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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白日薄西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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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酃闹醒牖购驼沃惺啵栽诒惫Ｐ⒚骰实塾榔饺辏�60），诏起北宫及诸官府，至永平八年（65）冬七月成。宦官们不仅把原先住在北宫，操纵国柄的窦太后迁到南宫，而且也不让新太后成为第二个把持北宫的女人。
先哲有言：“福兮，祸之所倚。”这对执金吾董宠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按本朝的惯例，他应该是新任大将军的候选人，但在这个最嫉恨大将军的时期，他不仅失去了成为大将军的可能性，而且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
次年九月，董宠因擅用他的姐姐的名义，去走一些大臣的后门，搞些请托之事，被中官指控。同月，死于审讯之中。在本朝的政坛上，所谓廉政的举措，常常是排除异己的手段。
建宁四年（171）正月初三甲子日，本朝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典礼：为天子加元服。
元者，首也。首之服即为冠冕。本朝沿用周礼，男子年二十左右，即可为之行加冠礼，象征他已是一位成年人，具备承担社会事务的能力。作为天子也不能例外。而且，他的冠礼必须成为臣民的礼仪典范。天子的年龄，距礼仪规定的年龄还差整整四年。不过，本朝的列祖列宗自孝和皇帝以降，除了未及冠年即已夭折者，皆于十三岁或十六岁举行冠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承继大统的年龄过于幼小的缘故吧。
太傅胡广带着宗正、太常、大鸿胪寺的官吏，在高皇帝庙中，已布置了好几天了。永乐宫的新太后请他担任典礼中的西宾，因而他不仅是礼仪中的主持者，而且是这位即将成年者的导师和长老的化身。
清晨，天子乘着装饰华贵的金根车，由文武随从陪伴至庙前。他从庙前的东阶升至堂前，西向，面对在堂门西侧东向而立的太傅。相互揖礼后，宗正和卜师向天子汇报了典礼日期的选择以及准备的情形。随即天子被引导进入高皇帝庙的西厢。
天子沐浴之后，先后身着四套服饰展示在庙堂下的百官面前。大家看到了天子头戴进贤冠、爵弁、武弁和通天冠的四种威仪，象征着他所承担的道德、权力、军事和祭礼的义务。然后，天子手执玉圭，被引导着向高皇帝的灵位行礼，再进入设好的筵席，象征性地饮上几口用古式的尊爵呈进上来的酒。最后，太傅胡广向天子诵读了祝辞。
天子的车队回到北宫嘉德殿的朝堂之上，庄严的钟磬声敲起，参加国宴的嘉宾皆已入席。天子进到后堂，换上最正式和庄重的朝服。当他出现时，乐声更加洪亮，群臣伏拜，山呼万岁。赞礼官大声地朗诵起颂文，并宣布天子的新诏令：大赦天下。
灵帝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即位大典。作为一个天子，成年礼的举行，意味着他开始亲政了，他似乎也觉得自己懂事了。在典礼之中，他体验到了无比的尊贵和自信。这次典礼植下的自信，使得天子在以后的执政岁月中，时时表现出妄自的冲动。
可匍匐在丹墀下的大臣们，则为这个以幼小之躯顶戴旒冕的少年而忧心忡忡，甚至感到嘉德殿的高基厚础，都在自己的膝下颤动起来。
典礼结束时，天已黄昏。有两个官吏在回家的路上，对今天的典礼评头品足。其中一个感慨地说道：“国家就如一杆秤，天子就是秤砣，虽为孤家寡人，但他依靠臣下作秤杆，竟可以均衡起沉重的天下！”
另一位却说：“阁下您作为秤杆，难道不觉得，这只秤砣太轻了吗？”
洛阳的正月，虽已进入春天的节气，但尚无暖意。他们的谈论，就在寒风中飘散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1）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忧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赵壹《秦客诗》
在天子加元服时所宣布的大赦令中，有一类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党人。
天子不能原谅他们。天子的这种仇恨，是由宦官们培养起来的。
建宁元年九月的北宫政变结束了，但这场碰撞犹如一场大地震，它的余震仍延续到第二年。
大将军和陈太傅被诛之后，士大夫们或垂头丧气，或咬牙切齿；宦官和奸小们兴高采烈，拍手称快。不过，有一个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复杂心情，这个人便是张奂。
他被宦官们出卖了。
