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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中国变色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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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富裕、繁荣，其统治者居住在美轮美奂的皇宫中，其人民得到天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这一形象在近代完全衰微了，但它却以各种方式长期残存下来，继续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产生某些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了曼德维尔的传奇如何在18世纪的小本故事书中一再重复出现，在19世纪依然流行。马可•；波罗的故事至今仍然广为人知。他们的荒诞不经的传说汇入了幻想的河流，以“中国式风格”热潮倾注入欧洲。另一类在某些方面肯定源于这一传统的作品创造了一个乌托邦中国的理想化的图像，以此来与作者本国内并不令人满意的状况作讽刺性的对比。哥尔德斯密斯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英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长诗《荒村》、喜剧《委曲求全》和散文《世界公民》等。（Goldsmith）的《世界公民》和兰多尔沃尔特•；萨维奇•；兰多尔（1775—1864），英国诗人、散文家，精通古希腊罗马文学，曾用拉丁文撰写抒情诗、剧本和英雄史诗等，代表作为多卷本散文著作《中国皇帝和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Landor）的《中国皇帝和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是这一风格的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这一传统一直存在到20世纪，洛•；迪金逊的《约翰•；查纳曼的来函》一书即为一例，它比较了英国的肮脏与一个“富裕的农民”国度——中国，他们“拥有并耕种其父辈留下的土地”。即使从更严肃的角度看，到了18世纪末，这仍可能使马尔萨斯提到中国时说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
许多因读了对中国繁荣情景过于乐观的描述而怀着过高希望前往中国的人，不可避免地大感失望。我们在理查德•；沃尔特那里已经看到了这种情景，同时这甚至在崇华倾向甚嚣尘上之际于18世纪早期就已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因为笛福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写过讽刺诗和大量政论小册子，曾自办《评论》杂志，后从事冒险小说创作。代表作为《鲁滨逊漂流记》。借鲁滨逊之口把这种情绪渲泄出来：“当我回到家，听人们到处谈论中国人的势力、荣耀、辉煌和商业之类的事，我必须承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迄今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他们似乎是一群不值一顾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无知而肮脏的奴隶，从属于仅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但在那一时期这种情感非常罕见，在下章我们将对此进行解释。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一）
尽管他们作为观察家不无技巧，但16世纪访问中国的欧洲人无法透过中国井然有序和繁荣的外表看到其本质。到了17世纪，他们才开始尝试理解中国的内在精神。这样一来，财富和繁荣之较有形的资产开始让位于道德和政治优点之较不那么有形的内容上来了。这一新的侧重从下述事实中获取了新的力量，即17世纪向欧洲阐释中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相信在这一新的庞大传教之地传播福音能够取得丰饶的收获。
一方面得自这种新的认识，一方面与这一新时代新要求相关的中国的新形象，是一个强大、自给自足、受到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这位君主不仅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而且任命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熟谙治国之道的行政人员组成的机构进行治理。本章的主旨就是要考察中国这一大一统儒教国家的印象，分析促成这一发展的各种因素，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与事实不合，勾画出它对欧洲思想文化史的影响。
