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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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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最有名气的女子学院——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至圣的圣母玛丽亚”学院。即使是在那里，也有谣言说她比那些同班的贵族子弟还要狂野。1928年，她又被送到了印度。很快，她需要有一个丈夫了（她的丈夫的候选人的性格、前途和政治关系都要经过秘密警察的审查）。根据她父亲的命令，所有寄给她的信和邮件都要经过检查之后再送给她。
埃达的兄弟们也都十几岁了，他们偶尔也在外出郊游或者在做一些家庭运动时与父亲合几张影，但是墨索里尼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密。墨索里尼的一个儿子回忆说，父亲宁可去抚摸家里养的猫也不愿拥抱一下自己的子女。维托里奥、特别是布鲁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沉默寡言，不像是新兴的统治阶层的子弟，也可能与此有关吧。墨索里尼偶尔也回家几次，但一般都喜欢一个人吃饭。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墨索里尼一家不喜欢聊天。1925年之后，也许是因为胃痛病经常发作的缘故，墨索里尼更加不喜欢绝大多数形式的身体接触了。从1925年开始，墨索里尼经常会用手去按住自己的下腹部以缓解突然袭来的阵痛。虽然口头上还说着一大堆革命性的大话，但也许是因为这种生理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紧张以及厌食（有很多种食物他吃起来都觉得没有味道），让墨索里尼“在内心里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在虚华的外表下，一种阴郁暗淡的感觉正在萌生回旋。
墨索里尼的私生活可能趋于平淡了，但在这些年里，对他个人的感召力和魅力的制造和巩固的活动一直在快速不停地进行着。1923年的时候，阿尔皮纳蒂认为有必要为墨索里尼搞一次衣锦还乡的活动，于是便导演了一场从艾达出发迎接领袖的游行活动。从那之后，墨索里尼的光辉伟大的形象便更没有止境了。1925年是天主教的大赦年，在大赦年的庆祝活动中，墨索里尼也被列入了可以参观或访问的对象。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所有来到罗马的人都想见见墨索里尼。除了参观古迹或者走一走那些古代的英雄们曾经走过的地方之外，能见到墨索里尼成了访问这座不朽的城市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由阿纳尔多推荐给墨索里尼的一个记者莱奥·隆加内西此时发明了一句口号并开始流传开来：墨索里尼永远是正确的。一个虚构的墨索里尼开始出现了，他可以洞察人们的思想，甚至可以进入他们的梦境中去。一个法西斯宣传家宣称，村民们越来越相信，墨索里尼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在开着摩托车或者汽车独自进行长途旅行的圣诞老人，并且在某一天晚上路过了他们家门口。这样一个墨索里尼不用睡觉，无处不在，他正在具备圣人或者上帝的某些特点。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5）
不光是地位卑微的老百姓迷信墨索里尼，就连一些政治家也在逐渐变成精于阿谀奉承的老手了。例如，自认为是法西斯领导层中最为理性的朱塞佩·博塔伊也开始又一次强调他对墨索里尼的“思想和方法的无限忠诚”。他和他和朋友们清楚，他们是“在法西斯主义中工作，也是为法西斯主义工作，并且首先是为您工作，我们承认您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领袖。”后来，博塔伊又把墨索里尼的美德和优点与法里纳奇之类不那么杰出的法西斯党成员的“慢性反叛”作了比较。费德佐尼也向墨索里尼表达了他的“个人的无限忠诚”，称他的领袖必须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您的健康不仅仅是您自己的，而且是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它是属于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即使是法里纳奇也表示赞同地说：“您担负的责任比我们其他所有人的都重要，您的生命并不是属于您自己的，而是属于全体意大利人民的”。然而，法里纳奇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尊重的语调就不是那么可信了。法里纳奇曾劝告墨索里尼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飞行，墨索里尼对此大为恼火，但法里纳奇却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反唇相讥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将改变对您的建议，支持您去飞行，并且还要建议您在开车时把时速保持在150公里以上。”
在塑造墨索里尼形象的过程中，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男子汉气概和现代性都是宣传家们坚持不懈的主题。一位评论家还声称，虽然运动好像一度曾经是“英国制造”，但现在领袖自己“无论从观念上、训练上还是从实际行动上讲”，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运动员了。法西斯宣传家们向人们描述了墨索里尼一天中典型的运动安排。他早上7点钟起床，先洗个冷水澡，迅速地喝下一杯牛奶，然后就开始一个小时的骑马，他跳上马背的姿势就像是一个“天生的牛仔”。骑马活动结束后，他将继续练习剑术。他喜欢最为男子化的凶狠的武器——长剑，练习剑术时，他双唇紧闭，神情坚毅，并且他的击剑技术“完全是个人独有的风格，灵活多变，诡计多端，擅用突然反击，经常出乎对手的逻辑意料之外，让对手就像耶稣受难那样被击中”。同样，他还很喜欢游泳，还曾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他很渴望有时间去练一练足球、网球甚至高尔夫球。无怪乎于1928年创刊的《法西斯体育报》在第1期上就称墨索里尼为“领袖、飞行员、剑客、骑士、意大利的第一个运动员”。
