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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中国变色龙-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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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习惯和社会状况”可以期望，“他们在节俭和自我控制力方面要优于其他亚洲人，但比大多数欧洲民族要差”。“限制中国生产发展的不是人民不够勤劳，而是没有长远打算”。由于中国已达到了静止状态，因而超过该国已有数量的资本将找不到利润率很高的投资机会，“而较低的利润率又不足以引诱中国人放弃当前的享受”。：
欧洲人着眼于遥远的未来，他们对中国因无远见和不大关心未来而长期劳累，并且陷入在他们看来是难以忍受的不幸之中而感到十分惊奇。中国人目光比较短浅，得过且过，相信这一切劳碌是出于天意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把生产进行到这样一个水平，该生产水平产生的报酬额与该国实际积累欲望的平均强度相一致时，该国便达到了所谓静止状态。在静止状态下，虽然资本从总体上不再增加，但某些人会变得更富，另一些人会变得更穷。
关于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所持的特殊看法，可讲的东西非常多，但这里点到为止，余者留到下一章展开叙述。
就在现代经济学家赋予经济因素在决定历史进程的各个因素中以无可比拟的优先地位，以此弥补过去对其主题的忽略的时候，传教士们也一直倾向于对伦理思想的力量作过高的评估。理雅各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过错出在孔子身上。他这样写道：“前进的趋势一直存在，但孔子一而贯之地试图使国家倒退。他所追求的是原则而不是‘财富’。结果，中国古时的版图大大扩展，但思想并无相应的发展。其政治实体像一个巨人那么大，但它的大脑依然是婴孩式的。它步入了白发苍苍的老年，有的却只是老迈糊涂。”
理雅各在此使用了一个生物学隐喻来表示他对中国文明发生端的看法。但在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他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历成长和衰落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等。的著作中，文明的发展被用生物术语来描述，而不是用它们作比喻。在他那里，文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停滞和衰落都可以用生物学术语作出解释。斯宾格勒所作分析的最大弱点，在于它在对待单个文明的生命周期时把它们看成似乎是完全独立的实体。它未为文化的交往或融合留出余地，并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一个文明的最后阶段可能并不是僵化时期，而可能是经由衰微的文化与新生的文化之间的汇合而孕育出新生命的时期。希腊化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例证。此外，斯宾格勒在叙述问题时并未以文献为依据，而是有时在生物学隐喻之翼的带动下任思绪在空中飞翔，下面一段即为一例：“每一种文化都与广延即空间存在着一种非常象征性的、几乎是神秘的关系，置身于其中并经由它奋力使自己成为现实。一旦目标达到——思想、内在可能性的整个含义实现并外在具体化——文化就突然僵化，它变成了坏疽，其血液凝固下来，其力量分崩离析，而它变成了文明，一种我们由埃及特性（egyptism）、拜占廷特性（Byzantinism）和中国官僚特性（Mandarinism）等词上可以感受到和理解的东西。这样一来，它们可能就像原始森林中干枯的巨树，像我们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看到的那样，数百年或数千年间一直把其朽枝伸向天空。”
就这样，斯宾格勒相信，在经过早期的兴旺和发展阶段后，文明就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但在理雅各及其传教士同行的有些简单化的观点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说，即没有基督教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发展。中国不可能有所发展进步，因为她是一位盲人，缺少上帝的导引。历史哲学家以更复杂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论点，他们宣称，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历史发展。正是基督教传授了人类精神的自由，首次使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提出了人类的永恒命数问题，人类才形成了以人类经验和价值标准衡量宇宙的思想和超越自然的力量感，因此成为现代的根本性驱动力。相反，正如N别尔佳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佳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试图把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转向基督教末世论。著有《自由与精神》、《论人的命运》等。所述，“印度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之完全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本性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即创造性主体的自由没有在那两个文化中显现出来”。基督教启示的自由“最终在基督教时代开始的同时引发出重大的世界历史”。与此相对，人文主义否认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并与上帝相似的说法，其悖论性后果就是一方面把人抬高，使之处于宇宙中心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贬低人的高度境界。
