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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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举中的。这和他在阐述射箭一道时的“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的见解是一致的。　　　　
　　　　而后他又说“夫事不可自谓己长”，即凡事不要自满，必须虚心学习。他“少晓持复”，而且“自谓无对”，因为“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结果“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居然“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所以“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　　　　
　　　　汉代时，以《亚洲地区古兵器图谱》所说，戟制最盛。曹丕说的双戟，是一种与剑差不多长短的护身短戟，以刺为主，也可以砍、劈，通常插在背后，而不是长戟。“双戟为坐铁室”，双手的兵器运用，在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大致也有这样的说法，在摒弃了沉重的长剑后，就开始了双剑的时代。通常是一手长剑，一手短剑，一剑前指或剑尖向天，另一剑横在头顶或眉间。一攻一守，颇为实用便利。我曾看过几次实况转播欧洲一年一度的中世纪古战争模拟游戏，大多人还是使用的这个姿势。而东瀛著名的剑客宫本武藏更是因此创了一个二刀流。　　　　
　　　　再说“镶楯为蔽木户”，现在的武术比赛中经常有的“盾牌刀对枪”或“盾牌刀对三节棍”之类的对练套路，虽然说是表演，但持盾牌进攻的特点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盾牌的防护面积大，所以只要一矮身便可以很轻易地把自己保护起来，所以往往是盾牌向上一举便直攻对方的下三路，十分有效，而对方的中路进攻几乎不可能得逞，又因为盾牌大都是用木头做的，所以称为“蔽木户”。　　　　
　　　　曹丕可以用单兵破双械，说明他的身法和兵器的使用技巧都已经是很熟练和高明了。武术中要练的有所谓“手、眼、身、法、步”一说，从上面的记载来看，显然曹丕是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由此可见，曹丕在各种兵器及剑法上的造诣不但是技艺精熟，熟知各种兵器的性能特点，而且在实战使用中还融入了兵法和自己对武术上的见解，并能将其融会贯通，合为一体，正是达到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以此说来，说他是个武林高手应该不过分。　　　　
　　　　附录　　　　
　　　　曹丕《典论》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恚�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鷪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啵�，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上篇　三国夜话九　三国中的刘岱到底有几个

　　　　近日写三国小说，写至曹孟德临兖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前载兖州刺史刘岱事曰：“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按此处所言，刘岱为兖州刺史。裴注云：“岱，刘繇之兄，事见吴志”，遂又查《三国志》《吴书》《刘繇传》，得知：“繇兄岱，字公山，历位侍中，兖州刺史”“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也”，则刘岱亦当为东莱　　牟平人。又有：“平原陶丘洪荐繇，欲令举茂才。刺史曰：“前年举公山，奈何复举正礼乎”，则其兄弟二人俱应为平原陶丘洪所荐。　　　　
　　　　其后曹孟德为东郡太守，青州黄巾百万之众入兖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曰：“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　　　　
　　　　至此处，兖州刺史刘岱刘公山身亡。　　　　
　　　　而后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至官渡之战的时候，刘备为袁绍略许下，曹操遣将讨之，书载曰：“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冑，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则此处又有一刘岱，查裴注有云：“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国人。以司空长史从征伐有功，封列侯”，人有同名者不为之奇，至于连表字都相同，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了。于是乎又查《中国古今地名对照》，“东莱：（东汉、三国魏）今山东黄县南”。而“沛：（西汉北齐）安徽潍溪县西北”，若照此看来这两个刘岱不是同一地方的人，再说其官职也不同，一个是兖州刺史，是个州牧，一个是司空长史，是个属官，当不是一个人。然书之所载，阙误亦颇多，至于同一人有数名者不在少数，现举一例，《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有：“……袁绍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此处说夺阳人的是会稽周喁，而《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载：“是时，术遣孙坚屯阳城拒卓，绍使周昂夺其处。术遣越与坚攻昂”，此处又说为周昂，可见其阙误之多，不知何为是者。　　　　
　　　　故此，诸书并云兖州刺史刘岱刘公山为青州黄巾所杀，而后曹操为兖州刺史，可是到几年后又冒出一个刘岱刘公山，真不不知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中比较成问题的是：一，这两个人非但同名，连表字都相同，二是在曹操讨黄巾的时候，济北相鲍信也临阵战死，《三国志》《魏书》《鲍勋传》：“太祖为东郡太守，表信为济北相。会黄巾大众入州界，刘岱欲与战，信止之，岱不从，遂败”，以此说来，也有可能临阵战死的是鲍信而非刘岱，上面记载为书者之误，只是这个两刘岱却又不是一个地方的人，而且《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注又说：“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照此说来，“州今无主”，即是兖州无刺史，则刘岱当已死，鲍信尚在，那两者为同一人的这个说法便有些说不过去了，到了此等地步，再穷究下去只怕也搞不出个结果来，所以也只好就此作罢，权当他是有两个刘岱了。　　　　
　　　　


