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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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列举的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只是冰山一角。诚如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中所言：“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姜丽华、袁逸：《抗战时期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江西图书馆学刊》第32卷第3期。　　　　
　　　　山西省沁县吴靖涛的“半野圆”藏书，元王卫家祠堂收藏的全套《渡世宝笺》木刻原版，城北关大悲寺珍藏的《鋼革是语录》木刻原版，清乾隆六年的《沁洲志》，光绪年间《沁洲复续志》的木刻原版920多块，华山老君堂、南里一如寺分藏的折扇式古版大藏经，清代诗人王省三的《草根轩诗抄》木刻原版200余块及王氏“巨槐堂”藏书等，这些珍贵文物典籍，都被破坏无遗。　　　　
　　　　在广州，私人藏书如南洲书楼徐信符的藏书，颙园陈协之的藏书，绝大部分没有搬走。日军搜括了颙园的书籍，其中有佛经一套达数十箱之多。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　　　　
　　　　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资料也会遭劫夺。如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7节　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的掠夺

　　　　掠夺中国图书的组织机构　　　　
　　　　“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者，在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而大肆毁灭中国文化的同时，还公然掠夺中国的珍贵的图书典籍。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　　　　
　　　　为了有效的对中国图书进行掠夺，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其主要有：　　　　
　　　　“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以A级战犯里见蒲为首，至日本投降为止，该组织共“购买”、劫夺25万册有关共产党及其活动的图书。里见蒲，1897年出生于福冈，1916年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后任天津日文报《京津日日》记者及主编。1928年改任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第四课的宣传工作，于1932年成立“满洲国通信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指挥下工作。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上受审。专事搜集“散乱图书”和文物的日军特科科“图书委员会”（1938年摄）　　　　
　　　　——采自《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出版社）　　　　
　　　　“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旧书。　　　　
　　　　“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成立，主要活动在华北一带。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实际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该机构于1937年12月13日成立。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三个单位，由军特务部主持下组成，故全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其任务是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即限定在华中地区，故冠有“中支”字样日军的特务部等单位为骨干组成。　　　　
　　　　“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　　　　
　　　　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组织。胡发贵：《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图书的劫掠》，载《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　　　　
　　　　图书掠夺的个案——南京的图书“整理”　　　　
　　　　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是长期的、大规模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研究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意义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大都根据国内的资料进行研究，缺乏加害方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如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几亿人的流离颠沛，战后内战烽火又起，因此，图书损失的调查和统计，难以全面而翔实。对于加害方的资料，知之甚少。　　　　
　　　　如关于日军劫掠南京图书文物的情况，是从日本东京一位77岁老人青木实于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报》刊登《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一篇回忆，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甚至对这场浩劫的惊人数字产生怀疑。因此，运用加害方的资料进行确证，就十分必要。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严绍在任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期间，留意在日本的汉籍之考查，于1991年出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书，该书第五章“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概要介绍了日本军队对南京的“文献扫荡”。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建民先生对此十分关注，并在国内介绍了他数度赴日访问期间所目睹的若干图书文献资料，深化了对日军图书掠夺问题的研究。赵建民教授介绍的资料表明，中国图书的巨大损失，完全是日本政府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是其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赵建民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以日军掠夺南京的图书之个案研究，揭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掠夺中国图书的真相。　　　　
　　　　为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1937年12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也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此外，还有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的“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1938年8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三省派出机关会议决定，上述机构解散，同时，于9月设立了“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并在其监督指导下设立了“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因此，原来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工作，即由“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继承，图书整理等实务工作由“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承担。　　　　
