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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在缅甸-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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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阿桔和另一个女孩被留了下来，“母老虎”念自己与阿容姐当年感情甚好，决定“善待”阿桔，把她留在自己的丈夫开的妓院里，她被自己的“善举”感动了好一阵，然后觉得该让阿桔“干活”了。
阿桔，自从那个雨天之后，便很少开口讲话。她麻木地跟着“母老虎”走进那家妓院，耳边的污言秽语、眼前那些色迷迷的嫖客和浓装艳抹的妓女，叠着寨子头人那张黄黑的脸，叠着阿秀姐那张浮肿的脸，叠着那个潮湿的阴雨绵绵的下午，叠着“干妈”和“爷爷”疯狂的撕打和叫喊，一下一下地抽打着她的心，她觉得头晕，胃里有什么东西几乎要翻出来。她不顾保镖们的阻挡和纠缠，发疯一样向外跑去。
“不干？”“母老虎”柳眉倒竖，“我费那么大的周折把你从中国弄出来干什么，难道我真的需要几个打杂务的小工不成，你得给我赚钱去！我不能白为了你操心受累给你吃给你穿。看在你母亲的面上我才把你留在身边的，要不你还不知道给卖到哪里去呢？到时候由不得你不干！”任凭“母老虎”说什么，阿桔一言不发。
“母老虎”的耐性磨没了，“给我打！”身强力壮，似乎生来就为做打手的保镖抬手一掌，阿桔的鼻孔、嘴角便鲜血直流。苍白但依然细腻的脸上留下清晰的手印。
“别打坏了脸”，“母老虎”冷笑了一声吩咐道：“脸还留着给客人看呢。”皮带，一掌多宽，“嗖”地从空中掠过，清脆地落在14岁少女细弱的肩上，背上。
香烟，点燃，猛然戳向阿桔的肩、手、臂、腿……，顿时，有一股人肉的焦味泛起。
阿桔，几次昏过去，又被弄醒，像树一样沉默。“干不干？！”她无力地，然而坚决地摇着头。
满满一盆冷水，拿过来要阿桔顶在头上，跪下来，一直要跪到她点头。
盆打翻了，女孩晕倒了，但头却没有点一下。
见所有的办法都不奏效，“母老虎”拿出了最残忍的一招。她叫来两个年轻力壮的保镖，又拎出虚弱异常，满身是伤的阿桔。这哪里是一个月前那个像花瓣一样的中国少女呀，瘦弱，苍白，遍体鳞伤，无言无泪，只有摇头时透出的倔犟，还让人感到她的一丝生气。
然而就连这最后的一点尊严，“母老虎”也不肯留给这个14岁的女孩。掐指一算，今天该是除夕了，妓院外面传来男女老少的欢笑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然而在妓院深出这间屋里，“母老虎”特意敞开着屋门，然后朝两个男子努了努嘴，便将两臂交叉于胸前，像静观一台好戏上演。
两个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脱下，直到全身赤裸，紧接着，便朝倦缩着的阿桔走去，伸出粗大尖锐的手，不由分说撕下了她的衣服……
一个14岁少女的洁白而绚丽的梦就这样一片一片被撕下来，一个14岁少女的尊严就这样一片一片被撕下来，撕得粉碎，纷纷落在肮脏而潮湿的地板上。窗外，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欢笑声淹没了一切……
这就是被卖到境外的少女们的第一个新年！
六个月后，泰国当地一家报纸以大篇幅刊载详细报道：两名某家妓院的妓女不堪非人凌辱，联合报警，警方经调查侦破，救出被害少女20余名……
在这两名报警的妓女中，有一名便是阿桔。究竟是多少残酷的凌辱使这样一个14岁的小女孩终于下决心报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无法想象。
阿桔，经过一翻周折，终于又回到了中国。然而当年与她一同被卖出境的另外十个女孩，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她们未必都能像阿桔这样有一个还算圆满的归宿，大多数姑娘都不得不在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中消耗掉她们的青春，吸毒，染上性病……或者更可怕的，她们中也许会有人以自己当初受骗的方式再去欺骗其他的少女，再把又一批纯洁的生命狠狠抛进肮脏的污水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
而这场悲剧的导演者“母老虎”，却从这笔生意中赚了几万美圆作为她卑鄙营生新的本钱。
不过她再也不敢来中国了，根据阿桔的描述，她已在中国警方的通缉之中。
然而中国少女的悲剧并非就此不再重演，某一天，会不会又有什么X国的富婆来招“女工”，会不会又有一双尖细的高跟鞋踏上某个小寨子高低不平的路呢？
●叛逃出境的一名中国小学教师
