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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中国变色龙-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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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优势地位造成了重大打击，并赋予那些信奉自然宗教、反对天启信条的人以力量。因而，总的说来，启蒙运动对进一步挖掘、探究中华文明非常有利。
但随着那一时代过分亲华倾向而来的，不可避免地是朝着相反方向的运动，同时理性主义者中不乏以批判的口气谈论中国的有影响人士。卢梭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他们的一切所谓美德都无法使他们免遭被满族人征服的命运。孔多塞与其先辈们一样认为世界的未来图景受制于理性，但反对那种认为许多文明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的思想，而支持朝着文明成就的高峰单线进步的观念。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要》一书所概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九个阶段中，中国仍处在原始的农业国家的水平。
19世纪期间，文明进步的这种单线发展观念大行其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业、社会和政治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引人瞩目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诱使人们把文明形象化为一个标尺，由此衡量出欧洲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要进步得多，而且诱使人按照欧洲的范畴、类别对其他文明作粗鄙的分析，把它们与欧洲文明的早期各阶段相比较。这样一种假说潜存于在欧洲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的作品之中。比如，在黑格尔眼中，人类朝着他自己特别的精神自由观念单线发展；再如孔德，他认为人类经历了三个独立的理智（知识）发展阶段，分别为“神学的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阶段”以及“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三个阶段呈单线发展，最后达到三个建立在对其本性有着科学理解的公正社会；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学科原理的综合，并将此学说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著有《综合哲学》、《生物学原理》和《社会学研究》等。则从哲学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予以发挥，把人类视为经由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单向发展的进程。就此而言，用19世纪的观点看，中国不可能受到很高的评价或被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同时人们易于把研究中国文化视为严肃的史学家真正关心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后者应把自己局限于研究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把其他社会交由各门正在形成的新学科来处理。这些新学科中有一门是社会学，该词本身就是由孔德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者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等。创造的。民族学也是一门新学科，它成为一个很便当的容器，对非欧洲民族的文化的研究被很方便地纳入这一容器之中。另外，人们确实依然广泛相信，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历史的民族，因为“历史本身并不重复”，因而与通过人类学方法对各个社会进行的比较研究并不相容。
在此同时，考古学家使单线发展观进一步加强，他们开始提出建立在石头、青铜、铁器使用之上的时代阶段，并开始把它们与文明发展的各阶段具体联系起来，从而选择那些琐碎的、偶然性很大的事实为标准，因为用这些原料制作的粗陋的器物残存下来，而人类精神生活却注定痕迹全无。这样一种人类按直线像魔术般的豆茎那样发展的观念（汤因比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发展了德国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论，主要著作有《历史研究》（12卷）。之语）至今仍在危害着史学研究。
另一方面，在孔德的著作中内含着一种与单线史观相冲突的看法，即个人是重要的及所有人都拥有同等权利的信念。19世纪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持有类似思想，虽然它离具体实现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它是以往一百年间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因而，正如雅斯贝斯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哲学是对存在的主观解释，著有《哲学》、《哲学信仰与启示》等。对该理论所作的描述那样，“苏丹黑人之间的战争与马拉松战役和萨拉密海战处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甚至还可以说，从涉及的人数来看，它比后二者要重要得多”。
一旦这一观念被发挥到其逻辑极致，它就变得荒谬不经，对此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回应就是，如果拥有足够的原始资料，可以进行深奥的分析，历史研究的价值就会增大。同时，仅仅根据这些理由，对多数学者而言，研究欧洲史比研究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民族的历史更受重视。进一步来说，历史学是由有限的一群人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从事的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撰写历史时所处环境及表述它的需要和兴趣的制约。读者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如巴特菲尔德教授所述，“每一个时代都与史学家把事件放入一个与当代偏见相关、满足当代政治欲望的框架相关”。
正是这种对历史研究的本质主体性的深化认识，这种对历史学家注定要回应他自己所处时代压力这一事实的认识，现在使那种终极的、普遍的史学失去了价值，而那种史学却是与19世纪的历史趋于最终完善的普遍观点相契合、一度为史学家梦寐以求的。这样一种历史本会赋予中国历史一个适当的位置，因而，人们对历史研究所具威力的这种过强的信心的丧失，再一次削弱了研究遥远国家历史的要求。既然在阐释欧洲历史方面尚有许多事要做，因此没有多少现代史家有意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异域。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五）
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后，大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约翰•；E爱德华•；D阿克顿（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提倡基督自由伦理观，晚年主编《剑桥近代史》。显然依然充满信心，认为终极史学仍有可能实现。1896年10月，他在向剑桥大学评议委员会就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一书作报告时指出：
这是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有用的方式，把19世纪将要遗留给后代的知识详加记载的绝好时机。……根据恰当的分工，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能使国际研究中的最新文献和最成熟的结论深入人心。
在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然而，我们能够抛弃因袭的历史，并向世人表明这一点。既然一切情报资料都可能得到，每一问题都有可能加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指出从这一历史过渡到另一历史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达到的境界。这段话出自1907年版《剑桥近代史》第一卷总序：“本书的缘起、作者及编写经过”。
