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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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骨时，《旧唐书》曰：“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连皇帝也要把佛骨请进宫去供奉三日。与韩愈同时代的彭偃指出：“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举一借以计天下，其费可知。”（13）因此韩愈在《原道》中进而道：“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了他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关于民要“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根本问题，韩愈要求的是百姓首先要无条件地去从事这些生产活动来“事其上”，不然“则诛”；而现在佛教却教人以：“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说到底，在他看来这等于是在动摇关乎他个人和他代表的仕绅阶层的生活基础和利益，这是最基本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因此对韩愈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韩愈应该对佛教教义并不是很清楚。当然，也或者是很清楚而在故意曲解。　　　　
　　　　另一方面，佛教自魏晋时期传入中国，经过了数百年逐渐开始深入人心，对儒学的主体地位，开始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韩愈在《原道》中这样说道：“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人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在这样的局面下，韩愈自承是儒学千年以来接孟子以后的第一人，其感受到的威胁不可谓之不大，所以不管是从捍卫儒学的主体学说地位这个角度，还是从加强自己儒学领袖的角度看，韩愈都必须进行反击，这样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进一步确立、巩固自己在儒学上的领袖地位。　　　　
　　　　再一个，佛教是外来文化，而现在大有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的趋势，兹事体又关乎夷夏大防，岂能坐视，韩愈于这点上表现尤其突出。他在《谏佛骨表》中道：“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一旦不予以制止任其发展，那么将出现他在《原道》中所言“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之重大问题，所以必须排佛。　　　　
　　　　不过无论如何，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角度来说，韩愈的排佛，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社会两方面现实意义的。只是韩愈诸多的排佛理由，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了社会、经济问题和夷夏大防上，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教义，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和佛教展开较量，故而即便当时有着良好的排佛条件，但由于他主观意识上的先天不足，最后导致了在排佛问题上不能被信佛者的认同而没有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同时也导致了他排佛理论的必然是比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这与他排佛的根本出发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韩愈虽然在排佛的同时也连带着排黄、老，但是如前面所说，基本都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要谈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才批驳一下，他的很多行事表明他其实并不真的不信奉黄、老道家学说，实际上他不但在世界观上是信奉天命论的有神论者，实际生活中还在信奉着黄、老之术，在这一点上，韩愈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　　　　
　　　　其一，“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14），大违“子不语怪力乱神”之道，尤其他更是做为一位儒家领袖，斯矣可笑夫。然亦有人以为祭奠之文或有推敬之意，不可尽信，然则他在论著与诗、文、书信中也频频言“天祸”、“天殃”，除在《圬者王承福传》、《五原》等篇外，如在《感二乌赋》中云：“盖上天之生予，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而无位，唯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省试明水赋》：“唯玄月实水精，故求其本也，……德业于坎，同类则应，形藏在虚，气应则通”，这不单单是天命论了，已迹近道家的阴阳学说，还有《与崔群书》：“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有时有得兼者邪？”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足可证明韩愈是个天命神鬼论者。　　　　
　　　　其二，韩愈口虽不言并且还时常排斥黄、老道家，但实际还是信奉道家那套长生不老理论的。韩愈晚年时，家境富裕，据记载：“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千日后烹庖，名‘火灵库’……愈间日进一只焉”（15），他自己也在《寄随州周员外》一诗中道：“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这个周员外名为周君巢，是当时在服铒丹石方面的专家。而白居易诗则更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证明最后韩愈竟然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死的。　　　　
　　　　不过很多韩愈的追随者对这点很难接受，认为韩愈反对服食丹石是有证据的，那便是他在死前的一年，也就是在长庆三年（823年）写的《李干墓志》里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李干）及且死，又悔”，因此认为他是不服食丹石的。　　　　
　　　　说到墓志，这又牵涉到了另一个倍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韩愈的谀墓问题。韩愈一生中写了极多的墓志，在这个问题上后世一直有很多争论，有说他谀墓的，有说他不谀墓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暂时撇开韩愈主观上到底谀墓不谀墓的问题不谈，就会发现应该予以重视的是自韩愈的文誉起后，他生活费用的一大来源就是为人写碑铭墓志，李商隐在《齐鲁二生》里说当时有个刘生叫刘义，曾经“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可见他为收取钱财而为人写墓志碑铭这个事情，在当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6）