因而，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静止特性从政治、经济、生物和宗教方面作了阐释，这些阐释涉及人类的所有主要方面——他的有形自我，他与同类的关系，与物质世界以及与超自然世界的关系。但除此之外还有更自我中心的解释。比如，黑格尔对中华文明除了持有较一般性的见解外，还引出一个奇怪的论据，说东亚“没有意识到海洋提供的文明的要素”，因而，“只有在被其他民族发现，其特性受到其他民族的探究之后，他们与其余的历史才有了关系”。这一评语不仅忽略了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这一事实，而且构成了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典型范例。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三）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最具革命意义的贡献，而麦都思却认为这是中国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他这样写道：“这种浇铸铅版印刷图书的技术导致他们的思想也被浇铸成型，致使他们处在整齐划一观念的同样永恒的环圈中，没有变化，也没有改良。”一位迫不及待地在中国沿海各地散发印有上帝福音的小册子的人竟然如此轻视印刷品的教化作用，实在令人奇怪。HW韦尔斯则看到了汉语（不论是印刷成文的东西还是其他东西）对中国所起的阻碍作用，想象中国人的心思被禁锢在“一种如此复杂难懂、以致全国的脑力能量大都被消耗在掌握它们之上的文字和思想体系之中”。但韦尔斯实际上是在表明他自己的一个偏见，因为他把中国人坚持使用传统的文字比作英国人拒绝“采取任何措施改变现有半开化的正字法而采用音标和拼读法”的做法。
与有关中国持续不变的各种各样解释一争高下的，还有各种各样与它相关的对中国社会的其他错误观念。与中国在时间上持续不变的看法相对的，是中国在空间上大一统的看法，这也与上一章讨论过的单一性的儒教国家相关。如果专制制度能够确保其理想的道德准则政治制度永恒长存，那么帝国全境必定普遍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麦都思最为大胆、最无节制地表述了这一信念，因而我们仅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就足够了。他写道：“他们的宗教观念和做法在帝国各地实际上没有区别。”稍后他进一步写道：“中国人思想的整齐划一和没有变化应追根溯源到他们拥有一整套哲学和宗教观点。”然而，在其他地方，他清楚地表明自己了解到居主导地位的哲学和佛教之间的区别，对后者他曾以最鄙视不过的口吻加以描述。麦都思思想态度的这种不连贯性是一个例证，说明经验性的观察和轻率浅薄的归纳之间常见的冲突。在18世纪的知识界，中国可能易于让外国人得出它是同质的表层印象。儒教内部在诸如是否接受某些典籍为经书等问题上旧有的争论，在来自西方的新的强大思想挑战面前，已经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新的战斗将在中国传统学说与新来的西方学说之间展开，这场战斗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愈演愈烈。对欧洲人而言，儒家学者内部各阶层间的纷争看来都是由于西方人粗暴地搅乱东方的和谐造成的。耶稣会士在他们那个时代尚未得出这种印象，因为他们人数相对说来很少，他们受到的培训和采取的方针政策致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持和解态度，同时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安全没有像19世纪的炮舰那样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固守其历史悠久的传统与欧洲新兴强国形成对比，再加上她看上去永恒不变，这些导致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误观念，即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一个有关中国文明古老的浪漫的夸张说法至今仍为人所知，一个世纪之前德•；昆西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吸鸦片成瘾，以作品《一位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而闻名。在《一位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一书中就对此作了具有典型意义的陈述：“亚洲事物之古老，其制度、历史、信仰方式及一应事体之古老，仅仅这些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种族和名称之久带给我的感觉已压倒了一切。对我来说，一位中国年轻人就像一位复活的大洪水之前的人。”人们之所以会持有这种看法，其原因不难找到。中国文明持续时间长得惊人，中国家族可以追根溯源到许多代人之前，中国人对老年人有着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尊敬。时值文官考试制度在西方刚刚被采用之际，中国制度之久远当然非常引人注目。很难把中国的年代志与圣经年代志协调起来。如果说世界像厄谢尔大主教所说的那样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那么中国确实历史悠久古老。但实际上中国文明的年代学发展历程从总体上讲与埃及文明有着引人注目的并行之处。中国哲学兴盛的时间不比希腊哲学早：孔子与赫拉克利特是同代人，墨子与苏格拉底是同代人，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生活年代相当。汉武帝时期中国地域的大扩张和帝国的建立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属于同一时期，而佛教向东方的传播与基督教向西方的传播在同时进行。就纯粹的悠久古老而论，中华文明无法与埃及文明相媲美，同时公元前8世纪之前中国有记载的文明极其晦暗不明。就文明的质量而言，中国也落在了后面，因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在文学、哲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达到顶峰之际，中国人仍在山麓中行进。
