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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中国变色龙-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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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如果把注意力转向16世纪遗留下有关中国游记的那些旅行者，我认为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向人们表述的中国印象依然是中国财富之如何丰富，但新的局势已经开始孕育出新的态度。这一时期写下了有影响的游记的旅行家至今仍很不为人所知。其中最早的是一位葡萄牙人，名叫伽利奥特•；佩雷拉，他在进行走私活动时在福建沿海附近水域被俘，1549—1552年被囚禁在中国南部。下面我要提到的是伽斯帕•；达•；克鲁斯，他是佩雷拉的同胞，根据自己1556年在中国的经历借用前者的记述完成了一份记录。克鲁斯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位奥古斯丁会修士，他是西班牙人，名叫马丁•；德•；拉达，1575年访问了福建。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九）
这三位作者都诚实地传达了这一事实，即他们对中华文明之辉煌灿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佩雷拉尤其如此，他身为中国的囚徒达三年之久。他的记述相当简短，主要以其对中国司法情况和监狱条件作了第一手描述而引人注目。他在前言中作了这样的陈述，鉴于他个人的经历，这特别值得注意：“现在我将谈谈中国人运行法律的方式，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些绅士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基督教徒，在多大程度上处事更求实和公正。”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段落，使人看到一部游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下述事实，即观察者的视野受到了故国同期经验的制约，因而他对中国道路的称赞让我们联想到16世纪欧洲的公路情况是何等地糟糕；他对中国粪肥收集习惯（认为这样有利于保持城市清洁）的颂扬让我们联想到同时代欧洲城市较肮脏的习俗。佩雷拉与他之前的旅行家的共同特征，在于夸大城市的规模，比如他把北京描述为“巨大无比，由城市一端到另一端，骑马中速行进需走整整一天，郊区尚不算在内，它们比城市本身还要大”。不过书中所描绘的内容有了新的迹象，这些迹象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将显得愈益突出。他写道：“虽然城市像我所述的那样庞大，但居民（虽人数多得难以计数）却很软弱，没有什么资财。人们在这一国家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为上帝和我们的君主做很多的事。”
伽斯帕•；达•；克鲁斯仅在中国呆了几个月，因为他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传教团没有取得成功。不过他留下的记述不仅作为欧洲第一部专门讲述中国的著作而独具特征，而且是有史以来有关中国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克鲁斯在事无巨细地描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自然环境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这一能力在其后几百年中随着可以用维妙维肖的图画对文字进行补充而十分悲哀地愈来愈少了。CR博克瑟撰写过精妙的《16世纪的华南》一书，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忽视这位极有观察力、心胸开阔的作家的缺陷。他曾很有道理地指出：“称伽斯帕•；达•；克鲁斯比在契丹生活了如此多年的马可•；波罗更善于利用他在寥寥数周内写下有价值的游记，这样说或许有些过分。不过这位葡萄牙修士留下的有关中国的记述比那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旅行家要更清楚、优秀，是无可怀疑的。”
只是在他放弃直接描述而作解释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他生活在一个缺乏历史知识和判断的时代。比如，他认为，他们“用来治理和统治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法律”得自罗马人，是奥维德“被留放到斯基泰人处时”传授过去的！要想完全了解他叙述的精妙，必须作长篇幅的引录，为此读者应查阅“附录”。他甚至赏识中国音乐，据我们所知，他是迄今第一位、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唯一做到这一点的欧洲人，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他是位接受能力极强、心胸异常开阔的游客。
