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吉利萨雷-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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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蹲班房去，蹲班房去！滚蛋！你们都给我滚蛋！噢，我该蹲班房去！蹲班房去！”

　　随后他回来了，嘴里还是一个劲儿地嘟哝着，气喘吁吁地叨叨着：“我该蹲班房去！蹲班房去！”那只狗，因为拿出了看家的本领，此刻神气活现地在他身旁跑着。它在等着主人的赞赏，可是主人根本没有理它。迎面，脸色刷白、惊恐万分的扎伊达尔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来了。

　　“你闯了什么祸啦？你闯了什么祸啦？”

　　“我悔不该。”

　　“什么悔不该？当然悔不该呀！”

　　“我悔不该打了溜蹄马。”

　　“啊！你疯啦？你知道不知道，你闯下了什么祸啦？”

　　“知道。我是破坏分子，我是人民的敌人。”他上气不接一下气地说着。之后，他不作声了，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放声恸哭起来。

　　“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妻子央求着，一边说，一边眼泪也扑籁籁地往下掉。而塔纳巴伊，摇晃着身子，抽抽噎噎，止不住地哭呀哭呀，扎伊达尔还从来没有见他这样伤心过……第18章　　在这桩非常事件之后的第三天，区党委召开了一次会议。　　塔纳巴伊·巴卡索夫坐在接待室里，等候召他进办公室。此刻，里面正在讨论他的问题。这些天来，他反反复复考虑了很久，但还是无法确定，他是否有罪。他知道，他犯了严重的过失：扬手想打政府的代表。但是如果问题仅仅如此，那么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对自己的轻举妄动，他准备接受任何处分。其实，那阵子，他不过是一时怒火烧心，忍无可忍，发泄了一通对农庄的担心，咒骂了一顿自己那些操心和忧虑的事罢了。现在谁还信任他呢？谁还能理解他呢？“说不定，有人会谅解的吧？”他重又燃起了希望。“我要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好好说说——说说今年这个冬天，说说羊圈和毡房，说说少得可怜的饲料，说说那些不眠之夜，再说说别克塔伊……让大家了解情况。难道能这么干吗？”于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他不再懊恼了。“就让他们处分我吧，”他寻思，“这么一来，也许别人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也许，这事之后，会来瞧瞧我们这些羊倌，瞅瞅我们过的日子，了解了解我们的苦处。”但转瞬之间，当他回想起全部经过，他的心不禁重又变得冷酷无情起来。他的两只手在膝盖中间捏紧拳头。他固执地一再重复着：“不，我没有罪，没有罪！”而后，重又陷入疑虑……

　　就在这个接待室里，不知什么原因，伊勃拉伊姆也坐在这里。“这位干什么来啦？象只白兀鹫，飞来吃死尸了吧？”塔纳巴伊生气地转过身去。而那位，一言不发，长吁短叹的，不时打量着羊位耷拉着的脑袋。

　　“他们磨蹭些什么呢？”塔纳巴伊如坐针毡，心里暗想，“有什么好考虑的，整就整吧！”门后办公室里，好象全到齐了。最后一个过去的，是几分钟前赶来的乔罗。塔纳巴伊根据粘在皮靴统上的马毛——溜蹄马的浅黄色的毛，就知道是他。“看来，拼命赶路，古利萨雷汗透了。”他想着，但依然没有抬起头来。于是，那双带着马汗、马毛的靴子，在塔纳巴伊的身旁犹豫不决地原地踏了几步，接着便消失在门后了。

　　过了好久，女秘书才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说：

　　“请您进去，巴卡索夫同志。”

　　塔纳巴伊哆咦了一下，站起身来，心怦怦直跳，耳际阵阵轰鸣，他偶然若失地走进办公室。眼前一片模糊。他几乎看不清里面坐着的那些人的脸。

　　“请坐，”区委第一书记卡什卡塔耶夭指着长桌末端的一把椅子，对塔纳巴伊说。

　　塔纳巴伊坐下来，把一双笨重的手摘在膝头，等着眼前的昏暗过去。随后，他瞧了一眼桌子两旁的人。在第一书记的右侧，坐着谢基兹巴耶夫，一副傲慢的架势。塔纳巴伊出于对此人的反感，精神为之一振，眼前的一片模糊立即消失了。桌子后面，一张张脸轮廓分明，清清楚楚。其中最黑的，近乎暗红色的，是谢基兹巴耶夫的脸，而最最苍白、没有一丝血色的，是乔罗的脸。他也坐在桌子末端，紧挨着塔纳巴伊。他的一双瘦骨嶙嶙的手在绿绒桌布上神经质地颤抖着。农庄主席阿尔丹诺夫坐在乔罗的正对面，大声地擤着鼻子，皱着眉头，不时左顾右盼。他并不掩饰地对眼下这件事的态度。其他一些人，看来在观望，等待。终于，第一书记放下卷夹里的材料。