　　　　占领南京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在日军“通力合作下”，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善本，送往日本。1938年1月22日，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对南京七十多处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进行调查。3月6日至4月上旬，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协助下，将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内。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二百余堆图书像小山一样，堆积至天花板。参加此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卡车310辆次。然后，由专设的“图书整理委员会”，从满铁株式会社、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集了有图书整理经验者，加上东亚同文书院的5名学生，一行二十余人在6月30日到达南京。从7月1日开始，至8月底结束，此次整理总共调集的整理员达1098人，军队士兵420人，苦力劳工1902人。经过两次图书整理，将60余万册图书，均按事先分类上架。直到1939年2月末，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员赴南京整理被劫图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日军在文化掠夺的同时，于1939年9月成立编译部，着手翻译、整理工作，并编出一系列目录，诸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目录”、“中国经济财政金融资料目录”、“中国水利资料目录”、“中国矿业资料目录”、“中国公路资料目录”等。他们文化掠夺的目的之一在于，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等重要情况，为其占领中国作战略决策之依据。　　　　
　　　　对南京图书整理和劫收后，写就了一份《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报告》。该《报告》中的第五部分《图书整理报告》，详细记述了图书整理班子的组织、成员配备、所动员的兵力和苦力人数之众，以及整个整理过程中的分类纲要、整理纲目、语种以及数量等。从中可知，“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南京的成员即专家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上野太忠、福冈重德、西村舍也、梅田洁、外山八郎、菊地三芳等7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大家令三、大佐三四五、田中清、吉植司、原田四郎、青木实、奎士元、徐炳南、津田六郎、与谢野麟等10人；东亚同文书院的小竹文夫、福崎仪太郎、寺田仪三郎、大森毅、岛善次朗、原光次等6人。此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野田久太郎、稻野达郎、市村克考、山元静夫、松浦春男，以及临时参加者合原忠。以上3团体共29人。　　　　
　　　　经整理后列出的分类主纲目共11类，具体开列为：　　　　
　　　　A洋书单行本，各类合计27740册；另外欧文定期刊行物（装订本）计17549册，未装订的定期出版物有：国际联盟出版物1924册、中国税务出版物1027册。　　　　
　　　　B．洋装本，总计160869册。计开：①总论6510册；②精神科学18090册③地理历史12424册；④政治外交18552册；⑤法律12117册；⑥经济11126册；⑦社会10587册；⑧自然科学7701册；⑨工学3861册；⑩军事6702册；产业14560册；交通906册；美术音乐画艺运动3202册；语学3076册；文学7660册；万有文库19194册；大学丛书1319册；文化史丛书281册。　　　　
　　　　C．定期刊行物（支那、日本刊行）：①公报11829册；②杂志11872册（支那杂志约500种，日本杂志约6500册）；③报纸，总数150余种（其中支那报纸约130余种，外文报纸15种）；④报告书类，装订良好、已上排架的，约1050册。以上所列的①②③④的各类定期刊行物，只是指已装订成册的，尚不包括大量尚未装订的在内。　　　　
　　　　D．汉籍，因数量众多，如按经、史、子、集四部，只能作出概数：经部3万册；史部12万册；子部5万册；集部10万册；合计30万册。当时，是按书目类、地理类、会典类、一般法律类、九通类、丛书类等，分别配列上架，为待后再作整理用，并列出了四部分类的子目。即：经部（易、书、诗、春秋、礼、考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传记、史钞、载记、时令、职官、政书、史评、地理、目录）；子部（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释、道）；集部（辞、别集、德集、诗文评、词曲），共计42项。　　　　
　　　　此外，尚有《清朝实录》约3000册、书画轴物4箱、8000卷旧楼藏本等，还未列入分类。　　　　
　　　　E．杂志：档案类（含国民政府档案、内政部档案、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特种出版物（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物）约80种、地质调查所的刊行物约40种。　　　　
　　　　中日学者研究得出，由25位专家负责清点分类出的图书文献计880399册。其中古籍42万册，多为善本珍籍，有宋版本400余种，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10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南京一地被劫掠的图书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的藏书总量。　　　　
　　　　自1938年9月起，日本先后成立的东亚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帝大）、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京商大）、东亚风土病研究所（长崎医大）、东亚图书馆、民族研究所等机构，它们以亚洲和中国为中心，对中国的古典和现代课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了解中国的国情，建立殖民统治，确实发挥了作用。可见，对图书的劫掠确实是日本领土掠夺的扩展，也是对其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整理报告》充分暴露了日本损人利己，灭他国而图自强的侵略本质。②赵建民：《从“图书整理报告”看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疯狂掠夺》，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究竟有多少图书古籍运回了日本国内，现在还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1946年3月2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日本终战联络中央事务所发出命令，要求将公共搜集物及藏书的疏散、现在的位置及其状态迅速向司令部报告。此命令列举了从中国掠夺去的图书收藏在宫城、宫内省（含宫内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馆）、游就馆（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校、坪内纪念演剧博物馆、钱币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大学、大桥图书馆等17个单位。上述各单位究竟藏有多少战时从中国劫掠的图书，没有日本政府配合查证，那将是个谜。但我们知道，战后中国从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就追回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掠夺的珍贵图书古籍35000册。②　　　　
　　　　现在从东洋文库一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古籍在日本的惊人数量。东洋文库位于东京文京区，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六义园相连。1917年，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乔治·欧内斯特·莫礼逊归国，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贵中外书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建立东方学图书馆。1924年，便由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