克鲁斯叙述的关键所在是繁荣。由这位修士的报道判断，广州船民的生活在当时与在近代不可能有太大区别。可是就连他们的命运也比葡萄牙穷人的命运要好。克鲁斯所说的中国在“食物和维系生命所必需的一切物品方面都极其丰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丁•；德•；拉达以一个传教团团长的身份去了中国。他出发时受到的训令保存下来了。在对传教动机予以适当的尊重之后，训令进一步称：“你们应试着去学习该地居民的素质，了解他们的礼仪习俗，看看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商业贸易；同时了解一下他们是否言之有信，遵守诺言，看看有什么货物可以由这里带去，有什么东西可以从那里带到这里来，如何开展贸易可能对双方有利，此外还应注意弄清在该国见到和了解到的所有其他事情和秘密。”这些指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时代的新的态度。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些传教先驱为何留下如此详尽的记录，并附带证明那些宣称西班牙和葡萄牙早期游客对他们所接触的新的民族文化不感兴趣的说法是不合乎事实的。
拉达是一位很有天赋和学识的人，善于进行系统表述。在叙述使团的行程后，他分12个部分阐述了中国的情况，分别介绍了：（1）王国的版图和位置；（2）各省；（3）城镇；（4）军事事务；（5）人口和税收；（6）礼仪、习俗和服饰；（8）饮食、餐饮；（9）我们今天可称之为农业和工业的部门；（10）司法和行政，最后两部分谈的是宗教。
即使在后几部分中，拉达仍然谈的是外在的表象，而不是内在的精神。比如，他就像克鲁斯和佩雷拉那样注意到，佛教僧众受到了无礼对待，因为其地位与他自己国家中教士所享有的特权地位迥然不同。这一反映表述在这一西班牙人记述的结尾一段中，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表明，虽然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如此亲华，但在总结自己的记述时却不得不提到该国的繁荣。他写道：“他们的修士很少受到尊重和礼待。考虑到他们所能施加的惩罚，只有首领和官员才受到尊敬。最后，这里丰饶富裕，人口众多，虽然该地人均为异教徒，并因而受到不知道永远荣耀的上帝之人恶魔般的蹂躏。但愿上帝能令他们皈依并引导他们步入正途。”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十）
这种情感在后来几百年传教士的作品中经常重现。叙述至此，我们停下来小结一下这三位伊比利亚半岛的旅行家。他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正如博克瑟指出的那样，克鲁斯对“中国的生活和习俗所作的许多观察，先于后世耶稣会士作家的观察，后者往往被认为是最早向欧洲展示中国的人”。拉达甚至在系统收集和研究中文图书方面也早于耶稣会士一步。他们为门多萨的中国史提供了基本资料，后一著作出版于1585年，在其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该国一直是经典著作。到16世纪末，它共出版了30版，欧洲各主要语言均有译本，这确保它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当时主要的思想家，诸如罗利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人，所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无一例外地源于这一著作。它所描绘的中国的新形象仍然以财富和繁荣为特征，但这是普遍富裕上的繁荣、富有，而不是王宫的辉煌，对于这一点，其创造者当然没有目睹过。但在同时，出现了强调该国公正的行政管理的现象，这在紧接着的一个时期将成为耶稣会士所描绘中国形象的主要特征。然而门多萨所依据的三个资料来源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那就是未能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以及他们认识到的公正背后隐含的思想作任何介绍。16世纪的旅行家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观察，却无法了解研究的秘密。
在此后几百年间，一些学者设法使自己熟悉中国的文学，从而获得了有关该国的新知识。他们将在这一有关中华文明的平面图像之上添7一位地方行政官员在工作：蒙迪有关中国图景的现实主义绘画之一。博德莱亚图书馆，MSRawlA315（第144v面至于45r面之间）。