对现代一些不安分、持怀疑主义思想的人来说，这是让人难以谅解的天真幼稚，它把史学家的工作说成是耐心地收集资料、积累史实，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解决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相比之下，而今的人们充分认识到，史学家研究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论它们是什么含义），而是有关历史的观点。历史学家是由承袭过去和他自己所处时代环境构成的一个人，对经过往昔不计其数的心灵筛选整理后传到他手中的资料进行筛选整理。他是否会与另一位根据同样的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得出在各个方面完全相同的结论，或者他是否会就此提出同样的问题，答案是可能性非常小。这样一来，我们又有多大把握，有多大可能达到终极的历史真理呢？
与此同时，各种新的辅助性技术，诸如经过改善的考古学方法，给史学家提供了帮助，向他提供了更准确、更详尽地了解历史的可能性，但同时，在他力图掌握新的资料和新的方法之际，进一步使他失去了对终极目的的意识。另外，心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历史学家一方面认识了人类知识的新的领域；另一方面，对宣传和劝导技巧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即真理是很难追求得到的。而在同时，越来越丰富的新资料由世界各学术出版机构公布出来，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往里面添加属于他们那一份的信息和观点。史学家把目光放低，没有试着把中国这样庞大的文明添加到其他研究范围之列，就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了。
因而，普遍历史看上去与终极历史一样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在英国，普遍历史倾向于仅仅是各单独国别史的大汇集。而在德国，哥廷根学派却把其研究的范围扩大，把远东包括在内，并在同时试图把这些研究的成果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史。但这一尝试注定要失败。他们心中吸引其注意遥远地区事端的浪漫主义情绪不得不让位于他们对真理的热爱。他们必定会认识到，他们的理论所藉以建立的证据相对于他们对欧洲的了解来说逊色得多，因为他们有着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种种有损名声的肤浅例子作为警戒，这刺激他们建立严肃的学术标准。同时，整体历史的观念，就所述现代时期而言，逐渐被认同为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史，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迄今现代时期最重要的发展。历史学家舍弃了对东方的兴趣，而整体历史被认为是欧洲历史及其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史。因而，欧洲学者所传播的中国历史知识局限于诸如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起义这样一些插曲了。
此外还出现了一次重心转移，它使人们舍弃了对东方的兴趣而集中精力研究欧洲历史。德国哥廷根学派的大历史学家们对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也就是文明史感兴趣。但英国影响的增大使人们注意的范围变窄了，集中在政治史上。这部分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培育政治家的强权愿望——如此一来使历史与政治产生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动荡不安的19、20世纪期间政府的倾覆致使政府档案馆中的原始资料越来越多地为人使用，使得这一趋势得到了加强。这在历史研究的条件方面引发了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对政治史尤其是欧洲政治史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因为，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没有任何可以真正称作政治史的东西，除非它不再固守其古老的、静止不变的治国方式而开始采用欧洲模式的政治制度。
另外，在更具有哲学色彩的层面上研究政治学，不可避免地与强大的欧洲政治思想传统联结在一起，后者总是提供普遍适用、不考虑地区分工的答案。这是因为，自柏拉图以后，政治哲学家的结论一直得自有关人性的先验的假说。与西方政治生活研究相契合的培训使政治学家们不适于研究涉及人类大多数人的政治学。
忽视中国历史给人造成了一个单调乏味的表象，它使得人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中国得到借鉴。雅斯贝斯这样描述多样性的缺乏：“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看上去有着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开端。……金字塔、万神殿、哥特风格的大教堂——中国在历史序列中没有呈现出如此多样的现象。”就连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人也这样写道：“我认为中国历史（除少数插曲处）不会永远被视为构成人类总体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组成部分。”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六）
西欧重要性的衰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变化，对修正这一局面起了帮助作用，并令史学家们不无震惊地感到他们以前的研究根基过于狭窄了。巴拉克勒夫教授这样描述他是如何感受到需要把东欧知识纳入其作为史学家的知识储备的：
就我而言，我认为，我所学到的历史有着种种致命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暗示——但决非唯一的——是，它使我对一个东欧国家显然注定至少比从前（或者至少在我所承袭的历史方法中看上去）起更大作用的世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对我而言，这样说实属一个可以原谅的夸张，即1943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致使对欧洲历史作出全面修订势在必行。我惊恐不安地认识到，在英国一所大学的三年和德国一所大学的两年学习使我实际上忽略了东欧历史，只是在它们与西方发生外交关系的某些问题上才对它们予以些许注意；我更加惊愕地认识到，我设法带着不无道理的成功感向大量有天赋的学生（至少由考试结果看如此）教授历史，教了如此长的时间，却从未感到有必要弥补这一缺陷。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表述，但当把它与普利布兰克教授呼吁将这一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研究相比时，巴拉克勒夫教授的视域显然仍太狭窄了。普利布兰克是在大致与巴拉克勒夫发表上述观点的同一时刻发出以下呼吁的。他这样写道：
远东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在有形的含义上是如此，即自无法追忆的往昔就存在着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且中国人在本质上与其他任何地区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或者与其他东方民族的体验，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或者与我们直系祖先的体验一样，对我们是适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人们的本性，了解所有的局限和潜能，那么，倘若我们不把中国人考虑在内，我们就不能充分对我们的任务作出正确评价。
虽然现在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有愿望在汉学家和欧洲历史学家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填补双方之间存在的宽阔的沟壑，但要创建适宜的手段并非易事。现在可以见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历史的概述都经不起严肃的历史学家的反复推敲。它们涵括的时间跨度太大，由此不得不采用过于浓缩的压缩方法，据以进行这种工作的第一流的专著是如此的缺乏，洞察入微、准确和生动的美德注定付诸阙如。进行这样一种工作的困难和避免其某些前辈的陈腐思想和规约的愿望，导致现代学者在一个因研究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美国各大学中）致使这种分工占有切实比重的时代仍趋向于较狭窄的专业分工。其结果就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著作不断问世，但它们往往在程度上过于深奥难懂和有局限性，不能吸引一般读者或一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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