　　“现在讨论一下有关共产党员巴卡索夫的问题。”他声色俱厉地说。

　　“是呀，这种人居然也配称共产党员！”不知是难冷笑一声，挖苦道。

　　“好狠呀！”塔纳巴伊暗自思量，“甭想他们会讲情风干什么我要乞求他们的宽恕呢？难道我犯了罪不成？”

　　当然，他并不了解，在解决他的问题上，正碰上两股勾心斗角的力量，双方都按照各自的意图来利用这一不幸的事件。其中一方，以谢基兹巴耶夫为首。他们想以此来试探一下，看看新书记到底有多大的抗衡力，看看能否在第一个口合中就加以左右。另一方，以卡什卡塔耶夫本人为首。他早已觉察到，谢基兹巴耶夫正眼睁睁地盯着他的职位。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把事情处理得既不失自己的威信，又不同这伙危险分子搞坏关系。

　　区委书记开始读谢基兹巴耶夫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白石集体农庄牧民塔纳巴伊·巴卡索夫构成犯罪的全部育行。其中没有一条是塔纳巴伊能够否认的。另外，报告的语调，指控他的措词，都使他感到绝望。他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在这张骇人听闻的状子面前彻底地无能为力。谢基兹巴耶夫的控告比他本人更为可怕。操起草杈来捅它几下是不行的。于是，塔纳巴伊原先打算表白一番的希望，顷刻之间破灭了，连他自己也觉得毫无意义；那些话不过是一个羊倌对他那些司空见惯的苦处发出的可怜的怨诉罢了。他怎么发傻了呢？在这张可怕的状子面前，他的辩白有何价值呢？他这是想跟谁较量呢？

　　“巴卡索夫同志，区委委员谢基兹巴耶夫报告里所列举的情况，您承认属实吗？”卡什卡塔耶夫读完报告问。

　　“是的，”塔纳巴伊门声答道。

　　大家默不作声。仿佛所有的人都被这个报告怔住了。阿尔丹诺夫洋洋得意地用挑衅的目光打量着在座的人们，仿佛说：瞧，这事够热闹的了吧！

　　“各位委员同志，请允许我就问题的实质，作一些说明。”谢基兹巴耶夫断然说，“我想一开头就奉劝某些同志，不要把共产党员巴卡索夫的所作所为，简单地看作是流氓行为。如果仅是这样，那么，请相信，我就不会向区委提出我的报告了，——因为对付流氓分子，我们另有一会处置的办法。另外，当然啦，问题不在于我本人受到多大的侮辱。我代表的是区党委，在当时的场合下，也可以这么说，我代表的是整个党，因此，我不能容忍任何人来嘲弄党的威信。而最最主要的是，整个事件说明了，我们对党员、对党外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十分薄弱，说明了区党委的思想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对巴卡索夫这样一类共产党员的思想方式，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另外，我们还必须弄清楚，象他这样的党员，是否绝无仅有，还是他有他的一帮同伙？他说的穿皮大衣的新牧主，这算什么话？——先不谈这皮大衣。不过，照巴卡索夫看来，我这个苏维埃人，党的特派员，是新牧主，是老爷，是人民的别子手！原来如此！你们懂得这话的意思，懂得这话的弦外之音吗？我认为，无须解释……现在，再谈谈事情的另一面。由于白石农庄的畜牧业搞得一塌糊涂，我心情沉重。所以，我在回答巴卡索夫的那些岂有此理的话时，说他忘了自己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保证，把他叫做破坏分子，人民的敌人，也说过他不该留在党内，而应该去蹲班房。我承认，这是侮辱了他，本来也打算向他道歉。不过，现在我倒确信：情况正是如此。我不想收回我的话。相反，我可以断言：巴卡索夫就是一个具有敌对情绪的危险分子……”

　　呵！什么样的感受塔纳巴伊没有体验过呢，战争从头到尾经历过来了，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的心，竟能象此刻那样痛苦地呼号。伴随着耳际不息的轰鸣，他的心忽儿跌落下去，忽而猛蹿上来，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但是枪口却冲着它猛烈射击。“我的天，”他的脑子嗡地一声象炸了，“过去的一切都算白搭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落到了如此地步——都成了人民的敌人了！而我，却时时刻刻为那个羊圈，为那些光不溜秋的小羊羔，为那个不务正业的别克塔伊操心受苦。这一切有谁希罕呢！……”

　　“本人再一次提请各位注意我报告里的几点结论，”谢基兹巴耶夫斩钉截铁地接下去说，“巴卡索夭仇视我们的制度，仇视集体农庄，仇视社会主义竞赛，他唾弃所有这一切，他仇视我们整个的生活。这些话，他都是当着农庄书记萨雅可夭的面公开说出的。他的行动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对履行公职的政府代表行凶未遂。我希望诸位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请求区委同意追究巴卡索夫的法律责任，要求会后立即将他拘留，他的犯罪要素完全符合刑法第五十八款。至于巴卡索夫留在党内的问题，我认为，那根本无从谈起！……”

