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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3·19"枪击现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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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一出了枪口，便会开始翻转，结果弹头的底部先接触到他的衣服及皮肤，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至于有没有可能找不到夹克纤维，我要说的是“凡事都有可能”。经检验，铅弹头上蓝色及白色的棉质纤维、皮肤及血液（验了DNA）全都是陈水扁的。这告诉我们，弹头确实打穿了衣服，打伤了皮肤，但是为什么没有夹克的纤维？我也没有答案，只能说没找到夹克的纤维，不能谎称说找到了。科学鉴识只能据实报告。
有人说，弹头打穿玻璃总要有受损，岂能像“3·19”枪击案的两颗弹头，完整无缺。事实上，铜弹底部严重毁损，有31％的底部没有了，所以打穿玻璃的那个弹头确实是有毁损的，不是如外传那样没有损伤。弹头底部上沾有白色粉状的东西，经显微镜检视的结果，发现这是碎玻璃。这也告诉我们，弹头是底部先撞击进入玻璃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我们可以推论该枪支可能是没有标准来复线的改造枪管，弹头打出来会在空中翻转，从弹头底部先撞击到玻璃，才造成底部损伤。
另外，这两个弹壳也都是土制的（参表二），是民众捡到交给警方的。在哪里捡到的？民众说的地点是不是真的？这些都还有待查证。从弹壳上的工具痕迹，看出是同一个工具所产生的，至于是什么工具，那就是破案的关键之一。紧接着，我们开始检验弹壳，然后马上与程晓桂、李经纬、黄国政等其他鉴识科的专案人员，召开了简要的紧急会议，我们的复验结果与他们原来的鉴定结果大致相符。鉴识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是“不管任何人只要依据标准实验程序，便可重现相同的结论”。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出一个结论：凶枪是用玩具手枪改造，加装土制枪管制成。从弹头的工具痕上看出枪管的设计，这就是侦查破案的关键！我当时看到两颗弹头的情形，就认为铜弹头留下的纹路是制造过程中，使用工具车出来的，而且铅弹头还用砂纸磨过；而铜弹头底部的剪痕最特殊，是铁剪裁剪的痕迹。依照这些发现，我判断很可能是从一个柱状体剪下来的，事后也证实确是如此。另一方面，弹头上并没有一般制式子弹常用的火药成分，反而像制造鞭炮用的火药。
接着，我们开始检验陈水扁和吕秀莲的衣物（参表三）。当时有一种说法，指称夹克上面的血迹很多，但我检查，没有很多血，大部分是小护士油膏，小部分才是血。血迹和油渍不同，用多波域光源可以看得出来。衬衫是白色蓝线条，腹部有很多油渍，也有大块的血迹。衬衫总共有6个洞。为什么有6个洞？有待查证，我们只能报告有6个洞。同时，有些孔洞非常小，绝对不是典型的弹孔形状。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孔洞？同样有待查证。其中1个是枪弹打进的孔，该孔洞证明弹孔是由右侧面穿入衬衫。左侧有1个孔洞呈L型撕裂状，方向是由右向左，可能是弹头行进，要穿出衬衫，但能量不足而仅造成撕裂口。至于别的小孔是不是剪刀口？是不是医疗人员在急救时剪破的？这些问题只能交给刑事局继续调查，询问当初的医护人员即可得知。使用油膏（就是台湾俗称的“小护士”），到底是否符合医疗处理的需要？这我也没有解释，只能说明衬衫上是有很多油膏。至于这些洞是不是造假？我不会为他辩解，但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要造假，要这么费力气搞6个洞吗？1个洞不是更像真的吗？
重返“3·19”枪击现场不眠不休，紧急动员（4）
做鉴识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多作没有根据的解释，或为当事人找理由去解释”。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解释不了的，如果鉴识人员一天到晚找解释，那就不客观了，而且容易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而看不到真实的面貌。所以，不必多管现象的成因是什么，也不需问动机。鉴识工作是不管动机，只查证据。动机是外勤侦查人员的任务。
因为衬衫的射入口是直的，有人问，那为什么陈水扁腹部上的伤口是横的？这也是有可能的，衣服高低不平，或者是布的织法的原因，也许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从衣服上黑色污渍的外观近照，可以看出其形态有可能是铅弹头摩擦所致。同时，铅弹头直接接触内衣部位还有翻滚的现象。最后，弹头动能等于零时，就会停在衣服中了。
