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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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所讲述的是一段旅途，是在这个世界上度过65个寒暑的旅途：我的人生旅途。传统的讲故事总是要有个开头。
　　　　可是，哪儿是我的开头呢？是不是可爱而丑陋的我降生在伦敦一家医院的那一时刻？是不是我呱呱落地发出第一声啼哭的那一时刻？——那是我被迫从子宫里来到这个世界时，因痛苦和尊严所发出的呐喊。抑或还要更早一些，从一个游动小精虫（数百万个精虫之一）钻进小小的卵子开始的那一时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一个受精卵在那黑暗潮湿的秘密地方逐渐奇迹般地变成了婴儿。其实这些都不是开头，因为我父母遗传给我的基因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创造出来了。我所继承的许多特征，都是我小时候生活在我周围的人和我周围发生的事所铸就的：我父母的个性特征和地位，我所出生的国家，我所成长的年代。所以，是不是应当从我的父母的那个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和社会、造就了希特勒、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那些事件讲起呢？抑或我们应当从类人猿所生出的第一个真正的人讲起？或者从第一个热血哺乳动物讲起？也许我们应当再倒回许多许多年，从那个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的混沌时期讲起——因为由于神的意志或者宇宙事件的作用，那个时期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生命？我的故事可以从那里开始，循着生命形成的奇妙轨迹娓娓道来：从变形虫讲到猿，再讲到能够沉思上帝是否存在的大脑，从而极力理解地球上和其他星球上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不过，我可不想这样深入地讨论进化问题，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略为谈一谈。从我踏上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原，手上拿着古生物骨骼化石的时候起，讲到我凝视大猩猩的眼睛，看见一个有思维、有推断能力的生灵在朝我看的时候为止。你也许不相信进化论，那也没关系。人类如何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问题固然重要，但人类应当如何才能走出由自己造成的乱糟糟局面的问题则重要得多。大脑固然能沉思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但它能不能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形式进行表述呢？我们人类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人类的最终命运又是什么？而我只要从1934年4月3日我呱呱坠地，呼吸第一口空气的时候说起就行了。
　　　　我一生中所遇到的许多人，所涉及到的许多事，都曾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使我战胜困难，使我充满喜悦，使我深陷悲痛，教我笑面人生，特别是笑面自己——换句话说，我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我共享过这些经历的人们都是我的老师。有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一块身不由己的漂浮物，忽而陷于一潭平静的死水，我的存在无人知晓，也无人注意；忽而被冲进无情的大海，任凭风吹浪打；而有时又像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强大潜流裹挟着带向无底的深渊。可是，回顾我的一生，回顾一生中的起伏沉浮、酸甜苦辣，我觉得自己是在按某种既定的大计划在行动——当然，许多时候我无疑又走在既定的路线之外。不过，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地迷失过方向。在我看来，这块小小的漂浮物是被一股看不见的、无形的风轻轻地推上或者猛烈地冲上了一条非常特别的航道。这个小小的漂浮物，在当时是我，在现在依然也还是我。
　　　　毫无疑问，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出生的家庭、我孩提时期所接触的周围世界，造就了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和妹妹朱迪（比我小4岁）都是在渗透着基督教伦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家里的人从来没有向我们灌输过宗教，也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去教堂，我们也从来不在餐前祈祷（在学校的时候例外）。不过，家里人希望我们晚上跪在床前的地板上做祷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价值观的教育，懂得诸如勇敢、诚实、仁爱、忍耐的重要性。
