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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的幸福-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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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1978年进的校，在北京化工学院上学，对了，你在《家庭》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写中国首个下海大学生事迹的文章里的主人公就和我们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专业，在学校时也不熟，不过我挺佩服他的。我和我丈夫没他那勇气，敢放弃国家分配，自己走一条路。我们都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国家、其实就是学校的分配，我到了江西一家药品研究所，他本来可以回老家广州，但为了我，宁肯到了当时还贫困落后的南昌郊区的政府部门。我们是大学三年级时谈的恋爱，在那时候，有点算早恋了，因为好多当过知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为了挽回失去的学习机会，有的都过三十岁了，还不敢谈恋爱。不过在我看来，这也算对他们热衷于搞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报应。我们这些所谓小弟弟小妹妹们用不着压抑自己的情欲，而且谈恋爱对于激励学习热情有益无害，反正对我和我丈夫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先是在图书馆里约会，在阅览室明亮的灯光下，我和他一人捧本硬壳精装书，一边阅读，一边给对方写小纸条，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以前一星期也就去一次图书馆，从相互间有了朦朦胧胧的爱意之后，几乎每天都钻图书馆。后来我们的约会升级了，到大学后面的田野中去，那时北京连三环路都还没有，我们学校后面就是菜地。在菜地里，我们闻着没有采摘的蔬菜的芳香，天南地北地聊着，终于有一天，他抱住我，说出了已经被人类说了几千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HTK〗（笔者一笑：“这是人类重复次数最多、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一句最真实的谎言。”）〖HT〗暑假时，他把我带到了广州他的家，他父母都是干部，对我挺满意，还把祖传的一串项链挂到我脖子上，算是把我当成了准儿媳妇。就是在我挂上了他家祖传项链的第二天，趁他父母上班不在家的时候，他把我搂到他的床上，不由分说地脱去我的衣服。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少女的本能让我抗拒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和他发生了关系。完事后，我看着床单上的几块血迹，哭着对他说：“我是你的人了，你一辈子都不许再和别的女人有这种事。”他一边吻干我的泪水一边向天发誓：“绝不会。”毕业前，我不小心怀过一次孕，把我急得差点去自杀，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像现在，那时在校大学生别说怀孕，就是被老师发现有男女关系都要全校通报。幸亏他父母在北京有老战友，托他们给找了家医院，悄悄做了人流。我们工作后第二年就结了婚，本来可以晚两年再结，事业上打点基础，经济上也有点积蓄，可因为当时我们单位只能在单身宿舍给我一个床位，他们单位给了他一间平房，尝过了禁果的我们除了情感上相互思恋以外，生理上的冲动也需要得到满足和宣泄。一般他不到市区来开会，我们只能一个星期相聚一天，这一天对我们很宝贵，我们要是不结婚，我就不能在他那里留宿，否则会被人认为他作风不好，影响他的前程。当时他是他们单位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单位对他很重视，所以在我们结婚时，破例分给了他两间平房，外加一间小厨房。我们家给了三百元钱，他们家给了三千元钱，再加上我们工作一年积蓄的一千元，买了些家具，布置出一间挺温馨的卧室和一间客厅兼书房。但我们约定，虽然结婚早了点，但为了事业，孩子晚点要，起码要在三十岁以后。
良药也治不好爱情的心病生产出多少良药也治不好爱情的心病（2）
以后的几年中，我们过得平平淡淡，但也恩恩爱爱，平常认真工作，周末聚在一起，不是改善生活，就是到南昌的风景名胜地去游玩，放年假时，我们还跑到庐山去玩。反正没有孩子拖累，两人世界自有两人世界的乐趣。到三十岁的时候，我被评上了中级职称，而他被提拔为科长，（实际上我还在干学的专业，）他已经从政走仕途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所在的那家药品研究所不再属于事业编制，而是直接划归了一家药厂，我们单位几十个科技人员不愿到那家经济效益很差的药厂，纷纷找关系走后门，调到了一些别的科研部门，而我找不到关系走不了后门，只有和几个勤杂工一同去那家药厂上班。没想到那家药厂看研究所的骨干都走了，干脆只接收了研究所的设备，说是人一个不要，我只好去上级主管部门告状，最终的结果是，我的工资由上级主管部门发放，让我在家先等待一段时间，有合适的单位再安排我。