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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中国变色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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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英诺森后来又派遣了一次传教团，但同样遭到了拒斥。此后，当时正在参加针对埃及的十字军东征、身在塞浦路斯的法国国王路易于1248年发出了一封信，获得了较令人鼓舞的回应，后者称大汗有意保护所有基督教徒，其中还提出帮助他们反对撒拉森人。受此鼓舞，路易当即派遣了一个重要传教团，以朗居莫的约翰为团长。传教团得到的却是具有威胁性的反应，但此次他们了解到了基督教在蒙古腹地所具有的影响力，足以使他们把蒙古人视为反对伊斯兰教的一个有益的盟友，而不是对基督教和欧洲生存的一个威胁。当蒙古人把侵略的矛头确实转向南方威胁伊斯兰教的生存时，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
自12世纪中叶开始，就有流言称一位拥有巨大权力、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统治着远东大片地区。一封伪造的据称由祭司王约翰送给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信件曾广为流传，其内容现在得到了证实。
鉴于它对回答波罗所描绘的大汗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墨守成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的描绘与这一伪造的信件中所描述的祭司王约翰宫殿之奢华、宴席之丰盛豪华可以相互印证。信件称：“在我的王宫中，窗户是用水晶做成的。朝臣就餐的餐桌是用黄金做成的，有些用紫晶做成。……贵客休息的房间美轮美奂，用黄金和各种玉石装饰得金碧辉煌。在餐厅中，间或来临的客人不算，每天有三万人就餐。”如此一来，形形色色的东方君主都有望被赋予祭司王约翰的特征，其中有成吉思汗，当时他向西方推进的流言正在西方传开。
与此同时，必须记住，由于中世纪的宇宙哲学把人间天堂定位于东方东端，人们乐于充满希望地朝向东方。因为在《创世记》中据说上帝在靠东的伊甸辟了一个园子，而这种证据对教会地理学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蒙古人对基督教充满好感，包括拔都——大钦察汗国的缔造者——的一个儿子皈依了基督教这一特别的消息，这些附加的新资料鼓励路易国王再次派遣传教团。第二次传教团比第一次更具有宗教性质，因为它是要与中亚的基督教徒建立联系。该团团长为一位佛兰德方济各会修士，名叫威廉•；鲁布鲁克。
威廉对其游历情况作了生动而具有观察力的描述。虽然如此，我们不应花费过多笔墨介绍这一方面情况，因为他谈到契丹的地方同样寥寥无几。1253年，他既访问了拔都的大本营，又造访了喀喇昆仑的大汗宫廷，并对他与大汗会面和在喀喇昆仑与伊斯兰教、佛教代表举行的一场大辩论的情景作了非常迷人的叙述。
他把契丹等同于自古为塞里斯人居住的国家，提到了该地使用的丝绸数量和中国工匠、医师的技艺。他提到了纸币（“契丹国通用之钱币，皆为棉纸制成”）和毛笔，并对中国书法作了含糊的解释：“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与马可•；波罗的故事相比，鲁布鲁克的著作一直未获得多少人们的注意，直至近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继续进行威廉•；鲁布鲁克工作的是约翰•；孟德高维诺，他取得了某些成功，甚至设法在汗八里建立了一个永久性传教团，不过他不幸直至1294年忽必烈可汗死后才抵达那里。他与西方的重要联系被切断了，直至1307年罗马才再次承认他的存在，任命他为汗八里大主教并给他派来增援人员。他寄回欧洲的信件几乎只与传教任务有关前引张星烺书第216—227页可以参考。。这些信件读来引人入胜之处在于能够使人稍微了解到教会在这一遥远的前哨阵地的宗教生活情况——比如，我们看到，皇帝如何乐于聆听唱诗班男童的演唱，由约翰举行洗礼，跟他学拉丁文——但对本书宗旨具有重要意义的记述要等到奥多里克•；波代诺内那里才出现，后者在14世纪20年代初经印度抵达中国，在20年代末经中亚回到故土。与约翰的信件相比，他的记述没怎么谈论基督教在远东的命运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游记，作者被他遇到的许多奇迹迷住了，同时与马可•；波罗一样，他也担心读者不相信他的记述，声称他有意略去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没有记录下来，“因为人们除非亲眼见到，否则不会相信的”。