1981年10月，手捏着云南某师范学校介绍信的张志国在滇西某县的一个小寨子外徘徊很久，终于还是走了进去。他并非对这个小寨子特别厌弃，两年前他也是从乡下考到市师范学校的，他只是不肯认命！他的那些家在城市的同学，不管成绩好坏，都留了下来，可是他，成绩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好，却依然又回到乡下，而且是一个比自己家乡更落后的寨子！他感到自己被命运狠狠地嘲弄了。
他任职的所谓小学只有他一个教师，学校的“校址”就是寨子里一间破庙。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睁着大大小小的眼睛呆坐在庙里迎接新老师。
张志国感到一阵酸楚，他仿佛忽然看到了这些孩子几十年后的命运，他们当中，十个会有九个会在这小寨子里种一辈子田，学的知识到那时恐怕早忘光了；如果有一两个像他自己当年那样坚持着继续读下去的，谁又敢肯定不是像他一样曾走出寨子，又回到寨子呢？
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孩子们早散去了，张志国便坐在破庙的门口，直勾勾地盯着太阳落下去，再落下去，于是他的心，也便沉下去，再沉下去。远处的山环着县，县环着乡，乡环着这个小寨，小寨环着这个破庙，破庙再环住他，他感到被一层一层牢牢缚住，几乎透不过气来。
两个月后的那天黄昏，他坐在庙门口看完日落，理清了两个月来纷乱的思绪。他决定走，冲出这一层一层的环，找一种他这个年龄、他这种文化程度的人应该有的生活！热血涌上他的头，张志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寨。
两天后，走了60多公里山路的他出现在中缅边境。饥饿、疲惫……此刻他却只有一直走下去的念头，他毫不迟疑地抬起腿，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1989年，缅甸伊洛瓦底江东部谭叶附近。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千人的小镇，虽然快到春节了，太阳依然暖暖的。早晨九点多钟，小镇上稀稀落落，不足十米宽的街上，偶尔有几辆自行车缓缓骑过。十几块缅语招牌下，是当地人住的竹楼，竹楼前铺上竹床，竹床上摆出商品…香烟、水果之类，经营得似乎并不红火，做生意的老板们却并不叫卖，静静坐着，仿佛就这样坐了很多年，仿佛只是承担着生命的某种形式。在这片小镇上，似乎连阳光都和多年前一模一样的。
他随老周（熟悉的朋友都这样叫他，其实他与我一样不足30岁）走在这条街上，连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我顺手摸了摸外衣下斜挎的枪，对老周说在这种闭塞、安静的小寨，该用不上这东西防身了。老周却说这个小地方未必就不会受到骚扰，“各种反政府小组织、独立军，……最倒霉的只能是靠种地做小买卖养家的小百姓。”当我们循着这条街的节奏踱到离尽头不远的一座竹楼跟前时，我偶然一抬眼，瞥见竹楼前竟贴着一副中文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再看楼前的竹床上，也摆满了用中文书写的字幅：“喜气临门”“财源大通”……我们在掸邦走了那么久，一路上都是缅甸或者各少数民族的土话，对中文真是久违了！一时间有一大堆中文感叹词涌到嘴边。
与老周在摊前站了很久，我感到似乎有人在盯着我们看。抬眼看去，是坐在摊边的老板和他身边的一对大约四岁的双胞胎。
我在这二比三的对视中撤回目光，干咳了两声，用缅语叫了一声“老板”，预备寒暄几句。谁知不等我讲下去，他竟操起中文说：“不必讲缅语，讲中国话吧。”“哦？！”我虽然早该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跟老周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
“对着我写的中国字前前后后看了十几分钟的人，不是来自中国，至少也懂中文。”老板说：“没猜错吧？”“不错。”老周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你想必也是吧？”老板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我便问：“哪里人？”“中国……一个县的。”我明白“中国”这样用，即表示云南。
“出来多久了？”“81年底出来的，那时候刚中专毕业，还当过个把月的小学教师呢。”“81年……”老周嘀咕了一句。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真是像他所说，老板今年最多也超不过30岁，可他看上去40有余。
老板猜到了我们的疑问，笑说道：“28岁，像38的，对吗？”从他的笑容里我并没有看出多少轻松，倒是窥见了八年艰辛的境外生涯的一隅。后来，当他讲起自己这八年的经历时，这一隅便逐渐展开，直至沉沉地覆盖我的心。
在本节的开头和下面的这段文字，都是根据他的讲述整理的。
