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映面宋美龄-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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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宋美龄的宴会比到重庆以来哪一次都盛大，因为看她面子来的二姐，是国人敬仰的“国母”啊！　　　　
　　　　蒋介石更是显得格外殷勤，亲自给宋庆龄布菜，不时小声说两句关切的话，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　　　　
　　　　宋庆龄在讲话中对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坚持工作表示钦佩。她特别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　　　　
　　　　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此次聚会时，却大肆渲染蒋介石的出席，并引用蒋介石致词中的好听话，“孙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而对宋庆龄的讲话内容却只字未提。


第三部分第22节　宋氏兄弟姐妹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宋庆龄对这些没有计较，她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尽力多作鼓舞士气的工作。　　　　
　　　　《新华日报》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题写了“抗战到底”4个大字。　　　　
　　　　恰赶在三姐妹来渝的当天傍晚，重庆就遭到日军轰炸机的轰炸，那是日军“一○一号作战”方案付诸行动的第一天。剧烈的爆炸声和强大的气浪震撼了整个山城。　　　　
　　　　第二天上午，三姐妹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一起发表了广播演讲，由美国ＮＢＣ广播网向全国播放。　　　　
　　　　头一天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激起了三姐妹的极大愤慨。　　　　
　　　　宋庆龄怒斥敌寇暴行，谴责缺乏正义和公道的国家，并声明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宋霭龄告诉世界，中国妇女也活动在抗战的最前线；而宋美龄则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新闻界。她谴责了美国政府在“中立”的幌子下，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可耻行为。　　　　
　　　　她们正义的声音通过电台大功率发射机，越过浩瀚的太平洋，送到大洋彼岸每个有正义之心的美国听众耳中。果然，美国人骚动了，大学生上街进行游行声援，美国国会也重新研究中国问题，各种舆论向正义的一方倾斜。　　　　
　　　　在重庆和成都访问7周后，宋庆龄决定返回香港。　　　　
　　　　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来极力挽留，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　　　　
　　　　孔祥熙和宋霭龄也来挽留，说如果住在孔府感到不便，给她另辟住宅。　　　　
　　　　宋庆龄说：“重庆很好，但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宋庆龄又回到了香港，继续领导保盟的工作，从另一条战线给国内抗战以坚决有力的支持。　　　　
　　　　这又是一个圣诞之夜，信奉基督教的宋家人举行家庭聚餐会。所有这类聚会几乎都是在孔家举行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宋庆龄才不避讳见到蒋介石。　　　　
　　　　夜半时分，蒋介石终于来了，其他的人都急忙恭敬地站起来，宋庆龄则只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旋又坐下。这是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宋庆龄第二天离渝赴港，之后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时，和宋霭龄同乘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撤离香港再次来到重庆。当时，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机场即遭到轰炸。　　　　
　　　　但这次宋庆龄来渝，已经没有了上次三姐妹访问重庆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因为在她上次访渝回到香港后，“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以十多个师的兵力，伏击正向抗日前线转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9000多官兵死伤，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的惨案，震惊中外。当时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这也使他对宋庆龄特别恼怒。　　　　
　　　　宋庆龄住进了大姐家里，宋霭龄和孔祥熙还是那样热情。宋美龄也不时来看望。　　　　
　　　　但宋庆龄仍感到不便住在孔家。因为在孔家既要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也不便会客，再说别人也不好来拜访。这里终究不是她的家。　　　　
　　　　“二姐，你如果感到住大姐家里不便，我找了一处房子，条件不是太好，周围的房屋都叫日本飞机炸塌了。但这所房子还算完整，它是早年四川富商黄云阶修建的花园，不知二姐是否愿意去住？”　　　　
　　　　面对宋子文伸出的关爱之手，宋庆龄是感激的。她去看过之后，认为好歹总是自己单独的一块地方，可以获得“一楼之中的自由”，于是就搬进去了。　　　　
　　　　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过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山城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闷又热，而且还是有名的雾都。　　　　
　　　　宋庆龄常常感到憋闷。这不仅有气候上的原因，更有政治上的因素。　　　　
　　　　电话里宋美龄和二姐用地道的上海话聊了一会家常后，她特地嘱咐宋庆龄：“二姐，如果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立即直拨3142。这个号码你记下了吗？”　　　　
　　　　“谢谢小妹，我记下了。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宋庆龄安慰宋美龄道。　　　　
　　　　“不！你还是注意一些。我感觉他们最近有些事情背着我，我不放心。”　　　　
　　　　尽管宋庆龄不讲，宋庆龄住宅遭到爆炸的事还是传入了宋美龄的耳朵，她朝蒋介石大发脾气，威胁说，如果胆敢再对二姐有什么行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接着，她又拨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前方战事吃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后方伤员，也是对前线战士的一种鼓舞。　　　　
　　　　宋氏三姐妹视察了第五陆军医院，她们沿着一间间病房、一排排病床问候。三姐妹亲切的笑容，真情的流露，使战士们大受鼓舞。特别是霭龄的医药捐赠，以及她保证让每位伤员官兵出院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带领章、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还打算为退伍军人按月提供额外的津贴的承诺，让战士们感到温暖。　　　　
　　　　随后，宋氏姐妹还视察了陆军医院的手术室，并观看了一次手术。宋氏姐妹离开第五陆军医院的时候，伤员们已经不是因残废而感到沮丧，而是重新鼓起了生活勇气，他们恨不得立即伤愈出院，重返前线，报仇雪恨。　　　　
　　　　宋氏三姐妹视察了儿童保育院。当难童用银铃般的童声唱着儿童节歌、接过夫人们送过来的糖果时，一张张小脸绽开了幸福的笑容。　　　　