上篇　三国夜话十　诸葛亮没有杀马谡

　　　　说起马谡的死，历来人们都认为马谡是在街亭之败后，回到诸葛亮大营负荆请罪，最后被诸葛亮挥泪斩于军门，京剧《失街亭》就是讲的这一段。　　　　
　　　　有这种印象，其实乃是来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其中九十五回描写马谡立下军令状，以王平为副将，率兵二万五千人出守街亭，抵达街亭后，以兵法云：“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理由，拒绝遵守诸葛亮于路口扎营的吩咐，并置王平的“魏断我水源”的警告于耳后，屯兵山头，后来禁不住王平苦谏，分五千兵与王平，让其于山下扎寨，魏名将司马懿及张郃率军到达后，开始一面敌住王平，一面围马谡而不攻，并断其水源，待马谡不战自乱，降的降，逃的逃后，司马懿最后发动火攻，马谡惨败而回，王平此时兵少力薄，抵不住张郃的猛攻，也与马谡一起退兵了。　　　　
　　　　街亭失守后，使前方蜀军进无据点，退无可守之地，不得已放弃已攻占之陇右三郡，退守汉中。为此，诸葛亮上表请后主自贬三等，马谡于大营自首领死，斩首之时，全军落泪，诸葛亮亦失声痛哭，这就是所谓的“挥泪斩马谡”。　　　　
　　　　但是，这些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加工，史实与这些说法是有很大出入的。晋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及后来裴松之为其作的注释中，对此事的描写散落在诸列传中，我们不妨将其综合起来，来看看史书上的“斩马谡”真相。　　　　
　　　　首先是《向朗传》中的记述，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而向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此段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街亭之战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而是畏罪潜逃，而向朗知情不报，被诸葛亮免去官职，传说中一直待到诸葛亮死后，向朗始复出仕官。其中“优游无事”达数十年！　　　　
　　　　第二个是《马谡传》中裴松之注，有提及《襄阳记》中的记载说马谡临死前曾写信给诸葛亮，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后诸葛亮待其遗孤如同己出。看这一段，就知道马谡死前未曾有机会再与诸葛亮谋面，否则也无必要写这么一封信，要诸葛亮效仿杀鲧而用禹的故事，将自己的遗孤托付于诸葛亮了。　　　　
　　　　而后又称“十万之众为垂涕。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马谡的确是死了，但以上均未提及马谡是如何死的，而在《诸葛亮传》中只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又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从这两传来看，马谡确实是被诸葛亮下令处死的，但到底有没有付诸实施呢？　　　　
　　　　答案是没有。因为这在《马谡传》中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病死狱中。　　　　
　　　　综合以上史料，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谡在街亭举动违规，不遵诸葛亮的指示，以致于最后惨败而归，并直接致此次出击祈山的战果——陇右三郡得而复失，无奈之下大军退回汉中，马谡是深知自己失败后果的严重性的，因此便畏罪潜逃，而身为丞相长史的向朗碍于情面或出于爱才之心，知情不报，事泄后导致他也在家赋闲达二十年之久，马谡最终被缉拿归案，并被诸葛亮处以极刑，然而还未及行刑，马谡便于狱中病故了。这便是史书的马谡之死。　　　　
　　　　之后诸葛亮的亲自祭奠、为之流涕，以及有十万之众陪着流泪，且对其遗孤待之若平生，这种既斩之，又恤之的作法，也是有着很多复杂的原因在内的。　　　　
　　　　首先，对马谡其人，有着知人之明的刘备曾交代诸葛亮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而“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所以诸葛亮上表自贬，一是由于对马谡其人认识不足，二是由于对刘备的嘱咐未予重视，导致出击祁山之战劳军伤财，无功而返。以诸葛亮执法那“赏罚之信，足感神明”之风格，将其处以极刑，这也是必然的。　　　　
　　　　但马谡在诸葛亮南征孟获之时，曾于出兵前向诸葛亮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将为下”的战略方针，而在作战中，诸葛亮也是充分体现并采用了这种战略方针的，最后南疆终蜀之世未再有战事，这可说其中有马谡的功劳。而且马氏兄弟在荆襄一带素负才名，其中有“白眉最良”之称的马良与诸葛亮的交往中称诸葛亮为“尊兄”，裴松之认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无论如何，马氏兄弟与诸葛亮交情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