从小寨走的时候，张志国太仓促了，干粮、水，甚至连一件挡风雨的外衣都没有带。过境前，总算平安无事。可是一过境，他的心又悬起来：怕缅甸官方的盘查，怕遇上缅共的部队，怕掸邦独立军，怕乱七八糟的匪徒，怕自己即使没有饿死，也会被乱枪打死。饿了找野果，或者到人家地里去偷；渴了喝河水、雨水，甚至水洼里又黑又臭的死水。他还记得有一次他饿得要命，偷了人家地里的一段甘蔗充饥，没吃两口，主人便放狗出来又叫又咬，他像疯了一样飞跑，才得以活命。
那一阵他活得完全像个野人，只是疯狂地走，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仿佛这样就可以跟内心企盼的那份安全感近了些，又近了些。
后来，张志国不知自己染上了什么病，浑身冒冷汗，牙齿打颤，腿像灌了铅，迈不开步子。有一天，走到一片大烟地时，他再也支撑不住，扑倒在地，不省人事。
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个破旧的竹楼里了。一个克钦族的老太太对他比比划划，嘴里叽叽呱呱地讲一些他听不懂的当地话。老太太又采来不知名的植物，先放在嘴里嚼碎，再吐出来熬，再和什么搅拌在一起，最后喂张志国喝下去。当时，他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救命的也好，毒药也罢，任凭老太太给他灌了下去。
一连几天喝下这难以下咽的东西，他的身体虽然还很虚弱，病却好多了。老人一直给他喂药、喂饭，还打着手势安慰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人生活也很清苦，只有几分甘蔗地，几分大烟地，孤身一人整日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着不挨饿。可是她却承担起照顾张志国的责任。躺在床上的张志国望着忙碌的老人，眼泪都涌出来了。他下决心认老人作母亲，从此守着她，报答她，直至她生命的尽头。
可是半个多月后，当张志国的身体慢慢恢复着，有一天黄昏，他坐在竹楼前，看着远方的山，落日，看着寨子里稀稀落落的几座竹楼，他的心抽搐了一下：不久前，自己曾这样坐在破庙的门口心绪不宁，发誓要走出一层一层的环；不久前，自己像野人一样穿行于少有人迹的山路，接雨水解渴，偷别人地里的甘蔗，仍没有停下脚步，为的就是这样像在破庙门前一样，在异国的另一副圈圈里看日落吗？！他不能就这样留在这里，他的生活不应该又是这样死水一般的没有一丝生气。可是老人呢？难道不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便不辞而别？他对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内心痛苦地斗争着。
终于，他决定了。走是一定要走的，但是恩也要报。他准备留下来一段时间替老人承担起繁重的劳动，好在某一天离开时，良心上不至于太过不去。
一个月过去了，说不上是快是慢。张志国决定两天以后启程。可是就在他决定了行期的这天早晨，一个年轻的克钦族妇女怀抱一个小孩子愁苦地踏进竹楼。不等坐下来便抓住老人的手臂诉说起来，泪水流满面颊。这女人是老人唯一的女儿，两年前嫁给了当地反政府武装的一个小头目，一年后，她怀抱的那个女儿刚刚出世，丈夫便随马帮出门做生意，从此再无音信。半年后才有人传来消息说他被杀了。妻子无奈，只好带着待哺的女儿来投奔母亲。
自从女儿和外孙女迈进门，老人便满面愁容，这有老有小又有年轻小寡妇的一家三口可怎么生活呢？两天后，也就是张志国决定走的那天，老人便病倒了。张志国的行期也只能一拖再拖。老人把他叫到病床前，流着泪用手势和他刚刚能弄懂的几个简单语汇恳求他答应照顾好这一对孤儿寡母。张志国默默点了点头，那一刻他还能表示什么呢？面对一个救过自己的命，即将离开人世的老人的请求，面对身后可怜的一对母女，他只有承担下这一切，心里便把离开的打算撕成碎片。
老人去了。
20岁的张志国成了丈夫和父亲。白天，他像牲口一样干活，累得话都不多讲一句。在最初的那些黄昏里，他经常在竹楼前坐下来，就像在中国那间破庙前的情景，那些过境后的凄苦时刻便涌上来扯住他的心，扯得很疼很疼。可是慢慢的，孩子一个个出世，负担一天天加重，那些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想发，便离他越来越远了。他一心想的，是搬到镇上住家稍多一点的地方去，搭一座新的竹楼，攒下点钱给最大的两个孩子，他们该读书了……还得躲避不知从哪来的士兵或是匪徒的骚扰，保护一家人的生命……这样，这八年，过得差不多像十八年那么长。哎！
老板长叹一声，不再讲下去，伸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我和老周便都沉默着。我下意识地翻了翻那些写满了“福”、“财”的字幅，忽然想到在这样聊落的日月中，在火红火红的纸上写下这些热热闹闹的吉祥的祝福，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心境。
“现在，生意还好吗？”老周打破沉默，指了指我翻弄的那些字幅。
“也只是春节前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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