　　　　三姐妹在重庆的数月间，人们跟在她们身后，尽可能地靠近她们，向她们招手，同她们说几句话，报以微笑。　　　　
　　　　不知疲倦的宋氏姐妹，经常参加活动——向各团体讲话，出席各种会议，访问学校、农场和医院。她们一起露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　　　　
　　　　从此，人们更加辛勤地工作，斗志更加昂扬。　　　　
　　　　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她们激励士气、促进团结、努力救国的活动，这是最佳的抗日宣传。　　　　
　　　　又是一年的八月十五。宋氏家族的6个儿女都聚在了重庆。十多年了，兄弟姐妹们由于政见的不同，很难聚齐。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宋氏兄妹们的感情也出现了转机。这回，总算有了相聚的机会。　　　　
　　　　香甜的月饼，丰盛的晚餐。酒杯的碰撞，童年的回忆。兄弟姐妹中弥漫着亲情。　　　　
　　　　在宋美龄的多次努力下，宋氏兄弟姐妹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围在一个餐桌吃饭，这是可喜的，这是第一次，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第三部分第23节　政治分歧将姐妹亲情凝固了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　　　　
　　　　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　　　　
　　　　而宋美龄能够放下“贵妇人”的架子，像普通人一样为抗战尽力，慰劳伤员、组织疏散、抢救难童，冒着危险亲临前线慰问，甚至去担任一个普通播音员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到，她对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中国百姓的深切同情，她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难童的一颗爱心。　　　　
　　　　尤其，她把成千上万的妇女吸引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抗日妇女领袖。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她们跳舞，她们欢乐通宵。　　　　
　　　　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又有些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　　　　
　　　　宋美龄在欢乐之余也显得有些担心。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20世纪20年代中期直至40年代末期，宋家三姊妹可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姊妹花”。　　　　
　　　　1915年，孙宋联姻。这给一向看重家庭和睦的宋氏家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伤。　　　　
　　　　如果说宋氏家族的第一次分裂缘起于一场婚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政治危机。　　　　
　　　　自从宋嘉树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护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基础。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也出现分裂。　　　　
　　　　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南京、武汉自立“国民政府”。宁汉对立，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纷争，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形成的协调、平衡、友爱的局面。　　　　
　　　　宋氏家族的对立与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人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政策；宋霭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　　　　
　　　　一个深深地卷入了上层政治角逐漩涡之中的家庭，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要保持一尘不染，是难以做到的。　　　　
　　　　1927年，宋庆龄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卖行径，呼吁国共合作。　　　　
　　　　她写信给宋子文，希望在国民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得到弟弟的支持。　　　　
　　　　可这时宋子文已经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并且还串通大姊霭龄一起怂恿小妹，让她和蒋介石结婚。愤慨之下，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姊弟感情也破裂了。　　　　
　　　　宋美龄与蒋介石正式结合，宋庆龄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没有参加婚礼，于此前自我流亡去了莫斯科。宋氏家族成员除了宋庆龄，都转向了国民党右派的阵营。　　　　
　　　　蒋介石作为敌人和妹夫的双重身份，在宋氏姊妹之间像是砌了一堵墙，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政治上的沟壑使她们疏远了。有一段时间，宋美龄写给宋庆龄的信，都转手由秘书代笔。这样的关系，几乎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　　　　
　　　　政治把姐妹们分开，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永远无法把她们隔离。　　　　
　　　　她们时时怀念着三姐妹在美国时的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怀念她们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的日子。　　　　
　　　　在1927年，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政府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政府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到上海筹款。宁汉对立以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要求。　　　　
　　　　蒋介石为了把这个“理财”专家弄到手，对宋子文软硬兼施。一方面，蒋命令上海警备队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并指使人不断给宋子文发匿名恐吓信，紧接着又派人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了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剥夺了宋子文统一领导江浙财政的职权，免除了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收了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大姊宋霭龄站在蒋介石一边，发动宋老太太与宋美龄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进行车轮大战，一起帮他“洗脑筋”，促其反水，以维护家族利益。　　　　
　　　　在恐惧和动摇之间，宋子文留在了上海。　　　　
　　　　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宋子文为维护既得利益开始倾向蒋介石一边，并到武汉劝说姐姐宋庆龄。　　　　
　　　　在蒋介石的威胁、恫吓和宋氏家族的“劝降”面前，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她对大姐和子文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