当然，我们并不一定要等到17世纪才会看到种种暗示，说中国的辉煌和财富并非与下述事实即该国得到高效的治理有关联。我们在上一章中所引作者的文字中已经见到这种暗示，但是在对中国政治道德作热心的描述方面，读者无论作何种努力，都不会比一本题为《有关中国王国及其地域和政府的绝妙论文》（1590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一个殖民地澳门用拉丁文印刷，用书信体写成）的书过分。我们从书中看到：“中国的行政管理，就其主体而言，与自然本能相合，权力交由那些熟谙学问的用途、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执掌，而不是交给鲁莽和缺乏技巧的人。”这里已经是一个经常为西方智者重复的重要议题。正如来自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羡慕契丹商品之丰富那样，欧洲的学者因而羡慕这一十分重视学问的国度。《绝妙论文》极其肯定地告诉读者这样一种安排的益处。它写道：“由于中国官员上下之间和谐有序，人们很难想象到，整个王国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派何等美妙的和平、安宁景象，这实非人们轻易就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尽管克鲁斯、拉达和这一对话的匿名作者的作品开了先河，中国与欧洲关系史上所发生的这一新戏剧的第一幕通常被认为始于耶稣会传教团的建议。正如马可•；波罗的先驱们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湮没无闻那样，利玛窦登上舞台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几乎全部为人遗忘了。不过，虽然利玛窦的开创之功被过分强调了，但是他以及耶稣会在我们所叙述的故事中无疑享有重要地位。我们要想理解正在脱颖而出的对中国的新态度，就必须认识到欧洲正在发生的重大思想文化变革，更具体地说，这些变革既使耶稣会得以存在，又赋予该会以目的。
这是一个向基督教会提供了进行新的强大传教努力的手段、动机和舞台的时代。欧洲人进行了新的征服活动，并在世界各地——美洲、非洲、印度和远东——建立了新的前哨据点，结果成百上千万名非基督教徒沦于自称基督教徒统治者的主宰之下，同时另有成百上千万名非基督教徒第一次来到了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这里是进行传教活动的新舞台，是教会不能置之不顾的一个新的挑战。
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船在世界各大洋游弋的时候，15、16世纪期间欧洲本土强大的君主制正在形成。与其伊比利亚半岛亲戚的看法相同，法兰西诸王也看到了在遥远的异域发起和支持传教团对提高民族威望的好处。与此同时，财富的增多为教会进一步开展自己的工作提供了资财。
在外在的视域扩大的同时，一方面在这些探险活动的促进下，另一方面由于古典学问的再发现，欧洲出现了新的知识觉醒，其中印刷术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的纷纷出现则是其表征之一。此外，罗马天主教会出于遏制新教扩张浪潮的需要，也产生了这种复兴思想，这使得这个旧的教会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并促进了新式教派的问世。耶稣会即为一例。它于1534年由巴黎大学的一小群热心分子创办，伊格纳修•；罗耀拉的狂热则为它添加了很大能量。耶稣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有力的一股势力。罗耀拉是一位西班牙贵族的儿子，青年时代从军，但1521年在一场与法国人的小型战斗中腿部中弹留下残疾，不得不放弃军职。在漫漫余生中，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瘸子。但在漫长而痛苦的养病期间，他的性情发生了奇怪的巨变，如此一来，他从前怀有在军中建功立业的那种渴望和对女性的强烈欲望，现在转而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宗教事业，献身于宗教目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圣地进行传教活动，但最后不得不满足于做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因为该地正处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任何在此传教的企图都是极不现实的。但传教工作将一直在耶稣会的各项目标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要想弄清耶稣会士们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和如此迅速的发展，我们首先必须看看罗耀拉本人炽灼的热情。他从不放过自己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任何努力。在罗马天主教会的道德和精神标准已经沦落到非常低劣的水平的时期，这样一种勇敢和不屈不挠的人物正足以充当天主教复兴之前驱。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二）
其次，耶稣会与旧有的中世纪修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成员关注的主要是拯救别人，而不是隐修生活。除该宗教通常的三个誓言之外，他们又增加了第四个，即不论教皇诏令到何处去拯救灵魂，他们都无条件地、毫不拖延地前往。罗耀拉是一位踏踏实实采取行动的人，他的圣战脾性在该会身上打下了烙印。这就说明了耶稣会士为何在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
再次，耶稣会比旧有的修会集权程度要大得多。该会的章程规定该会按军事模式构成，其首领为选举产生的“将军”，他拥有绝对权威，只从属于教皇。罗耀拉本人是第一位将军，并拥有此职直到1556年去世为止。这种组织形式把目标的一致性与具体措施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先例的。