除了沉迷于运动之外，墨索里尼还喜欢上了照相。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观察家就宣称，墨索里尼是历史上照相最多的人。通过媒体或者明信片等渠道，他的图片被广泛地散布到意大利民众中间。早在1922年之前，意大利人就习惯于收集亚平宁半岛上无数的描绘着圣人的物品作为纪念品，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虔诚。根据现在的估计，流传于世的墨索里尼的照片大约有3000万张，记录了墨索里尼的大约2500个姿势，这是一个把政治生活神圣化和商业化的一个新奇的例子。1926年，一个14岁的发烧友克拉雷塔·佩塔奇（她是教皇的医生的女儿）把她的整个房间都贴满了墨索里尼的图片，她当时的动机可能与几十年之后的青少年们珍藏流行艺术明星和足球明星们的照片的动机是一样的。满屋的墨索里尼的图片让年轻的佩塔奇如此激动，她于是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并且在信中附上了自己创作的几段对墨索里尼表示崇敬的诗句。也是在那一年，一位牧师赶在罗马教廷之前发现了一种把天主教教义和法西斯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方法。于是，崇敬墨索里尼的人们被告知，墨索里尼是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再生。
墨索里尼的形象中有一个非常突出而富有人性化的特点，那就是他在公共场所或者照片上出现时喜欢把身上的汗或者水擦干，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当时却还是很新奇的。墨索里尼爱出汗，他在游泳之后会把身上的水擦干，在滑雪（或者参加收割庄稼）前会把衬衣脱掉，这对于当时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他的身体给人们留下了一种能够引起忠诚的“余象”。希特勒、斯大林、列宁、鲍德温、张伯伦、罗斯福、勃鲁姆和佛朗哥等从这方面来讲，看上去都显然不太像“男人”，他们都没有墨索里尼那么豪放，都羞怯地把自己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同样，虽然事实上已经深受他的健康状况的影响，但法西斯政权却从未否认过墨索里尼的性能力，而是同样把它与墨索里尼的形象和感召力联系在了一起。法西斯的宣传在不断神化墨索里尼，并且在法西斯独裁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更是愈演愈烈，把墨索里尼形容为“像花岗岩一样坚硬”，一个“绝无仅有的人”，并且不可避免地没有什么朋友，已经远远地超脱了一般的感情。但是，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他无处不在，并且时时刻刻在观察着人们。也许这种特殊的神化和亵渎的混和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崇拜墨索里尼的十几岁的小女孩写给墨索里尼的信。她在信中透露说，她刚刚第一次领完圣餐，心中充满了耶稣和墨索里尼赋予她的希望。“你们两个将停留在我的舌头上，落在我的胸上，落在我可怜的心上。你们是多么的好啊！”圣餐变体论、口交和更为普通的性交，这些都混合交织在她的意识中，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谓的性感染力。这种力量后来甚至扩展而影响到了外国政要的夫人们。克莱芒蒂娜·丘吉尔在1926年3月会见了墨索里尼之后发现他“相当单纯而自然，非常威严……有一双美丽的、金棕色的、极富穿透力的眼睛，你可以理解它，但却无法与它对视”。总而言之，“墨索里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她还非常高兴地向墨索里尼索要了一张签名照片作为纪念。阿斯奎斯的夫人则更为简单地表达了她对墨索里尼的“肌肉”和“非凡的活力”的喜爱（毫无疑问墨索里尼与她的丈夫是不一样的类型）。张伯伦夫人也是一个长期的墨索里尼迷，她还喜欢珍藏各种法西斯徽章。据称，英国驻意大利大使的夫人西比尔·格雷厄姆也非常迷恋墨索里尼。在之后的10年里，许多贵妇人都热衷于能和墨索里尼一起喝上一杯茶。
不管墨索里尼的感召力是多么突出，他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毕竟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可以想见，也会有人出面来为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树立光辉的形象，虽然他长了个五短身材——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恶毒地把他描述为一个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但两脚却永远挨不着地的国王。但他还是被强调性地称为“法西斯政权的国王”，特别是在1925年6月他的登基纪念期间。有些宣传家相信，维克托·伊曼纽尔可以成为“国家和民族意志的最佳代言人”和“意大利的第一个士兵”。
