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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理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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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绺缁蛘呓憬憷词昭Ｊ刮颐歉械骄鹊氖牵�12岁的“斯平德尔”收养了他（我们原先以为他会死掉的）。虽然贡贝的所有黑猩猩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斯平德尔”显然并不是“梅尔”的近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难分难舍，形影不离。走路的时候，“斯平德尔”总是等着“梅尔”；他还让“梅尔”骑在他背上。“梅尔”害怕的时候或者天下雨的时候，他甚至像母猩猩带幼仔那样，允许“梅尔”搂着他的腹部。更了不起的是，如果在兴奋的社交场合，“梅尔”离那些大雄猩猩太近，“斯平德尔”就会赶紧过去把他拉开，因为在那种时候有些规矩会被置之脑后。虽然这往往意味着他自己感到受不了。这种密切的关系持续了整整一年。“斯平德尔”救了“梅尔”一命，这是毫无疑问的。“斯平德尔”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去照顾一个跟自己没有亲缘关系、弱小多病的小猩猩呢？这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梅尔”的母亲死于一场流行疾病，“斯平德尔”年迈的母亲也死于那场流行病。如果想想这一点，也许还有点意思。一个12岁的雄猩猩虽然已经完全可以自卫，但仍将在母亲身边呆很长时间，特别是当他和成年雄猩猩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或者在打斗中受了伤害之后。会不会是丧母在“斯平德尔”的生活中留下空白的原因呢？是不是跟一个依附于他的小猩猩在一起有助于填补这个空白呢？是不是因为“斯平德尔”产生了类似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呢？也许是兼而有之。
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一般都关在封闭的空间里，四周环以注水的壕沟，或部分由注水壕沟隔开。由于黑猩猩不会游泳，所以经常发生溺水死亡的不幸事件。受害者的一个或者几个伙伴总是面对极大的困难想进行营救。有关这类英勇营救行为或者营救尝试的故事不少。有一次，一个成年雄猩猩在试图营救一只溺水小猩猩时丧生，而那只小猩猩并不是他的孩子。
研究进化的生物学家们认为，帮助自家成员的行为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行为。他们认为，你和你亲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所以你的行为只是为了确保那些可贵的基因尽可能多地得以保存。虽然你在帮助行动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你那得救的母亲、兄弟姊妹或者孩子将确保你的基因在后代中得以保存。所以，你的行为基本上还应被看成是自私的。那么如果被你所救的对象跟你没有亲缘关系呢？这被解释为“交互利他主义”——现在帮助你的同伴为的是希望他将来能帮助你。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虽然有助于理解进化过程的基本机制，但用作解释人类——或者黑猩猩——行为的惟一理论往往有陷入简化论的危险。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生物本性和本能，我们千万年来毕竟一直是处于文化进化的过程之中。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跟任何想保存基因的希望都毫不相干。甚至理查德·道金斯在接受《伦敦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也这样说：“如果我们看见有人伤心落泪，我们大多数人会走过去，用一只胳膊搂住他们，设法安慰他们。这样的事情我会以无法抑制的冲动去做……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超越自己达尔文主义的过去。”当被问及这怎么可能的时候，他笑了笑说他不知道。可是我逐步意识到，这里有一个简单而且不言自明的解释。
在母亲与孩子、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关爱、互助和安慰的模式是经过千百年的演化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模式对家庭成员的利益显然有莫大的好处，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所以这些行为就越来越牢固地植根于黑猩猩（以及其他高级社会化动物）的遗传物质中。我们可以预料，经常与熟悉的伙伴在一起的个体——他与他们一起玩耍、梳理、行走、觅食，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把他们当成自己家里的荣誉成员。那么，显然，他对这些荣誉成员所表现出的情绪低落或者请求，很可能会作出像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一样的反应。换句话说，一个亲密、非血缘关系的伙伴受到的对待有可能像有亲缘关系家庭成员一样。