最后，耶稣会强调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罗耀拉在放弃军职后不得不靠自学成才，因而就如在一生较晚时间里发现学问的好处的许多人那样，他以极度的热情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在这一时期，天主教改革家们不仅在宗教事务上，而且在科学方面受过良好教育，这些新的现象尤其重要，因为前者可用以同异端作斗争和制止住人们倒向新教的趋势，后者则可把基督教信仰与最新的科学成就协调起来。设在罗马的耶稣会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中除神学外，还有诸如欧几里德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光学以及钟表原理之类的科目。正是这种本意在于能够帮助耶稣会士抵挡住对基督教信仰的种种攻击的现代科学知识，最终帮助他们在一个信奉异教的宫廷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
耶稣会士完善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并建立了体现这种体系的许多学院和学校。不过教学活动既具有教育意义，又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其学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一国之君，他们运用其政治权力支持天主教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就是其中一位。其他曾在此受过教育的人中包括伏尔泰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后者后来深受耶稣会士对中国描绘的影响，把他们有关中国的思想输送到欧洲思想的主流中去。罗耀拉最初在穷人、病人和不幸者中活动，但在去世前就已认识到，最重要的工作是主宰那些决定其统治之下的大众精神生活性质的为数不多的君王的思想意识。在此之前他们曾对接受像一位君主的忏悔神父这样的荣誉是否与耶稣会关于卑贱的誓言相悖产生某些怀疑，但罗耀拉命令他的弟子永远不要放弃这种职位。1553年他致函耶稣会里斯本都主教：“公共利益和服侍上帝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达到，因为成员分享其首领的安康，臣民分享君主的安康，因而精神帮助最好不过地适应于此。”一位君主的势力越大，赢得他的信任就越发重要。
我们现在必须看看由这一茁壮成长的植物上剪下的插条在中国土壤上扎根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罗耀拉与远东传教团的联系非常密切，因为第一次认真地要到中国进行传教事业的人正是耶稣会的缔造者之一。此人是方济各•；沙勿略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人，1534年襄助罗耀拉创立耶稣会，1537年被教皇委派到东方传教，先至果阿，后至锡兰、马来亚、日本，1552年私自到我国广州海岸附近的上川岛，不久在此病逝。后被赠以“圣人”称号。。他在日本传教的经历使他相信，日本受之于中国之处良多，实有必要先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因为中国皈依基督教后，日本定会随之效仿。他是16世纪最后25年间尝试在中国建立传教团的许多人中最早的一位，但他们均以失败告终。1552年，沙勿略死在中国的南大门。
最早在中国获得了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是利玛窦，他1583年开始生活在中国，1610年死在这一远离祖国的异国，其中最后九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到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已在澳门获得了立足点，并一直保有该地很长时间。但虽然这一块中国境内的小小飞地早在1576年就被立为主教座所在地，但与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相比，该地区在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史上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起初利玛窦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及其同行穿的是佛教僧侣的袈裟；但在1594年，他们意识到僧侣在中国并未享有神甫在天主教国家中所享有的那么受人尊敬的地位，就很明智地改穿士大夫服装。1598年，传教团仍然只有不过七人和三个基地，但利玛窦致力于采取渐进措施。他不仅以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且以其绘制地图的技巧给中国文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一技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乖巧地把中国标在中央位置的著名的世界地图。不过在中国人眼中他最重要的优点是他精心研习了儒家文献，只有掌握了这些文献他才有望被中国学者认可为完全有学问、真正文明的人。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三）
虽然耶稣会的成员受到了半军事化的严格纪律的约束，但在如此远离欧洲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置身此地的人的素质。因而在中国建立耶稣会活动模式方面利玛窦之功至伟，尽管这一模式显然而且必须与耶稣会的目标和理想相结合。随着一位亲王和一些高官皈依基督教，他具体实现了耶稣会传教战略中的方位基点之一，即力图教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认为这是使一个国家普遍皈依基督教的最快捷的方式。这一政策贯穿了耶稣会传教团的始终，因而有时在普通田间劳动者那里遇到的种种困难与在那些青睐该教的朝臣那里得到的尊敬和特权形成了8欧洲化的皇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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