　　　　跟伴随着电视和电脑游戏时代之前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很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在花园里一些隐秘的地方玩，学习有关大自然的知识。我对生物的喜爱受到大人的鼓励。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那种奇妙、敬畏的感觉，并逐渐达到精神上的悟性。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金钱也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买不起汽车，甚至自行车也买不起，更没有钱到国外去豪华度假——但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家里充满了爱、充满了笑声和欢乐。我的童年生活的确非常美好：因为每一个便士都是算着花的，像买一块冰淇淋、坐一次火车、看一场电影这样的额外消费都是一次享受，都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我想，要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童年，都能有这样一个家，那该多好！整个世界将会迥然不同！
　　　　在回顾这65年的人生时，我发现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明白白。我母亲万妮不仅不干涉我对大自然和动物的喜爱，而且还鼓励我。更重要的是，她还教导我要相信自己。现在看来，这就很自然地导致我1957年神话般地应邀前往非洲，在那里遇到路易斯·利基博士，并经他指点踏上去贡贝研究大猩猩的旅程。我确实非常幸运——　尽管我母亲总是说，幸运只是部分原因。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历来相信成功来自决心和奋斗，“受制于人的问题……根源不在我们的星象上，而在我们自身”。我当然相信这一点。尽管我一生勤奋工作——因为，只要有可能，谁愿意“受制于人”呢？——但我必须承认，“星象”似乎也起了作用。毕竟，（就我所知）我并没有为诞生在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作出过任何努力。再就是，我刚满1周岁的时候，父亲（莫蒂默·“莫特”·古多尔）买给我的礼物朱比利。朱比利是一个很大的绒布大猩猩玩具娃娃，是为了庆祝在伦敦动物园诞生的第一个大猩猩朱比利而设计的。我母亲的朋友们见到这个玩具都很担心，怕我被吓着，会做恶梦。可是朱比利立即成了我最珍爱的玩具，我孩提时期的所有历险都有它的伴随。直到如今，老朱比利依然和我在一起。由于我的爱抚，它身上的绒毛已经所剩无几。它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英格兰，在我小时候的卧室里度过的。
　　　　对各种各样的动物，我都非常喜欢。可是我出生在伦敦的中心区，能见到的动物只有小狗、小猫、麻雀和鸽子，再有就是一些昆虫——在我们住处有小猫戏耍的小花园里。后来我们搬到市郊的一幢房子，当工程师的父亲每天来回乘车上下班。即使如此，我接触到的大自然不过是人行道、房子和精细管理的花园而已。
　　　　我母亲今年已经94岁高龄。她总是喜欢讲述我小时候如何迷恋动物、关心动物的故事。她最喜欢提的一件事就是：我1岁半的时候，从我们家的花园里捡了一把蚯蚓，把它们带到床上跟我一起睡觉。
　　　　“简，”她看着那些蠕动的蚯蚓说，“如果你把它们放在这里，它们就会死掉的。它们离不开泥土。”
　　　　于是，我赶紧把蚯蚓弄到一起，迈开踉跄不稳的步子把它们放回花园里。
　　　　此后不久，我们就到一个朋友家去呆了一段时间。这家人住在康沃尔郡，他家的房子离乱石嶙峋的荒凉海滩不远。我们到海滩上去玩的时候，我被潮水在沙滩上留下的小水汪和那里面的大量小生命迷住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放进小篮子里带回去的海贝全都是活的。妈妈走到我的卧室，发现鲜黄色的海蜗牛爬得地板上、墙上、大衣柜后面到处都是。她解释说，这些蜗牛离开大海是会死的。听她这么一说，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当时全家人都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一起帮我找蜗牛，为的是赶快把它们送回大海。
　　　　还有一件事她也说过许多许多次，因为它表明才4岁的我就已具有一个真正博物学家的气质。万妮带我去我奶奶纳特家的农场住了些日子（我发不好“奶奶”的音，就喊她“丹妮”　①＇1＇）。我有一项任务，就是去收母鸡下的蛋。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好奇：母鸡身上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洞能把鸡蛋生下来？看来谁也没有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肯定是想自己去找答案，于是跟在一只母鸡后面朝小木头鸡舍里钻——当然，我这一钻，把它吓得咯咯直叫，赶紧躲开了。当时我的小脑瓜肯定是这样想的：我必须比它先到。于是我就钻进另一只鸡舍里等着，希望有一只鸡进去下蛋。我呆在里面，不声不响地躲在角上的稻草里等着。终于有一只母鸡进来了。它在我前面的稻草上扒了扒，然后就卧在这个临时营造起来的窝里。我当时肯定一动也没有动，否则它是会被惊动的。接着我看见那母鸡半蹲半立，从它两腿之间的羽毛里慢慢出现一个圆圆的白色物体。突然啪哒一声，鸡蛋掉在稻草上。那鸡得意地发出咯咯声，抖抖羽毛，用喙把蛋扒了扒，随即离开了。整个过程我记得如此清楚，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激动不已，随后便钻出鸡舍，跑回家里。天已快黑了——我在那个令人憋气的小鸡舍里呆了将近4个钟头，而且根本没想到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大家都在找我。他们甚至向警方报告说我失踪了。尽管我母亲非常焦急，仍然在到处寻找，可是当她看见女儿兴奋不已地朝大房子跑去的时候，
她没有进行任何责备。她看见了我闪闪发亮的眼睛，坐下来听我讲述母鸡下蛋的故事，讲述我看见鸡蛋终于掉在地上后的奇妙感受。
