子弟学校哭起来。我不想哭，所以最后我还是把风铃扔掉了。我当时就想那样走掉，跟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再发生什么联系，虽然我心里不一定这么想，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有时候我一冲动，什么都做得出来。老周你想整我，行啊，你想看我求饶，如果我自己走掉，不再向你请示，你会不会不那么愉快。你不但达不到整我的目的，而且我爸妈还要来学校要人，到时候看你他妈怎么下台。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想装出很留恋这个地方。
第二集1999年12月 （4）
五
还有很多事情难以回忆。我当时想起了我爸妈，还有点担心他们。我一定还想了很多别的。因为我后来又决定不那么走掉。这说明，我一定想到了什么。我努力回想，努力记忆，最后只能像科学推想一样这样猜测：我不见了之后，学校一定会通知我家长。白山村那一对中年人听到这个消息，就不但卖不成苹果，还会吃不下饭，伤心得要死，气愤得发疯，最后还要花五块钱，坐车到省城，到处找他们的儿子。我当然不敢主动回家。我不想搞成这样。所以决定再留一天，把什么都处理好了。但我也不指望再搞成什么样，所以决定留完这一天，说什么也不再留下去了。
我又放下旅行包，把衬衣下摆拉出来，全身放松，外衣解开，点了一只烟抽。我靠在被子上，把烟雾先吐出来，再从鼻孔吸进去。这样使人口干舌燥，但是我总是忍不住，总是要把烟雾吐出来，再从鼻孔吸进去。一旦一个人爱上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做事的方式，就很难有什么理由能让他改变，比如“吸烟有害健康”什么的。在吸烟的过程中，我在想，我该怎样，才能照顾我爸妈的情绪。我想至少不能马上让他们知道我已经被开除了，要不然他们连年都过不好。我爸虽然已经完全失去了杀人、逃命的能力，并且一直没有坚定地认为我就是他操出来的，却仍旧对我满怀雄心壮志，以为我能照他所想，给他争气。仿佛他从湘西跑到陕西，不是为了避祸，而是效仿孟母三迁，把我搞到这关中平原来领略、浸染汉唐气象似的。从见到我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对我实施改造。他命令我最先学会写他的名字。而且要用右手。他让我用右手写字、吃饭、砍树枝。像他那样。可是大部分时候他还是无法监视住我，我虽然吃饭用右手，写字用右手，切猪草却用左手，砍柴也用左手，割草也用左手，打球、扳手腕，这些他看不到也管不了的事件，更加用右手……总之，我仍然是一个左撇子。
无论如何，我不想给他们致命一击。于是我就掐灭了烟，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去找一个人来顶替我爸或者我妈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反正那帮家伙谁也没见过他俩。我不能找亲戚，也不能找熟人，要找两个完全陌生的中年人，或至少一个，我该找谁呢……
六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床了。政教处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翻过爬山虎的枯藤，置身于疾风劲草的早晨。 我走得很急，风又干又冷，很远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看见。打靶场再过去，就是一片小杨树林，我和杨晓曾经在那里一直躺到天黑。当然是星期天里，她是好学生，不跷课。应该是秋天里吧，树叶金黄或者火红，盖住了泥土的腥味。我躺了一会，裤裆里有根直翘翘的东西胀了起来。我把它掏出拉链。秋风吹过它的顶端。杨晓先是端详了一番，接着握住了它。我虽然被她的举动搞得魂不守舍，却甚为受用，脸上不禁露出人们所说的陶醉的表情。突然，杨晓用两根手指把包皮剥开，整根都含进了嘴里……我本来是来找中年人的，却想起了一对少年干的事……为什么想起这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一个村子的边缘，我看到几只羊在吃干草，草根也拔出来。很快，我又见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我问他爸在哪里，他说，在家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那个胡子拉碴的人说话。我先介绍了一下自己：我是飞机制造厂子弟学校的学生。他说，哦，啊。他知道这个学校，因为它的升学率在全省是数一数二的。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说，干啥？那个，我，我被人冤枉，然后学校把我开除了。我爸他们不在这儿。他们要找家长签字…… 那你找我干啥嘛？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不会出问题的，反正他们也不认识你。他摇头……我说，我给你十块钱。行不行？我要你钱干啥？
我只好又溜出村子，找别的人。我一连找了三个男的，两个女的，都无法说动他们做我爸我妈。他们都用一种疑惑不解的眼神看着我。我替他们想道，这学生是不是有啥毛病？到处找人当他爹娘。我脸上带伤，有点变形可怖，骗子又在到处行骗，他们不这样看待我，反而不太正常。幸亏我的烧已经退了，没有太激动，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是一个疯子……我到底是不是疯子，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后来我来到一个烧玉米秸的人身边，看着他熟练地一捆一捆秸杆举过头顶，像羊顶着角一样。他一捆捆地把火堆堆得很高，转眼浓烟滚滚，明火完全淹没在小山一样的秸杆堆里。我调整好了表情，向他问路：叔叔，请问姜寨怎么走？
姜寨？没听过这个名字。
那这附近有没有公共汽车？
你往那边走。他指着我来的方向。那边有个学校，学校门口就有。我装出看不透那片小杨树林的表情，说，不好意思，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下？我第一次来西安，走到这边给迷路了。我和所有人一样会撒谎，天衣无缝，无论撒多少次，都不会露出虚假的迹象。
看他有点犹豫，我于是递过去一只烟。好猫，宝鸡卷烟厂，为这次活动我专门买的。在路上，他问，你是哪的？湖南。湖南我去过，好地方。他吸烟后眯起了眼睛。他说，我看你在这转了好大一圈了，我还以为你是飞造子弟学校的学生呢。
我就顺着他的话说，你说对了……那时我们已经走进了杨树林，我乘机把我的事情跟他说了，并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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