承蒙博德莱亚图书馆馆长惠允使用。加另一特征。但该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和辉煌的旧有观念仍居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相对真理转变成了神话，而历史之一起一伏的过程则使得中国衰落下去，而使得欧洲上升到更高的地位。在17世纪，耶稣会士的活动在欧洲与中国接触史上构成主干，但具有某些意义的附带插曲是1636年第一个英国远征队到了中国，这是一群旨在寻求商业便利条件的武装商人，以约翰•；温德尔船长为首。他们在广州港湾卷入了一系列小型冲突，经历了一个密谋与反密谋的折磨人的过程，其中两方主角中均有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插手，后者担心新来者会危及他们享有特权的贸易地位。这样一来，温德尔不得不一无所获地离去，并经历了某些极为令人不快的苦难，包括一次用火船焚毁他们船只的企图。有关其冒险经历的叙述由康沃冒险家彼德•；蒙迪编纂成册。它具有某种权威日记作者的魅力，其新鲜之处在于完全未加修订的逐日记录所发生的事件，事后未作任何分类或遴选，其文字经由作者所作的某些有趣的概述显得栩栩如生。虽然相较于研究西方中国观念的学者而言，该书主要对军事或海军史学家以及对直截了当地研究中英关系的史学家更有意义，但它确实构成直接描绘中国的最后篇章。
虽然该书的框架也是先分成类目再分段叙述，但它与拉达记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标题显示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的逻辑性和连续性，而蒙迪的著作结构松散，行文拖拉。不过它们值得重复阅读，因为它们虽然有某种偏离主题之处，但确实提供了第一支造访中国的英国团伙中的一员发现该国最值得注意之物的梗概：
1清新的空气；2宗教不怎么受到尊重：某些人根本不信宗教；3他们的住宅；4他们的习惯；5吃喝和玩等方面的行家；6一夫多妻得到允许；7中国的优点；8商品货物，即黄金生丝；9丝织术；10糖；11麝香；12瓷器；13绿姜；14供应品；15肥猪；16黑肉家禽；17甜橙；18奇怪的螃蟹；19奇怪的蜡烛（出自木油树）；20在中国澳门使用的铸币和量器；21一个提秤；22中国人书写的方式；23中国字及其英文含义。由汉字表示的英文词；24中国钱币实行十进制，便于快速计算；25所发明的用算盘计算的方法；26在中国，字或字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单音节词。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十一）
这些段落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的优点”这一部分，在此我将全文引录：“该国可以说在这些特别方面高人一等：悠久、广袤、富裕、有益健康以及充足。综合而论，我认为在治国之术和治国方式方面世上无一国可与它相媲美。”人们很奇怪蒙迪何以对中国作出这种称颂性的描述，因为当时明朝摇摇欲坠，政治非常腐败，而远征队并无多少机会一窥当地行政管理情况。他与他的同伴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当时那一地区令人可怜的军事弱点。促使他作出这样一种判断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认为受到对方背信弃义的对待，以及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的反应可能与一个世纪后理查德•；沃尔特的反应一模一样，后者在记录安森远征时也说他们同样未得到广州官员的合作。沃尔特直言不讳地驳斥对中国的称颂之词为“耶稣会士的杜撰”，认为“中国官员腐败，中国人偷盗成性，中国的法庭狡诈多端、贪赃枉法”。蒙迪为何对中国不持批评态度呢？这是不是仅仅因为这已经是有关中国的标准颂词而不论它们是否与他自己的经历相符全文照录呢？我们在晚得多的游客那里仍可见到类似的态度，直到19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威望出现普遍衰落为止。从乔治•；斯汤顿在18世纪末叶的记述中完全可以见到类似的看法。他是马戛尔尼使团的一员，虽然是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规模，拥有不同的地位，他与约翰•；温德尔船长近乎海盗式的远征队一样有着类似的失望和挫折感。他在描述其出使经历时不断穿插着有关异域文化概念所表现出的惰性的绝妙例证。可能这类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下述一段：“就天然与人工产物，其政府的政策与统一性，人民的语言、习俗和舆论，他们的道德信条，国家的民事制度、总的经济状况和稳定性而言，它是人类敛心默祷或研究所能描绘出的最伟大的集体目标。”
概览直至近代之前有关中国的游记，这虽然很迷人，但与本书的宗旨没有关联。因为我们关心的一直是那些报道了直接观察的结果、相对说来未为有关中国文明本性的成见蒙蔽的作者。后代的旅行家在看待中国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带着为他们所处时代的热情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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