在许多人类文化中，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得到高度评价。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人（尤其是自己的好友或者亲戚）在受苦，我们也会感到难受。只有做点什么，帮帮他 （或者试图帮帮他）才能减轻我们的难受程度。我们也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帮助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人。一旦我们听到有关地震灾民、难民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人在受苦受难，我们就会给他们送钱、送衣物或者医疗器械。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让别人为我们的善行鼓掌？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饥肠辘辘的儿童或者无家可归的难民之后产生了同情心，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感到愧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此富有，而他们却如此贫寒？
如果我们行善事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只为了减轻我们内心的愧疚，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行为归根结底是自私的？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而且某些情况下可能的确如此。但是我认为，接受这种归纳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在给人类所有真正非常崇高的东西上抹黑。历史上有很多非常激励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故事。天哪！我们会对那些从未见过面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感到伤心难受，这一事实本身就为我说明了一切。我们听说有个孩子在一次事故中大脑受到了损伤，或者一对年迈夫妇的毕生积蓄被窃贼偷去，或者一只家养的狗被偷去卖给医疗研究实验室，等追查到那儿已为时过晚这类事情，我们会产生移情，会感到非常难受，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令人感到温暖在心。
我们人类一半是罪人，一半是圣人，具有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忽而把我们拖向暴力，忽而又把我们拖向仁爱和同情。我们是不是要永远被这样拖来拖去，忽而变得残暴，忽而又变得仁慈呢？我们有没有能力控制这两种倾向，而选择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呢？这些都是70年代早期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对黑猩猩的观察至少给了我一些启示。
我意识到，黑猩猩虽然在想干什么的时候比我们人类要自由，但也不是不受任何束缚的。随着年纪变大，他们往往也抛弃了已经被磨掉的小孩脾气。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发疯似的在灌木丛中胡乱奔跑，有时候会在挡住他路的旁观者身上打两下，不过那只是为了出出气而已。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可能会破口大骂或者气得拍桌子。黑猩猩化解紧张局面的本领特别值得称道。打斗中的受害者尽管显得非常害怕，但他（她）常常会走到侵略者面前，发出恐惧的尖叫或者呜咽声，作出表示屈服的手势或者姿势，比如弯腰在地上爬或者伸出手表示恳求，仿佛是在恳求对方应允。侵略者一般都会作出反应——在恳求者身上碰一碰，拍一拍，甚至亲一亲，拥抱拥抱。受害者明显放松下来，和谐的社会交往得以恢复。确实，黑猩猩在多数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很符合我外婆最得意的口头禅：他们不记隔夜仇。
在荷兰一家动物园里生活着一个黑猩猩群体，其中有一只雌猩猩有令人惊叹的和解技能。每当两只成年雄猩猩发生冲突之后紧张地坐在那里，相互避开对方的目光时，这时候整个群体里就会出现明显的骚动。这头年老的雌猩猩就会先给其中一个梳理毛发，在此过程中，她逐渐向他的对手靠扰——那个雄猩猩会随着她慢慢挪动。这时她就丢开第一个，开始给他的对手作同样的梳理。最后，两只雄猩猩已经离得非常近，近到可以同时给她梳理了。现在他们之间只隔着她，于是她悄悄地离开了他们。梳理使两个雄猩猩都冷静下来，谁也不必首先来打破僵局，于是他们也相互梳理起来。
我想，如果黑猩猩尚且能够控制自己的侵略倾向，化解失控的危局，我们人类肯定也能。由此看来，也许我们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的确有能力战胜我们的基因遗传。我们可以像严格的父母或者老师一样，批评我们的侵略倾向，不给它以表现的机会，挫败那些自私的基因（只要我们生理上或心理上没有问题，再说对这些毛病的治疗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大脑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想控制我们的天性。
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约束这些叛逆的基因。就像12岁的美国黑人男孩惠特森一样，成功地化解了一桩可能升级为冲突的小事情。惠特森与一群孩子聚集到科罗拉多州开青少年高峰会。当时天刚下过雪——来自旧金山的惠特森有生以来没有见过下雪。他做了个雪球，放在地上越滚越大。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把这个又大又重、滚得很实的雪球用头顶起来。他想看看顶着它徒步能走多远。这时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女孩从他后面走上来，把雪球从他头上推了下去。当时我就在旁边，我觉得她是开玩笑。雪球滚落到坚实的地面，碎成了许多块。我离得很近，整个过程看得很清楚。我看见惠特森的面部表情，先是震惊，接着是害怕——而后无疑就成了愤怒。虽然他比那女孩小多了，可是他把手一扬，像是要抽她似的。这时候，她已看见自己莽撞行为的后果，感到大吃一惊，大声说道： “哦，真对不起，我真不知道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实在实在对不起。”说着她跪在地上想修复那个四分五裂的雪球。一时之下，惠特森愣在那里，慢慢地放下手臂，脸上的怒气也随之慢慢消失。接着他也跪在地上，和那女孩一起把雪球修复了。他战胜了自己侵略性的冲动。我为他们两个人感到骄傲。