奥多里克又一次重复了马可•；波罗所述的城市辉煌壮观、国家人口众多、人民技艺高超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情况：“蛮子省境内有两千多个大城，该地盛产人类享用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面包、葡萄酒、米、肉和鱼。”在他的笔下，广州几乎相当于一个像威尼斯那样的独立城市国家，因为他说它拥有一支“数量极其庞大的船队，除非你亲眼见到，否则殊难相信”。杭州也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正如昔日马可•；波罗那样。他写道：“在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比它更大的城市。……它方圆足有一百英里。……其郊区非常大，那里的人口甚至比该城本身的还要多。它还有十二座大门：从上述每一座门，顺大道向前走大约八英里远，都有一座据估计与威尼斯和帕多瓦相当的城市。……城内有一万一千多座桥，有许多我都走过和数过；每一座桥上都驻有一定人数的士兵，日夜不停地替身为契丹国皇帝的大汗守卫着这座城市。”他为所看到的种种奇异之事兴高采烈，是第一位提到妇女缠足陋习、留长指甲（一种高贵的标志）以及用鸬鹚捕鱼的人，其办法是把那些水禽的喉咙用绳子圈住，使之不能吞食捕到的鱼。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七）
奥多里克是中世纪最后一位到达中国、留下了重要游记的人有关奥多里克的情况，可参阅前引张星烺书第235—238页。其东游录也有中译本问世，收入《海屯行记鄂多里克东游记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书中“鄂多里克”即此处所说的“奥多里克”。。如前文所示，这些游记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提到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最为繁盛的地区处在大汗的统治之下，后者不仅是各个时代最为强大、最为富裕的统治者，而且仁慈、公正，并且对基督教没有恶意。那里有众多大城市，货物之多不胜枚举，船舶不计其数，航运业发达。虽然这些记述在许多方面是准确的，但某些段落因夸大受到损害，其他段落因游历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的环境而有所偏向。马可•；波罗出自一个以航海为生的蕞尔小邦的商人家庭，从一个商人的眼光看待其经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业利益上，对事物之精神的一面基本上没有提及，虽然中国非同寻常的宗教习俗确曾吸引住他。他为大汗宫廷之豪华、规模之大而震惊，为此蒙蔽了眼睛，没有注意到该国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尽管他声称自己曾在大汗手下任职，但他有时提到行政区时好像它们是处在忽必烈君临之下的独立的王国。因为由一个非常复杂的官僚机构管理下的庞大帝国的思想是完全超出他个人经历之外的。当然，直至他们发现科举制是必不可少的之前，蒙古人确实放弃了中国那种通过竞争性的文学考试（科举制）招募文职人员的特殊做法。因而，任何在蒙古势力扩张的早期到达华北进行访问的游客都注定会对中国人的传统制度得出错误的印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西方人由于下述事实而得出的对中国印象受到扭曲的一个小小实例，即在蒙古王朝和满清王朝——此为与西方进行接触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统治期间，中国处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其某些特征与汉人的那些特征混合在一起了。这一对大汗的权力和美德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忽必烈个人具有的宽容和无偏见的品质。但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也反映了西方人的一种希望，希望有一位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能够从后面猛击撒拉森人。马可•；波罗与大汗之间理想化的关系后来又见于耶稣会侍臣与其尊贵的帝王主子康熙和乾隆的关系上。因而可以说，马可•；波罗不明智地播撒了对中国君主政治总特性有所误解的种子。这一误解在于未能看到，官僚机构并不是帝王的工具，而是像越来越为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牵制那种体现在皇帝身上的绝对权力概念的力量。