　　　　韩愈少年生活艰险，出仕后又几次沉浮，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再为国子博士时，又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他说这时已经“家累三十口”，而国子博士月俸为25贯，因此他的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韩愈曾有两个关于写碑铭的记载：《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在王用男人一事里他说收受了“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韩弘事则得“绢五百匹”。马和腰带是什么价钱现在已经无法计算，但一匹绢当时“直钱八百”是我们可以知道的（16），那么五百匹绢就是400贯钱，等于他工资的16倍。这400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韩愈时期，一斤盐的价钱是40文，一斗米是50文，按照当时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粮约七石二斗计，这400贯钱大约够一百人一年的口粮（17），可见只要写一个碑铭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庞大的财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韩愈为什么写了如此之多的墓志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韩愈的俸禄如此底，却可以一次解囊十万钱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了。　　　　
　　　　因为韩愈写墓志大多是收人钱财受死者家属委托而写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首先他是肯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评价墓主人行为的，而那个李干因服食丹药而死，墓志中又说他“及且死，又悔”，所以这个《李干墓志》里那些指责服食丹药的话，应该是李干自己和他家人的意见，而不是韩愈的观点。　　　　
　　　　另外，也有认为白居易说的“退之”不是韩愈，如钱大听曾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引方崧卿说，称此诗中的退之是《卫府君墓志》中的卫中立、卫退之，不是韩愈韩退之，但后人多不同意此说，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经过考论认为：“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由以上种种事例看，韩愈虽然一直在排斥佛、老，但排佛是真，斥老是伪，实际上他自己应该是信奉道家的那套学说的，至少很信奉其中一部分，这导致了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而死。　　　　
　　　　除了这些，韩愈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前后不一、言行矛盾的情况。如韩愈曾说过他要“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18）。　　　　
　　　　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为史馆修撰，他上任以后却并不修撰史书，有一刘秀才闻讯写信要他勉以职务，韩愈作《与刘秀才论史书》回他道：“……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宰相……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麤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篡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他这封书，范文澜先生在注《文心雕龙》时举为无史胆和史责的例子，特别将其全文附录。　　　　
　　　　在这篇文中，韩愈开始就以孔子、齐太史兄弟、左丘明、司马迁等人做例，说忠实作史书者都没好下场，并说刘秀才说的吴兢，也是一样“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然后声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而他做这个官，纯粹是宰相让他做的，不是自愿的，况且人有爱憎，传言不同，没办法“承受取信”知道事实，而“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篡之”，这话不免可笑，如他所言，如此多的先贤因为写史而招祸没有好下场，人人亦如他这般不知道如何“承受取信”，那史馆里还有谁去做史书，最后韩愈更是不忘记讥讽多事的刘秀才，说：“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这与他先前声称自己要“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的志向，相去何其远也！其为官为人之品，由此亦可略见一斑。　　　　
　　　　韩愈的好友柳宗元这时在永州，闻言遂愤而作了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与之理论道：“凡居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后来明末王夫之也在《读通鉴论》中直斥其：“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这句话，实在是点出了韩愈一生行事的行为准则。不过王夫之对韩愈的道、德、诗、文是无一个看得起的，他对韩愈的评价虽然不错，但对韩愈全部成就一概予以否定却是失之偏颇了，无论如何，韩愈在诗、文上的文学成就，还是相当之高并且值得我们推崇的。　　　　
　　　　注：本文中引韩愈诗未标注者均出自《全唐诗》和《昌黎先生集》　　　　
　　　　（1）关于韩愈的祖籍国内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说为河南省孟州，一说为河北省昌黎县，还有一说是辽宁省义县。《辞海》说韩愈之所以称“韩昌黎”，是因为辽宁省义县的“昌黎”在唐代时为韩氏郡望。近代讨论这个问题有孙百急的《韩愈的籍贯问题》、赵毓英的《韩愈乡里辨略》、孙醒的《关于韩愈的籍贯问题》、宋海军的《韩文公家乡考》、洪流的《韩愈的籍贯考》、刘峰的《韩愈故里与韩愈墓》、李会典、和富兴的《韩文公河阳人辨》、彭功智的《韩愈籍贯考析》、傅全纯、纪思的《韩愈郡望考》等，不过均无实质性的突破，且大都同意韩愈的籍贯应为河阳也即今河南孟县的说法。　　　　
　　　　据中新社肖英杰、张凤民石家庄电，近日在河北省昌黎县荒佃庄乡韩营村发现《韩氏家谱》，证实韩愈祖籍在该县。新发现的这本《韩氏家谱》的序言写道，韩愈的本源之地是现在的河北省昌黎县，但因其上几代先人都埋葬在河南省，于是他归柩河南，但他子孙依然留在昌黎。明朝的翟銮在《重修韩文公祠堂碑记》中也写道，韩愈的高祖以上先人实葬于现今的昌黎县，祠堂也建在昌黎县。明朝时昌黎境内曾修建两座韩文公祠，一座在县城里，一座在县城北三公里的五峰山上，后均因自然原因而毁坏。　　　　
　　　　据考证，这本新近发现的《韩氏家谱》是韩愈的第三十三世孙韩连仲第七次重修的原本。　　　　
　　　　（2）《韩昌黎文集校注》　　　　
　　　　（3）《永贞行》：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昨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　　　　
　　　　（4）《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　　　　
　　　　（5）《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6）《旧唐书》《韩愈列传》　　　　
　　　　（7）《韩昌黎先生外集》。阎琦先生认为《与大颠三书》系伪作，前人朱熹等则以为真，然亦无关宏旨，谨录于此。　　　　
　　　　（8）《与李翱书》。　　　　
　　　　（9）《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10）《昌黎先生集》《重答张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