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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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自他在世期间至北宋之前，韩愈的文章、事迹都是不如象现在那样被世人所推崇的，不然也就轮不到欧阳修从“蔽筐”里发现那六卷破烂散脱的手稿了。后来苏轼的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则开始真正把他推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崇高的地位：“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在这里，苏轼是将他许为秦汉以来“文”、“道”之继承和复兴的领袖人物的；而欧阳修也在《新唐书》中韩愈的列传里评价他说，“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不过在这些赞语里面，只怕有不少是不尽不实的溢美之词，尤其是“道济天下之溺”、“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等等赞语，着实是有点过头的。而这些并不单单只是欧阳修、苏轼等人对韩愈的推崇之语，韩愈本人亦做如是想。他曾经编撰了这样的道统传承渊源：“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言下之意，这等“先王之道”于孟子之后已然再无传人，到他这里又再次被力倡并发扬光大，那他自然理所当然就是接班人了。　　　　
　　　　儒学一道，孔、孟之后，自有荀况继之。其两大弟子韩非、李斯博采众长，以法家治国扫天下，此论当无可疑。而秦汉以降则应首推董、扬二人。董仲舒创“性好情恶”之性三品说，使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在此后历代中原帝国都把儒学奉为国学的无可动摇的地位；扬雄则继《论语》而作《法言》，立善恶俱有论，此皆不世之功。而韩愈的性三品说，则明显胎出董说而非其首创，因此无论是在对儒学的政治地位巩固、还是在对学术的发扬光大两方面，想要在政治、学术上跳过乃至盖过荀况、董仲舒、扬雄等人，直接去当孔孟之后千余年来的第一位接班人，这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后世人推重其才华，加之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一向不吝啬过誉之词的，所以欧阳修、苏轼拍上去的那几下，尚有可宥之处，可韩愈作为堂堂“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也翩翩然地自诩若此，就不免有点不明事理乃致不自量力了。　　　　
　　　　不过要是联系关于韩愈的一些历史记载，以及他自己在诗、文中真实流露的一些思想及其为人行事，那么，也许就能明白他一生中许多难以理解的举动之根源了。　　　　
　　　　一，韩愈的身世及出仕观对他一生行为之影响　　　　
　　　　韩愈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官。韩愈一共兄弟三人，长兄会，次兄介，介早逝，韩愈“三岁而孤”养于长兄韩会处。后韩会又卒，韩愈遂由其寡嫂抚养成人，早年的生活状况颇为艰苦，他在《祭郑夫人文》中道：“就食江南，零丁孤苦。”后来到19岁去京师应举求官的十年间也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可见他虽出身官宦世家，然家道中落，故而生活一直过得很艰难。因此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2）　　　　
　　　　韩愈这封《答崔立之书》里的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自读书起到应举求官期间的一段思想经历，但实际上这已经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说出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因为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此节符合若契。　　　　
　　　　从这封书里，我们可知韩愈“少年尚奇伟”，幼时他多“读圣人之书”，所以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为天下人造福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他自己称此念为“未知人事”；等到他成年之后，由于生活艰辛至“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了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并推翻了自己以前认为做官是“非有利乎己也”的观点，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到了京师应举的时候，又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便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做官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为自己谋取好处，并且还是一条可以让自己为他人所“贵之”，大幅度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因此遂“诚乐之，就求其术”，开始了他一心求官的历程。韩愈自19岁至京师应举，三次落第，25岁时第四次应举才中进士。但进士只是个身份而不是官，想做官还要再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才可以。因此韩愈在26到28岁的这三年内又连应三次博学鸿词科，皆不第，于是他又三次上书宰相求官，又不报。在长达十余年的求官历程后，韩愈最后终于在30岁时去了汴州的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了个观察推官，真正开始了他的仕途。　　　　
　　　　韩愈的官宦家世、幼年的贫困经历，以及在这一系列的求仕过程中导致的思想观念改变，致使他此后一生中对官职的渴求以及对个人地位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一些文人如杜甫等人。而由于他求仕之初便以为做官不单是“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为人“所贵之”的观点，致使他为求出仕可以不惜卑躬屈膝阿谀权贵，为保官职、地位不但能谀上更可以欺世盗名。这些，在他第一次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以后在著名的“二王八司马”等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被贬潮州等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这其中还包括了几桩历史公案。　　　　
　　　　要说清楚这些，首先需要说一下当时的“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等人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得到顺宗的信任和支持，进行了为时146天的政治改革，因顺宗退位前改元“永贞”，所以这次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带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痕迹，其主要目的是试图缓解中唐以来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具体措施有撤贪官、免天下百姓所欠交的五十万贯租赋、禁宫市、五坊小儿等，同时接掌太监手中的兵权，为此后的消灭宦官、藩镇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总体来说，“永贞革新”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也的确为以后宪宗的小中兴局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永贞革新”伊始，以权宦俱文珍为代表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旧官僚集团开始逼顺宗退位，而顺宗本就因中风口不能言，遂让位宪宗。