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岗女工，哭、闹都没有用，只有面对现实，正好我也想充充电，便借这个机会自费到母校去进修了一年。进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江西民营药厂的厂长，他是来北京寻找人才的，可一些博士、硕士不是想到外企就是要到大的研究机构，对民营企业根本不感兴趣。他得知了我的情况后，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到他的厂里去工作？我说不能调动，但可以以兼职的身份去试试。他对档案之类的东西无所谓，只要人能去就行，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丈夫很支持我，结果毕了业我就到了设在赣州的这家民营药厂，担任了开发部部长。厂长给我的工资并不高，也就是外企的四分之一，和国营单位差不多，但在合同上写明若是开发出新药，我可以享有百分之三十的分成，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一是厂长很舍得在新药开发上投资；二是我的价值能够通过经济的形式体现出来。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还真的研究出一种新药，这种药对抑制新型的感冒病毒很有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验，新药通过了专家的鉴定，被批准上市。由于疗效不错，这种新药的销路非常好，给厂里带来了巨额利润。但这时厂长的农民意识暴露出来，他不想兑现合同上应该分给我的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只是把我提拔成管新药开发的副厂长，工资增加了两倍，买了一辆桑塔纳奖励我，而应该给我分成的两百万他总是找各种借口说以后一定给我。开始我听信了他的话，觉得他这的研究条件还不错，等他赚了更多钱的时候一定会给我兑现。没想到又过了大半年，他还是没有兑现，我三番五次地找他，他跟我翻了脸，说他跟我签的是无效合同，我只是他雇佣的技术人员，不可能占有股份。一怒之下，我把他告上法庭，可他在当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网，一审二审我都败诉了。官司虽然输了，可由于新闻媒体的介入，我在江西一下子有了知名度，不少人都知道我既能开发新药，又能进行药厂的管理，纷纷来找我，让我到他们的企业去。对民营企业，我还真有点寒心了，他们那种农民意识，家族式管理，我很难适应。正好这时接受我们药品研究所的药厂濒临破产，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来请我出山，说我还是国家干部，应该为国家分忧解愁，希望我去担任那家药厂的副厂长，但不设厂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家药厂是正处级单位，我是中级职称，相当于科级，而科级不能一下子就上正处，先过渡一下，一年后就给我破格转正。我当然愿意回到南昌去，回到我心爱的丈夫身边，在赣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是一个月才能和他见上一面，一见面就会扑到他怀里，久久地不想松开，而要分手时，更是要他哄着才走，有时到了车站又跑回家去，硬是再和他做一次爱才恋恋不舍地上路。能够回到南昌来，就是不当什么厂长也行。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显示出改革的力度，跟我签订了一份经公证处公正的合同，主要内容是我要开发出新药并获得经济效益使药厂扭亏为盈的话，药厂立即转为股份制，我拥有百分之十二的股份，在这之前我要押二十万风险金，三年之内药厂还继续亏损，我自动离职，风险金不退还。我丈夫劝我小心行事，要是别的事，我肯定听他的话，可这件有可能最大限度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事，我还是毅然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把在赣州一年的积蓄拿了出来，把我的桑塔纳轿车给卖了，交上了风险抵押金，在合同上正式签了字。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跟我已经快研制出了一种治疗肝炎的新药有直接关系。肝炎在中国是常见病，各种类型的肝炎患者人数过亿，而且至今没有特效药，市面所销售的各种治疗肝炎的药品大都是缓解病情，降低一些检验指标，其实我研制的所谓新药也是这种东西，只不过成本更低，利润空间更大。目前中国药品的研制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也很专业，就不详细讲了，反正很多所谓新药都是把国外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旧药低价引进来，哄中国的老百姓。我后来也干这种事，不过在赣州时搞的那感冒药和这肝炎药是我在中药传统配方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我一直没跟你讲，我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土医生，他大半辈子都是用我们老家的草药给乡亲们治病，而且很有疗效，我只不过研究了他配方中一些草药的化学成分，经过提纯后能够用于成批生产而已。