有人怀疑，为什么裤子上竟然没血？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在自己的肚皮上打一枪来检验。以我的经验，我们看过很多同样的伤口，但是看过不表示可能或不可能。没血，是个事实。至于原因、假设可能有很多，有可能没打到肌肉及血管，或许他的血液凝结速度比较快，或者脂肪层较厚，这本来是因人而异的，这是医学上的原因，但表现在事实上，就是没血。这是否可疑呢？也许可疑，但也可能就是事实。还有人质疑说，陈水扁肚皮上的伤口是由美工刀或激光刀划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枪伤就是枪伤。
重返“3·19”枪击现场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1）
至于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弹孔”到底是真是假，传闻也很多。有人说是贴上去的，有人说用洋钉打的，还有人说事后补加的。刑事鉴定是要依据科学的，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这种“弹孔”痕迹只有子弹才打得出来，用槌子、尖锐物都打不出来这样的痕迹。
吉普车内有碎玻璃粉，这表示子弹是从外面打进，种种迹象均显示吉普车上的弹孔毫无疑问，就是子弹打出来的。
至于我在台南，做的是重建现场。严格来说，是做不到绝对的原始现场重建的，因为吉普车上的人及旁观的民众，都不可能再全部找回去，路边也不可能放同样的鞭炮，但是单纯的弹道路径则是可以重建的。我们只有两个线索，一是吉普车上的弹孔，二是吕秀莲膝上的伤口。我们就只能从这两个线索反推回去，判断约是54度角射击。以这个角度分析，枪手可能在这角度范围内射击，我们可以肯定枪手绝不可能从二楼或正前方等别的方向射击。
我总是会利用坐飞机的时候来思考问题。在从台北到台南的飞机上，我闭着双眼，有人以为我太累了，在睡觉，其实身体是很累，但我的脑袋正像计算机一样，不停地运转，每分钟都有几十个疑问及推理出现。我在不断反复问自己，下飞机后要做什么？先去看吉普车，确认吉普车挡风玻璃的洞是不是弹孔？还是先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或者先到奇美医院调阅医疗记录？最后，我还是决定先去奇美医院，然后再检视玻璃窗弹孔，最后再进行弹道重建；我们将吉普车开到现场，以仿真出最逼近真实的情况，以便决定弹道方向及射击者位置。
当飞机抵达台南时，已经是傍晚了，乘专车直奔警察局后，工作人员为我们一行人作了演示文稿，并准备了便当。我们中国人吃卤蛋、炸鱼及小菜配白饭，而外国人则吃牛排。后来回美国后，那几位老美都表示他们很羡慕我们吃中式便当，而不是牛排，尤其用筷子吃全熟的牛排，对他们更是一种考验。
任务分配后，我们决定再兵分三路：
一部分人员先将现场重建所需的激光装备、仪器、造烟机等器材装置好，且需先经过安全检查，以防意外发生。因为我们所用的激光的能量很强，一不小心可能会伤到眼睛。另一部分人员先去初步检视吉普车，并照相、测量、详细记录，这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我与陆受安医师、石台平法医及柯约瑟则先去奇美医院，访谈医院的医护人员，并检视医疗记录及X光片。
我们到达奇美医院时，只见人山人海，连警车都开不进去，幸好台南市警察局警备队的警员与柯约瑟等人筑成一道人墙，连推带挤，才把我们送进医院，与院长詹启贤及其他医护人员见面。陆受安及石台平仔细分析每张X光片及相关的医疗记录，他们也都认为陈水扁的腹部伤口确实是枪伤。这与魏契法医所鉴定的结果相同。我也仔细研读每一张医疗照片、X光片及其余医疗记录等资料，我与他们的见解相同。
然后，我们这三路人马，再一起到金华路的枪击现场地点会合，检查并讨论现场重建的任务。
我们检视红色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右上角部位，发现有一个破洞。此一破洞距离地面高约147厘米，呈现椭圆锥体状。其中面向乘客那面挡风玻璃像圆锥形的顶部，开口较大，从它的同心圆及辐射状的裂痕，可判断该破洞为一斜射的弹孔。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仪表板右侧上方与右前座椅上，都有粉状的玻璃碎屑，这类粉状的碎屑通常是由弹头高速贯穿玻璃时所形成的，该碎屑的形态与分布的情形正好说明“弹道的行进方向是由外往内射击的”。
接着，大家立即分配各项任务：包括摄影照相、架设激光光源、弹道重建及现场安全维护等。在刑事警察局及台南县市警察局刑警队鉴识组成员的协助下，我们开始进行枪击现场重建的工作，当时金华路的两旁早已是人山人海了，中外电视媒体均争相报道，也都做现场直播的节目，有人说当晚的人潮甚至是3月19日当天扫街拜票的群众的几十倍。