我们并不非要服从自己的侵略性冲动不可，这的确是很幸运的。我们在不断抑制自己的侵略冲动，不然整个社会就乱了套，就会出现暴乱和战争时期社会道德准则崩溃的情况——无政府主义的丑恶嘴脸就会在一片混乱中发出得意的微笑。
到70 年代末，我开始振作起来。我们对黑猩猩行为的了解表明，人类的侵略倾向的确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灵长目的遗传因素之中。但我们的关爱和利他精神也同样源出于此。看起来，与黑猩猩的侵略行为相比，我们的丑行要恶劣得多。而我们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也比黑猩猩的伟大得多。我们已经知道，黑猩猩会对处于危险中的同伴的直接需要作出反应，尽管这对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危险。然而我认为，人类具有复杂的大脑功能，只有人类才能够在充分意识到目前或者未来将付出什么代价的情况下，作出自我牺牲的行动。
如果黑猩猩能够理解去救同伴会有生命危险，他们还会不会选择死亡，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看来，猿类不大可能理解死亡的概念：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作出为朋友牺牲自己生命的有意识的决定，尽管他们的帮助行为也许会带来那样的后果。我们人类肯定能作出这样有意识的决定。只要看看报纸和电视，我们随时都能发现许多自我牺牲的英勇事例。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一个例子就是皮特·高斯。就在他即将赢得环球游艇大赛，顶着一场可怕的风暴返回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参赛伙伴的呼救信号。他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名法国参赛选手从已经被风浪打得散了架的游艇上救了出来，而且还牺牲了赢得令人羡慕的大奖的机会。有些最激励人的英雄故事来自战场。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或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营救一位受伤的战友或者身处险境的战友。在英国，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授予最勇敢者的勋章——很多人都是在死后被追授的。在被占领土上的抵抗运动战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行对付敌人的秘密任务，尽管他们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或者痛苦的折磨和拷打。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自己的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
在惨无人道的死亡集中营里，自我牺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奥斯威辛集中营①＇1＇里曾发生过一件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个波兰人在面对死亡判决的时候哭着哀求不要让他死，因为他还有两个小孩。就在这时候，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牧师圣马克西米利安 ·科尔比走上前去，表示愿意替他去死。纳粹把科尔比在饥饿地牢里关了两个星期，然后将其杀害。他的故事在暗五天日的集中营里传扬着，成了鼓舞依然被关押的人们的希望和爱的灯塔。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死亡集中营里。奥斯卡·辛德勒曾经在波兰雇佣和营救了无数的犹太人。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将使他那极为无私的行动百世流芳。在纳粹占领下的立陶宛，有两位领事的英勇事迹则不太为人们所知。荷兰代理领事扬·茨瓦尔滕戴克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给将近2000名立陶宛犹太人签发了通行证，帮他们逃离那个即将被纳粹占领的国家。这些文件以荷兰政府的名义允许他们进入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①＇2＇茨瓦尔滕戴克本人也侥幸脱脸。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畝直接对抗东京的上司，给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途经俄国去库拉索岛的签证。他知道自己因此将承担的风险，不但会丢面子，而且会丢官。但他是个武士，知道要帮助有困难的人。他说：“我大概只好违背我们政府的意愿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违背上帝的意愿。”他回到东京之后，的确受到了屈辱，后来在贫困中默默无闻地死去。但是，有大约8000名立陶宛犹太人得以逃生，否则他们都将死在集中营里。这是那段大屠杀的历史上第三大营救行动。据估计，1940年由于这两个人的英勇行为而得救的犹太难民的后代，如今已经达到4万人。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耶稣的复活）就是耶稣深知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却把自己交给了迫害他的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父啊……求你将这杯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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