　　谢基兹巴耶夫心里明白，他的这些要价未免高了些，但他指望，如果区委认为没有必要追究巴卡索夫的法律责任，那么，至少开除他出党一事，总是有保证的了。这一要求，卡什卡塔耶夫是不能不予以支持的。这样一来，他，谢基兹巴耶夫的阵脚就稳住了。

　　“巴卡索夫同志，关于您的过错，您有什么要说的？”卡什卡塔耶夫问道，他已经气忿起来了。

　　“没什么。不都说了吗，”塔纳巴伊回答说，“看来，我一直就是破坏分子，是人民的敌人。既然如此，何必还来问我的想法呢？你们自己裁决吧，你们高明……”

　　“您认为自己是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吗？”

　　“这一点，现在无法证明。”

　　“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不。”

　　“您怎么啦，认为自己比谁都聪明吗？”

　　“不，正相反，比谁都傻。”

　　“请允许我说几句，”一个胸前戴着共青团团徽的年轻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在座中，他年纪最轻，挺文弱，窄窄的睑，看上去多少象个孩子。

　　直到此刻，塔纳巴伊才注意到优“你开炮吧！小伙子，别讲情面！”他心里嘀咕，“想当年我也是那个样，铁面无私……”

　　象霹雳的闪光照亮了远空的乌云，他看到了路旁库鲁巴伊糟蹋青苗的那块麦地。那情景，刹那间清清楚楚呈现在他的想象之中，使他看得十分真切。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心里发出一声暗哑的哀号。

　　卡什卡塔耶夫的声音使他清醒过来：

　　“说吧，克利姆彼可夫……”

　　“我不赞成巴卡索夫同志的行为。我认为，他应当受到党内适当的处分。但是，我也不同意树基兹巴耶夫同志的意见。”克利姆彼可夫一再压抑着激动得颤抖的声音，“不仅如此，我还认为，谢基兹巴耶夫本人的问题也应当讨论……”

　　“真新鲜！”有人打断他的话，“是不是在你们共青团里兴这号规矩的？”

　　“规矩哪儿都一样，”克利姆彼可夫涨红了脸，显得更加激动。他不禁讷讷起来，斟酌着用词，克制住自己的拘谨。突然间，象豁出去了，尖刻地、愤愤地说开了：“你有什么权利侮辱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一个牧民，一名共产党员？您试试把我叫做人民的敌人！……您刚才解释说，由于农庄的畜牧业搞得一塌糊涂因而心情沉重，那么，您认为，一个羊倌的心情反比您更轻松？您到他那里，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工作了吗？你问问他的羊羔子为什么大批死去了吗？——没有。根据您这份报告，您还没下马就把他训斥了一通。谁不清楚，农庄的接羔工作有多糟糕！我常常下去，在我的那些放牲口的共青团员面前，我感到十分惭愧，感到很不自在：我们对他们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可实际的帮助却少得可怜。请您去瞧瞧，农庄的羊圈怎么样，饲料又有多少？我本人就是牧民的儿子。我知道眼瞅着羊羔于大批死去是什么滋味。学院里教的是一码事，可实际上，到处是老一套。瞧着这一切，心疼呵，……”

　　“克利姆彼可夫同志，”谢基兹巴耶夫打断了他的话，“请不必唤起我们的怜悯心。感情——这是个模棱两可的概念。需要的是事实，事实，而不是感情用事！”

　　“对不起！不过，我们现在不是在审讯刑事犯，而是讨论一个党内同志的问题。”克利姆彼可夫继续说下去，“此刻要决定一个共产党员的命运。因此，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巴卡索夫采取这种行动。他的行为当然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为什么象巴卡索夫那样一名农在最出色的羊值竟落到如此地步呢？这种事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坐下，”卡什卡塔耶夫不满地说，“您让我们离开了问题的实质，克利姆彼可夫同志。在座各位，照我看来，完全清楚共产党员巴卡索夫犯了极其严重的过失。这成何体统？哪儿见过这样的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操起铁杈子就来捅我们的特派员，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工作人员的威信！您最好还是考虑考虑，克利姆彼可夫同志，怎么把您那一摊子共青团的事情搞好，而不要在这里无的放矢地嚷嚷什么良心，什么感情。感情是感情，事情是事情。巴卡索夫敢于这么胡作非为，这倒确实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当然啦，他不应该留在党内。萨雅可夭同志，”他转向乔罗问道，“您作为农庄的支部书记，可对事件的全部经过，您能作证吗？”

　　“是的，是这样。”脸色煞白的乔罗慢腾腾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