尽管如此，中华文明所谓的悠久古老与中国人对远古的尊重致使人产生这种看法，即他们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天生比其他民族具有更长的记忆力。这一罗曼蒂克的观念甚至对务实的知识分子RC托尼也具有感染力。他这样写道：“其他地区都忘记的事，中国人仍然记得；其他地方记忆中的事，在中国则是事实。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征召无数卑微的生灵修建长城的事，至今仍留在普通人的记忆中，每每回想起来，人们总怀愤恨之情。”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感到自己身处遥远古代的事件之中。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罗塞写道：“我们中的哪一位，一当成长到能够阅读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相传写了80多部剧本，现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或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前484？—前430／4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散文之父”和“民族学之父”，所著《历史》主要记述希腊波斯战争及小亚细亚、波斯和埃及等地区历史，系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史书。的著作，在读到萨拉密海战此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80年9月，为希波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希腊联军大败波斯海军。故事时，谁不像阅读某些当代报道那样，心潮澎湃呢？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在萨拉密海战的当日，我们文明的整个遗产都受到了威胁。”就这样，格罗塞以人们普遍具有的对希腊经典作出回应的能力形象而具体地说明，西方人的“参与往昔”感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夸大，托尼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4），英国经济史学家，以研究1540—1640年英国经济史著称。主要著作有《贪得无厌的社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6世纪的农业问题》和《中国的土地和劳工》等。之中国人具有超常记忆力的观念与此非常相似。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四）
由中国恒久不变的神话进一步推导出来的一个论断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人一直能够随时同化征服其他的人。阅读清王朝时代中国的许多叙述，人们意识不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极为自然地勤于培植这一信念，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这种说法是极为危险的。当然，征服者承认中国文化居优势地位，并主要依靠业已存在的机制治理国家。虽然如此，我们不要过于为这一现象蒙蔽，因为征服者确实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和法律手段维护其特权、优势地位和贡纳。极其重大的变化，诸如满人不可避免地忽略海权，小的变化，诸如采纳满族风格的宫廷服饰，凡此种种均使得清代的中国与明代大相径庭。非常可能的是，人们对满人征服所带来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13、14世纪蒙古人统治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类似本章中所描述的对中国历史的这种错误观念，要想予以清除，须得欧洲史学家进行一丝不苟的耕耘、梳理。考虑到18世纪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广泛兴趣，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学术了解仍很少，实在令人惊奇。要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必须考虑欧洲思想史、知识史上的某些因素，它们倾向于鼓励人们在研究对它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因素的同时研究中国历史。
18世纪期间的学术氛围普遍对中国有利。新的拥有令人瞩目文明的国家的发现，以及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文明被那些养成了“高贵的蛮族”思想的人的罗马化，对未受挑战的基督教优势地位造成了重大打击，并赋予那些信奉自然宗教、反对天启信条的人以力量。因而，总的说来，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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