谈到中世纪的游记文学，就不能漏掉一位被塞缪尔•；珀切斯誉为“（马可•；波罗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的人的游记，不过他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其他各种资料的调合物，再掺杂上他发挥个人想象力找到的佐料，并通过巧妙地添加一些意在让读者相信他确实到过那里的次要资料使之易为人接受。甚至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是否写过归于他名下的《游记》也值得怀疑。但现代编修此书的马尔科姆•；莱茨声称此书作者是14世纪英国骑士，而不是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是一位列日医师。但它在游记文学历史以及英国文学整体历史上所具有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该书英译本被誉为“首次或几乎是首次尝试把世俗主题引入英语散文领域”。至于它的影响，虽然托马斯•；布朗爵士和罗伯特•；伯顿等人很早就对它表示怀疑，但不仅塞缪尔•；珀切斯把它正式肯定下来，而且晚至18世纪仍有许多人对它的叙述信以为真。
经过现代的文献学研究，曼德维尔所述故事的资料来源现已被识别出来。他主要的常备物是1264年去世的文森特的大百科全书《世界镜鉴》，书中收录了古代和中世纪许许多多有关地理学及自然史的学说，构成这些方面的一大宝库，它们为曼德维尔进行其奇怪的纂修活动提供了根据。我们不必详述书中的具体内容，因为八十足巨人、掘金蚁、用眼睛杀掉男子的女子及头长在肩膀下面的男子之类的故事与契丹或大汗所辖区域没有任何关联。至于叙述的那一部分，他严重依赖卡皮尼尤其是波代诺内的奥多里克并非那么神乎其神的记述。珀切斯甚至指控后者抄袭曼德维尔。但奥多里克这一权威的描述时常太过枯燥乏味，曼德维尔必须加强戏剧化效果。因而，当那位方济各会修士告诉人们大汗宫廷的变戏法者如何让金杯盛满酒在空气中飞行，并使之自行到达赴宴者嘴边时，曼德维尔认为这尚不足以激动人心，转而引入了能够把白昼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昼的巫师，他们还能够创造出娇媚可人的少女翩翩起舞、英武豪侠的骑士厮杀比武。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八）
莱茨认为有关大汗和祭司王约翰的几章是曼德维尔著作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关于祭司王约翰他这样写道：“这一最为强大、最为圣洁的人间统治者，以及他的奢华、仁慈，他那为数众多的仆从，他那幸福的臣民以及他那繁忙的城市，6曼德维尔描绘蛮子省的三幅木刻插图：
（1）“在该国有一种没有皮肤的白鸡，但它们长着像那里的绵羊那样的白毛。”
（2）“在该国还有经过人们驯养的下到水里、河里和深池塘中捕鱼的动物。”
（3）“而且他们说这些动物是知名人士的灵魂……因而他们出于敬神的目的给它们肉食。”
选自安顿•；索格1481年奥格斯堡第二版曼德维尔游记，AW波拉德所编《曼德维尔游记》予以复制，纽约，多维尔出版有限公司1964年版。必定会给西方许许多多暗淡无光的城市带来生气和斑驳的色彩，给为战争喧嚣闹得头晕脑胀的世界上成百上千万人带来新的勇气和希望。”大汗宫廷奢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名副其实的中世纪游记的记述。因为曼德维尔不仅用奇迹，而且用过多的黄金和珍石润饰奥多里克的记述。皇帝的宝座和登上宝座的台阶均用这些东西做成，至于他的桌子，“则用黄金和珍石做成，或者用镶有金边的水晶做成，布满宝石或紫晶，或者用来自天国的沉香木打成，或者是象牙做的，嵌有黄金或用黄金镶边”。
曼德维尔的声望持续下来，他的《游记》作为故事书在18世纪仍在重印，在整个19世纪持续出售。这些廉价的重印本中附有一些粗俗的木刻画插图，有一版把作者描绘为“身着18世纪服装，住在舒适的房子里，一手拿着鹦鹉，一手拄着拐棍，用老式大口径步枪朝着一位不幸的黑人射击，向一位穿着短裤的君主讲述他的经历”。不仅如此，他看来激发了民众对荒诞不经的传奇故事的需求。他用一种神话式的、辉煌灿烂的东方幻象充实了民众的想象，后者未必总是能够马上把传说与现实区分开来。
在14世纪，蒙古王朝衰微。1368年，一个新的本土人的王朝（明朝）在中国建立，远东与西方之间的联系要等到欧洲人设法借助船只抵达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后才重新开通。因为，虽然这些勇敢的陆路旅行家横穿欧亚两个大陆到达中国的短暂时代结束了，但他们激发了一个海外冒险的时代，这些冒险使中国永远与西方野蛮人建立了联系。
这一新型的冒险精神是以种种新的因素为条件的。陆路旅客仰赖他们自己所能随身携带的财物及其驮畜穿越到亚洲的漫漫行程，因而自然而然地十分重视奇石，同时毫不奇怪，这类物品所体现的财富价值应在其账目中列在突出的位置。但那些由海路前往的人能够携带更笨重的货物，会对能够满足欧洲日益富有的贵族需求的新的奢侈品感兴趣。陆路旅客发现他们的目的地正是东方权力的中心，只能把自己视为蜂拥前往大汗宫廷的许多民族之一的卑下的代表。他们无权无势，孤立无援，要想在那里立下脚来并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论是宗教使命还是商业合作，都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举止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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