当维托里奥来到罗马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时，他也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表示尊敬的责任，那就是去拜见教皇。就感召力而言，教皇庇护十一世是另外一个有竞争力的重要砝码。教皇甚至也被描述成为一个体育爱好者，他的崇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喜欢在阿尔卑斯山中徒步旅行，并因此而送给了他一个“登山家教皇”的美称。罗马教廷的持久的历史影响，再加上现代天主教教义复杂的舞台道具的支持和渲染，在法西斯意大利政权的精神建设历史上都是永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都被忘记或者低估了。宣传家们或许可以确保墨索里尼是挂在每个人口头上的名字，但是教皇以及他的红衣大主教和一般的主教、他的圣徒和殉教者在许多意大利人的心目中仍然保持着一个十分神圣的地位。一个法西斯记者在1928年夸口说“对于墨索里尼的膜拜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意大利民众的心中”，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崇拜保留着一些与教会崇拜相似的特点，因此不言而喻，它仍然没有脱离宗教虔诚和信仰的范围。一位担任牧师的法西斯分子高兴地宣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正在认识到……在罗马，惟一有活力的、被人们普遍真心接受的信仰仍然是天主教。”
事实也一再暗示，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也不愿意成为体现墨索里尼感召力的工具。为地方上一些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头目所做的传记也大量地涌现，尽管这样做通常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当詹保利和阿尔皮纳蒂的追随者们过分强调他们的感召力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被送进了监狱。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6）
对于民族法西斯党的内部纪律的讨论也直到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发表演讲之后才结束。但是在当时，墨索里尼关注的还是如何镇压反法西斯的势力。在官方场合，墨索里尼都有意与重新出现的法西斯暴力活动保持着距离。例如，当法里纳奇公开对暗杀马泰奥蒂表示认可时，墨索里尼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对他的话进行了纠正，声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发生了马泰奥蒂事件才取得了胜利，而应当说即使发生了这一事件，但法西斯主义仍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虽然墨索里尼强调了这种维护法制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1925年7月法西斯对于乔瓦尼·阿门多拉的残酷的、最终是致命的迫害，而这只是1924年9月对年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皮耶罗·戈贝蒂的迫害的翻版。那些能够逃往国外的人开始把这一方式作为逃避法西斯迫害的惟一途径，1925年夏天离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不管怎样，当墨索里尼得知他的对手们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也有少数自由党人在自由和法西斯政权之间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们也流亡到了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尼蒂和斯福尔扎。
在一手镇压对手的同时，墨索里尼也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法西斯政权，而且这项工作并不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司法部长阿尔弗雷多·罗科。他以前是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者，1925年10月2日通过的“维多尼广场法案”表明他主张的社会政策获得了胜利。这个法案用简明的条文规定，法西斯工会应当取代社会党和天主教工会并成为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大商业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1910年，直到1934年一直都由出身皮埃蒙特一个犹太人大企业家家族的吉诺·奥里韦蒂领导。）认可的“惟一的工人代表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法西斯社团联盟”承认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享有最高的权威。不言而喻，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工业家在行动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虽然墨索里尼随后很快就很小心地有意与意大利的商业和银行业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任何企图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仲裁体系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件紧急要务是如何管理媒体。早在1923年，意大利重要的报纸之一《时代报》就在政府提供的补贴的引诱下倒向了法西斯事业，现在，法西斯政权也向其他报纸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帮助维持法西斯主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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