由于二王等永贞党人先前曾反对立宪宗为太子，因此宪宗上台后马上依靠太监和各方势力，把他们全数打倒：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均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程异、陈谏、凌准、韩晔、韩泰都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至于韩愈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贬为连州阳山令的，一向众说纷纭，即使是他学生、同僚也都莫衷一是，未能统一口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定得罪了某些权贵甚至是皇帝本人。传统的有根据他《与三学士诗》的“传之落冤仇”说，认为韩愈怀疑柳、刘二人陷害他，而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则他又说：“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翦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如据此看来，似乎应该是“二王八司马”中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所为，再联系他后来对不少诗文中频频对“永贞革新”进行攻击和咒骂（3），好象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近代的阎琦先生也持此说，他在《韩愈的“阳山之贬”析》中认为韩愈被贬阳山，是王叔文、王伾等人所为。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2）

　　　　但实际上这其中依然有着一个极大的问题无法解决，韩愈是德宗贞元十九（公元803年）年被贬往阳山的，那时顺宗尚未继位，韩愈最反对的二王由于棋、书技艺出众，正以翰林待诏的闲职身份，在陪伺还是太子的顺宗下棋、写字，韦执谊是翰林学士，只有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同是监察御史，有可能陷害他。但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这几位革新派不但份属同僚，也一直未曾有恶颜相向，还始终相交匪浅，对他们敬慕之情也都章灼熠熠。如韩愈从潮州调任袁州时曾举韩泰接任，柳宗元死时托孤韩愈，韩愈先后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三篇文章以祭颂之等等，况且他虽然和永贞党人不是同一派系，在诗文中攻击过“永贞革新”，但与宦官、藩镇体系更是相去甚远，后来他在《顺宗实录》里，对二王等“永贞革新”的进步措施也表示了赞赏，同时他在力主削藩、排除奸宦、农商并重等政治主张上也是基本与二王、柳、刘等革新派一致的，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柳、刘二人这个时候陷害他的嫌疑，而王叔文、王伾几个那时还远没有掌权，也和他没有根本利益及思想上的冲突，所以他们不可能、不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贬韩愈。到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二月顺宗即位之后，二王才开始掌权进行“永贞革新”，但这已经是韩愈被贬往阳山至少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所以韩愈说二王陷害他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另外，反因为顺宗的即位大赦，韩愈才得以自阳山内调江陵，同年夏，又被召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执掌学官，为他的“抗颜而师”提供了官方身份。　　　　
　　　　倒是当时的京兆尹嗣道王李实，由于想征税进奉讨好，虽然其年大旱欠收，但却“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并因为“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可见李实对此事非常在意并且是不容人涉及的，而恰恰韩愈曾上过一道《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疏，其中有说“京畿百姓贫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4），所以倒极有可能韩愈是因为触怒了李实而被陷害的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韩愈说二王陷害他以及诋毁“永贞革新”等言行，并不是事实和他的真实想法，韩愈对王叔文个人的恶感，也是来自于王叔文掌权之后的一些行事，阳山之贬应该和永贞党人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被贬的责任全部要委过于王叔文、王伾等人，并做诗诋毁“永贞革新”，其最大可能应该是企图想向宪宗和当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乃是王叔文、王伾等永贞党人的政敌，好保住自己的官位或得到提拔重用。　　　　
　　　　只是韩愈的这样的心思，未免过于明显了些。他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曾说过自己“日与宦者为敌”，对宦官监军这一做法也是一向持反对意见的。可他却又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言中吹捧权宦俱文珍道：“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其诗赞曰“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等等，此等言语行径，其心思昭然若揭。　　　　
　　　　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说他这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也有认为他这是为上司捉刀所做的，固然都有其一定道理，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迫于压力，做为“文起八代之衰”退之先生也应该明白他这一退之，文德肯定是被退没有的了。只是此等现象在韩愈而言，并非仅此一次属于偶尔为之，而是有“前科”的“惯犯”，此前还有其他同样性质的的一些事情，都足以证明这些举动是出自他本人意愿的。　　　　
　　　　当年韩愈四处求官的时候，曾经找过李实，对李实声称“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表示对他景仰之至，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云云，这几句实在有点肉麻到不忍卒读了。他如此极力吹捧的这个李实，也就是他上《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时那个李实，韩愈自己也在其后的《顺宗实录》中写道：“（李实）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赋皆不免，人穷止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永贞革新”时被惩的两大高级贪官酷吏，一个是勾结藩镇势力的盐铁转运使李琦，另一名就是这个李实。实际上李实之暴戾，在做司农卿的时候就已经是人所共知，所以韩愈找李实求官之时的肉麻吹捧，实在是再不能为他找出什么借口来了，这纯粹就是为了求官而为之的，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意愿使然，而不是有什么外部客观原因迫使他那样做的。　　　　
　　　　韩愈非但在为自己求官、保官等事上会阿谀奉承、颠倒黑白，大耍其两面派手法，甚至还会不惜欺世盗名、无中生有，捏造耸人听闻之事端做为自己的“政绩”，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那篇流传于世著名的《祭鳄鱼文》就是明证。　　　　
　　　　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上《谏佛骨表》被贬往潮州后，韩愈对潮州之险恶艰苦颇为厌恶，他在给宪宗的表章中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