我们从晚上9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在此，我也要特别感谢台南县、市警察局的警员及鉴识组的所有成员。台南县、市消防局及调查站等单位的值勤同仁，谢谢他们的辛劳与协助，没有他们，现场重建是不可能如此圆满成功的。更要感谢台南地区的乡亲朋友的热情与鼓励，还有些热心民众送来茶水慰劳并问候我们的辛劳。更值得一提的是侯友宜、程晓桂及多位鉴识人员特别从台北陪同到台南，彻夜未眠，都在现场协助。事后，很多的工作人员对我表示，这次的现场重建好像上了一场大讲堂的精彩课程，他们都大开眼界，直呼过瘾，学到太多东西了。
当时，在枪击现场工作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吕秀莲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膝盖受伤？在金华路那一段发现的吗？当时行车正确的速度为何？车子是在马路的中央还是靠右边？因路面不平，是中高边低的情形，吉普车当时是不是处平衡状态？所以我也与吕秀莲直接通电话，问了一些问题，同时告诉她，明天下午回台北后，将去拜会并检验她的膝盖伤势。
回到旅馆时已是凌晨，我们还开了一个项目会议，讨论每个人的任务、结果并安排接下来的工作任务。当他们各自回房休息时，我还要挑灯夜战，将已有的笔记、绘图及数码照片再整理一番，以免遗漏什么需要检验的部分。一大早，我们又与刑事警察局及台南县、市警察局等单位，交换了一些意见，并讨论我们所重建的初步结论及两个子弹的弹道方向。
根据我们所做的5组弹道重建试验结果，推断第一枪铜弹头是由吉普车右前方射入。因为土制的枪管没有制式枪管的来复线，所以子弹行进不是很稳定，而是不断翻转地射入挡风玻璃，撞击时由子弹底部偏向进入，穿过前座两人间的缝隙，再打到吕秀莲的右膝盖。因为子弹没有足够的动能，无法打穿吕秀莲的护膝，所以掉到吕秀莲座位底下。至于第二发射击的铅弹头，是从吉普车右侧射出。而弹道方向是从右向左的一平行直线，这一枪可能是以车身侧面方向射入陈水扁的衣服，弹头底部擦过他的腹部，再穿过左侧内衣，而被衬衫及夹克挡下。至于枪手的位置，我们推测的热区是在金华路3段10号至14号附近。
有人会问，这样子击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坦白讲，我也不知道。但你要问可不可能，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有可能！
此两发子弹是同一人击发？还是两个人击发？我也不晓得。要等到追到枪支、子弹制造上游、销售通路，甚至凶手后，才能确认。
至于两枪之间，间隔多久？若以吉普车时速25公里计，两枪间隔时间不到1秒。这么短的时间有可能连开两枪吗？答案是有可能。如果那把枪可以退膛，就有可能，但若不能退膛，就不可能。后来查到的嫌犯唐守义所制的枪，经刑事警察局鉴识科试射后，证明是可以退膛的。
重返“3·19”枪击现场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2）
我们订了下午的班机，所以还有1个多小时的空档。我记得中学时代，曾到过台南一次，对于赤楼、安平古堡、孔庙、亿载金城等名胜古迹的印象很模糊，所以决定利用这约1小时的时间，在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及几位好友的陪同下，走马看花，浏览了台南市的古迹，也见识台南市的进步及繁荣的建设。当我们到达公园时，正好巧遇一群来自新西兰的观光客。他们立即认出我来，说上周才在新西兰的电视中看过我，现在又到台湾遇见，真是有缘，所以向我要签名、照相留念。此时很多当地的民众也都热情拥上，与我握手，照相，不断向我表达感谢之意：“李博士，您辛苦了！我们以您为荣！”听到民众的真心话，我内心非常感动，一扫身心的疲惫。
在台南飞回台北的飞机上，我又闭上双眼，熟识我的人都晓得我又开始沉思问题，而不熟的人还是以为我在睡觉。在美国每次搭飞机，我也是善用每分每秒来思考所涉案件、讲学内容及研究方向。因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需要思考，时间对我而言相当宝贵，真是需要分秒必争。此时，有些记者也在同一班机上，他们都希望可以得到独家新闻，采访到“台南枪击现场重建”的内幕消息。飞机一起飞，记者便一拥而上，要求采访，打断了我的思绪，幸而体型魁梧的柯约瑟负责我的安全，一夫当关，便将所有的记者请回座位，我才能继续思考。对于本案，出现的问题太多，得到的答案太少，想要侦破可能要用“地毯式搜索”及“大海捞针”的办法了。
我们到了台北松山机场后，立即驱车前往吕秀莲官邸会面，听听她对案情的描述经过并检验膝盖伤口情形。结果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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