　　　　当然，我很幸运，能有一位通情达理的母亲，因为她培养和鼓励我对生物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思想：她的孩子始终应该孜孜以求，努力奋斗。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生长在一个管束严格得几乎不近情理、从而扼杀孩子进取心的家庭，那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假如我生长在一个没有规矩、没有管束的家庭，处于过分放纵的气氛之中，那又将如何？母亲很清楚管束孩子的重要性，可是对不允许做的事情，她总要解释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她力求做到公平合理，而且一贯如此。
　　　　我5　岁那年，妹妹朱迪才1岁。父亲希望我们长大后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于是就带着全家去了法国。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我们才到没几个月，希特勒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径后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决定搬回英国去住。由于我们在伦敦附近的住房已经卖掉，所以我们就搬到纳特奶奶的农场去住。我父亲就是在农场上的老宅里长大的。那老宅坐落在肯特郡的乡间，是一幢灰色石建筑，四周田野上放牧着牛羊。我特别喜欢在那儿度过的那段时光。老宅的地基附近原本是座城堡的遗址，是亨利八世金屋藏娇的地方，现在只是一片杂乱的灰色石块，成了蜘蛛和蝙蝠出没的场所。老宅里面总是隐隐约约有一股油灯味，由于没有电，那些油灯每天晚上都点。即使是现在，已经60多年过去了，这油灯味总是使我回想起那些奇妙的日子。但是，那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战争的恐惧日益逼近，母亲知道一旦仗打起来，父亲就会去当兵，于是带着我和妹妹朱迪到伯恩茅斯，住在外婆家。那幢叫白桦山庄的房子建于1872年，是维多利亚式的红砖建筑。
　　　　1939　年9月3日，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向德国宣战。我当时才5岁半，可是时至今日，我对那件事还记忆犹新。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客厅里，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在收听无线电广播的新闻。宣战的消息发布之后，客厅里鸦雀无声。当然，我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那一片沉寂，那大难临头的感觉使人毛骨悚然。即使是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每当我听见BBC广播开始之前大笨钟的报时信号，我都不免有些心惊肉跳。
　　　　果然不出所料，父亲立刻参了军。于是离英吉利海峡只有几分钟路的白桦山庄就成了我的家。我后来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英格兰南方海岸边度过的。只要回到英格兰，我仍然把这幢特别可爱的房子当成我的家，当成我的落脚点。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里写这本书。
　　　　住在白桦山庄的大家庭中，我的外婆（我仍然发不好“奶奶”的音，还是喊她“丹妮”）是当然的一家之长。她体魄健壮、意志坚强，是个严于律己、具有维多利亚女王风范的人。她把我们管得服服帖帖，可是她的心却能包容这个世界上所有饥饿的儿童。她丈夫是威尔士人，曾经当过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生前也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拿到过加的夫、牛津和耶鲁三所大学的学位。外婆比他多活了30多年，一直珍藏着他的信件，把它们用红缎带捆在一起，睡觉之前经常把那些信拿出来看一看。她告诉我们，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未曾入睡之前，总要想想一生中得到的好处。此外，她从来不生着闷气去睡觉。那么多人住在一起，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有些小矛盾应当在睡觉前解决掉。她有一句口头禅：“别记隔夜仇。”时至今日，每当我跟某个朋友拌嘴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她的声音：“如果没等你跟人家言归于好或者向人家表示歉意，他（她）就死了，那你就该抱憾终生了！”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尔特·德拉·梅尔①＇2＇）的话是那样的语重心长：“每时每刻都想一想周围美好的事情。”
　　　　我们住在白桦山庄的时候，我母亲的两个妹妹奥尔雯（这个名字立即被我缩减成奥莉）和奥德丽（她希望别人喊她的威尔士名字格温尼思）也住在那里。埃里克舅舅是她们的哥哥，是伦敦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周末的时候多半都回到白桦山庄家里来过。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我们又收住了两个单身女子。她们也像成百上千的其他人一样，由于欧洲不断扩大的战乱和破坏而变得无家可归。各家各户都接到通知，要他们腾出地方收容这些不幸的人们。所以，当时的白桦山庄就成了人丁兴旺、人来人往很频繁的地方，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得学着相互和谐共处。那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即便现在也依然如此）。白桦山庄是个独具一格的地方，尽管住了不少人，但却相安无事。最理想的还是那个大园子，或者叫做后院，里面有许多树木，一片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