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给药厂改了名称，因为原来那药厂在行业内已经是声名狼藉，药品质量低下，收钱不发货等行为使其商业信誉几乎等于零，于是，南昌飞马制药厂的大牌子挂了出来。我干的第二件事是把厂里大大小小的干部精简了百分之九十，他们当然有意见，可我拿着上级主管部门“只要能让药厂起死回生，有利于改革，用什么方式都行”的尚方宝剑，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第三件事是把原来药品研究所的人给聘回来，转不转关系都无所谓，只要人来就行，工资都翻一番，每人一套住房，研究经费比原来增加十倍，当然有人还是不来，可几个骨干回来了。第四件事是狠抓质量，凡是哪一道工序连续三次出现质量问题，主要责任者立即除名，毫不含糊。各种措施一经实施，果然立竿见影，起码不会再发不出工资了。有时候国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可救药，只要领导别太无能，别太贪心，把个人的利益和工作紧密地挂起钩来，让它不赔钱还是不困难的。〖HTK〗（笔者一笑：“你说的别太无能和别太贪心这两点，对于很多官僚来说，已经难于上青天了。”）〖HT〗工资能发出去，我就没了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新药的研制开发上。我这人天性好强，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成干好，所以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很少回家，不是在厂长办公室，就是在实验室，要不就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为此，我和丈夫准备三十岁要孩子的事当然就只好往后安排了。
良药也治不好爱情的心病生产出多少良药也治不好爱情的心病（3）
新药有了卫生部门的批文后，以物美价廉的优势进入了市场，我们基本上没有做广告，所以你可能没听说过我们这药，但医药公司对我们的药非常欢迎，因为我们这药在疗效上和那些整天打广告的同类药没有什么差别，可价格比他们低一半还多，给医药公司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当然哪种药赚钱医药公司就喜欢卖哪种药。有一度，我们这种新药简直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只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干。很多年没有加班加点过的工人们也很兴奋，因为这表明工厂又恢复了活力。上级主管部门看到这种状况，立即把我们厂立为国企改革的榜样，而且很快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设定为一亿股，一千名工人以现金和工龄每人一万股，共一千万股，工厂以土地、设备、品牌等拥有六千万股，我以技术和管理拥有一千两百万股，剩下的一千八百万股由上级领导部门分配给各相关单位。在股份制公司里我是总经理，因为这家公司的主业还是制药，最大的股份还是药厂，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还是把我称为厂长。对称呼我倒无所谓，主要是能够有职有权地干事业就行了。由于每年有几千万的利润，除了扩股之外，还能有一千万用来分红，这样我每年大约能分到一百二十万元。头一年，我不敢要，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但上级领导下命令非让我拿，说我不拿就会被人议论改革是假的，不仅仅会影响药厂的形象，也会影响全市、全省的形象。我只好拿了，可还是不敢自己花，就设立了一个科研基金，用来奖励开发出新药的技术人员。第二年，看到其他地方科技人员做出突出贡献的，几百万元都敢拿，我的观念才有了变化，也参加正式分红了。有了钱，我当然先买了套南昌最好的房子，并装修得很豪华，又给我丈夫买了辆丰田轿车，因为他整天就想有辆车开，这样从市里到郊区去上班就方便多了。后来每年都有一两百万的分红，花也花不了，就存到了银行里，存折放到一个保险柜内，我和丈夫都有钥匙，需要了拿就是了。对了，在飞马药厂红火起来后，和原来欺负了我的赣州那家民营药厂还发生了一场有点戏剧性的冲突，现在想起来，也多少出于我的一种报复心态，当然表现形式是现在常见的行业竞争。由于那家民营药厂并没有兑现和我的合同，所以我研制的感冒新药他们并不拥有专利，我在时机成熟之时，又把这种感冒药换上飞马商标推向市场，而且把价格定得很低，主要占领省内农村市场。正好这个市场本来属于赣州那家民营药厂的，但他们的价格比我们高了近一半，因而立刻受到了冷落。那个厂长就以不正当竞争把我告上法庭，但此时我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纯粹技术人员了，而是市里和省里树立的国企改革典范，那家民营企业还想靠地方保护和家族关系是行不通了。最终，法院审判不正当竞争证据不足，原告败诉。那家药厂因此而失去了大部分市场，损失惨重，厂长不服，花钱买通黑社会杀手，有一天我下班回家途中，他们开着一辆东风大货车，迎面向我坐着的凌志轿车撞上来，想造成车祸，但因为我车速不高，凌志轿车的安全系数高，所以尽管车被撞得变了形，可我只受了轻伤，倒是开东风车的那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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