事后，他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宦官矫诏调他出马，正是因为他刚刚被征入京而蒙在鼓里。自孝桓皇帝永寿元年（155）被朝廷任命为安定属国都尉开始，他一直在与南匈奴、东羌、先零、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作战。凭借西北敦煌人天生的军事才能和年轻时游学三辅而养成的儒学境界，他成功地运用军事和怀柔两种手段，受到这些民族的畏服。由于他的仕途，是由征辟大将军梁冀府开始的，故而在梁冀倒台后，一度被禁锢在家。那时，他的师长和好友、帝国度辽将军皇甫规多次上书，举荐张奂代替自己，因而他又被拜为武威太守，再次镇守西北。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陈太傅的同志，宦官的对头。
以去年冬天大破东羌的功劳，张奂理当封侯。但他也明白，想封侯，就必须侍奉中官，而这又是他深以为耻的事。果然，在振旅还朝期间，朝廷颁布了对他的赏赐：赐钱二十万，家中一子为郎官。他推辞了这一殊荣，官场和战场，他都有些厌倦了。于是，他乘此机会，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更低级的但必须改变一条法律的要求：将自己以及家族的户籍，迁到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区域——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华阴地界。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此，也打破了边人不得内徙的律令。
现在，侯王的爵位终于放在自己的面前，但张奂却感到如鞭挞于朝市一样的难堪。他一连上表，非常坚决地辞去了封赏，只保留了大司农的职务。因为这是朝廷的职官，可以保持自己士大夫的身分和为朝廷效力的权力；再则，大司农之职所享受的禄秩为二千石，与护匈奴中郎将同秩；加之自己曾于孝桓皇帝延熹九年（166）担任过此职，因而也谈不上升迁。
就这样，他还是受到了朋友、同僚乃至门生们当面或书面的指责。他只是默默无言，杜门自省。他更在等待着机会，洗刷自己的耻辱，昭大白于世人。
这一年，刚刚进入初夏的季节，本朝历法的四月份，洛阳的天气连续多日异常闷热。二十一日壬辰这天，居住在老宫殿大梁上的一条青蛇，忍耐不住，下到殿中天子的御座上纳凉，把参加朝会的天子和大臣们吓得不轻。本朝以天人感应为信仰，因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作为制定和修正政策的依据。由于积世的衰微，因而每一点小小的怪异现象，都会被人们视作不好的兆头。
其实，天总是按其常道行事的。第二天癸巳日的下午，风云变幻，大风、霹雳、冰雹旋踵齐至，把个京师搅得昏天黑地、一片狼藉。负责撰写帝国日记的史官们，在风雨中掌起灯火，削简疾书：
“建宁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见御座。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余。”
中黄门和羽林、虎贲骑士的马蹄声，激荡在风雨之中。一份份由尚书台起草的诏旨，被送到重臣家中及中央各官署，令公卿及下属各上封事议政。
大司农张奂，被霹雳震撼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堂前，将整整一大碗酒洒在阶下，对他的僚属们说道：“上天震怒，以申君子之冤。奂以此酒，奠大将军及太傅之英灵！”
百僚之中，张奂第一个将奏疏写好，封在皂黑色的帛囊中，送到尚书台。
天子亲自打开了大司农的封事：
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这两天受到了惊恐，加之他刚刚亲政，因而将天有灾异即诏公卿议政这一本朝早已仪式化了的行政惯例，看得新鲜而重要。作为一个小孩，天子对灾异有着无知的好奇；何况，为大将军和太傅翻案，又是由张奂提出的。在阅读封事的过程中，大将军、太傅、窦太后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眼前：大将军带着仪仗站在夏门亭的寒风之中；太傅殷切教诲自己时，颤动着的下巴上的银须；醒来时坐在床边，看护着自己的太后。张奂的话，大概是对的吧？
相继而来的是郎中谢弼、光禄勋杨赐等公卿大夫的封事。他们的意见，与大司农如出一辙。其中谢弼的话更为耸听，他引用了《诗经》中“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诗句，指出御座上的那条蛇，作为象征天子的龙的同类，正是太后在自然界中的化身。因而这种怪异的现象，就被解释成由于天子辜负太后援立之恩，仍隔她于空宫之中，太后愁苦而感动天心的结果。本朝尊崇周礼，为人后者为人之子，在天子入继大统之后，孝桓皇帝和窦太后就是他的法定父母。本朝又以孝道治天下，天子这样做，势必无面目以见天下！和别人不同的是，谢弼还进一步向天子提出了挽回诛杀大将军这一恶果的方法：征辟故司空王畅和长乐少府李膺执掌中枢。
不能说，天子对他们的言辞无动于衷，可即便打动了天子，天子又能有何作为呢？果然，天子感到茫茫然了，他第一个反应就使得这些认真负责的士大夫们大失所望：他竟去找中常侍们商量了。
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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