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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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　。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第二部分老海棠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象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份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第二部分孙姨和梅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哀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象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致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