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艺术 作者:周汝昌-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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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芹是大不以此为然的。这是因为，他经历了谙悉了许多女才人、女豪杰、女英雄，而她们的命运却比梁山好汉还不幸，还悲惨，还可怜可叹，可痛可哭！他觉得施公太偏心，也太无情了。
　　于此，忽然一个巨大的思想火花在雪芹头脑中爆出万丈的光茫——他一下子决定了他的终生事业：誓为一群亲见亲闻的女儿写出一部传神写照的新书，专与《水浒》相“对”！
　　这个“对”，包括了一切，连名目也可以成为对仗：
　　绿林好汉——红粉佳人
　　江湖豪杰——脂粉英雄
　　对仗，是汉字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因素，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意识来“评论”它是困难的。西方只有“排句”，与中华的对仗也并不是一回事。
　　对仗，当然不只是“字面”的事。它总是“字里”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对仗，又是文学手法与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仗，包含了对照、对比、对称、对应。雪芹的书，运用这些，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雪芹的书，是“翻”《水浒》，然而又是继承《水浒》：他采取108这个最主要的结构中心。他“对”准了施公，有意识地写了108位女子。他的书后《情榜》，是“对”施公的《忠义榜》。他的人物品目法则是：以12为“单元”，正钗十二名，副钗十二名……，排为“九品十二钗”，12×9＝？正等108！
　　这就是雪芹的结构大法则。从女子主要人物的数目，到全书的章回数目，都是一百零八！
　　全书以“盛衰”、“荣辱”、“聚散”、“悲欢”、“炎凉”……为两大“扇”，前后各五十四回书，“分水岭”在五十四与五十五回之间。第五十四回是“盛”的顶峰，第五十五回是“衰”的起端，前后笔墨、气氛、情景事迹……俱各大异，构成了内身的大对称，大变化，大翻覆，大沧桑——前之与后，后之视前，有天壤之别！
　　草草说来，雪芹这位从古罕有的特异天才，将他的书安排在一个严整精奇而又美妙的大结构上。他从《水浒》得到了启示，但他的思想与艺术，大大超过了施公的水平与境界。
　　脉络是分明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不幸，今传120回本并非雪芹原著，已将它的骨肉、血脉、精神、丰采都改变了。
　　
　　附录6　《红楼》之写人
　　小说名作家刘心武同志，出其新著《秦可卿之死》，再次引起我与他通讯讨论的兴致，所谓“读后感”，已大略见于信札中，因此本文并非“文评”的续篇，却是由它引起的另一种思绪。
　　数十年来，不断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治国安民，而且文化文艺，概无二致。其中要义包括教人看事情勿表面、勿孤立、勿静止、勿僵化、勿机械……。可惜，这倡导很多停留在口头与字句上；一究行事论文的实际，就往往大相径庭，直接违反。这种“违反”，就表现在对人对物对文，都是用的“单层单面单一直线逻辑”的思想方法去对待、去实行、去观赏、去评议、去批判……。这种现象，涉及《红楼》的问题，那就益发显得“突出”了。且举小例——
　　心武同志怎样看待贾珍的？他能从两府所有男子中作出分析比较，看出贾珍的不凡的一面，评许他是最有男子汉气概之人，我自惭寡陋，还未见有谁能如此具眼，别人总是把贾珍只当作一个“最坏”的人，最下流的伪君子假家长。谁肯为他“说几句好话”呢？
　　刘心武独识独解独肯。
　　这就使我深为佩服。
　　这儿，所涉及的复杂问题之中，有一个问题乃是雪芹的“笔法”的问题，——当然，也还有我们能不能晓悟领略这一笔法的问题。
　　记得鲁迅先生在二十年代之初讲《红楼》，就给人指明：雪芹打破了传统的写法，不再是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大意）。那时，哪里有什么“红学评论家”出来给人“指迷”？先生却目光如炬，一语道破——雪芹笔法的“奥秘”与魅力正就在“不单一”这点上！
　　然而，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用“单一直线”的思路与眼光去看去“评”雪芹的“不单一”！
　　这，不值得我们“共思”一番吗？
　　论男子贾珍而外，似乎也没人以为贾琏也有“另一面”——他年轻就有理家办事的超众的干才，而且极有正义感：一次，他父亲多行不义，为了强取豪夺几把扇子，陷害石呆子，贾琏不忿，竟教当面批驳贾赦（当时是礼法绝不许可的），说：为了几把扇子，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也算不得本领……！（这以骂贾雨村为名义。贾琏的爱妾平儿也骂贾雨村“这饿不死的野杂种，结识了他不到十年，惹出了多少事！”请听听贾琏房中上上下下的“舆论”，正反映了主人的义愤感。）
　　再有薛蟠，京剧里把他弄成一个“不成人形”的下流小丑。其卖这都是不能深识雪芹笔法的结果。薛蟠是个直性正义热肠人，在芹书后半部中，与柳湘莲复交和好，亲如手足，日后还有义侠的重要情节。可惜，大抵因高鹗的伪续而破坏了原著的严谨巧妙的结构法则。
　　论女子，一提秦氏，世人只从“淫妇”上做文章，但她为什么“托梦”与凤姐时却无一字“淫情”？她关心的是兴亡荣辱之大事！而且又借“警幻”（可卿的化身幻影）来教导宝玉，深虑他将来世路上难行！请你想想，雪芹这支笔，是如何的丰厚深刻，丘壑层层，气象浩浩！我们若只会“单一”思维、“单一”鉴赏，那如何能说是“用马克思主义”去看待雪芹那种打破传统的笔法（与意旨）呢？
　　凤姐的例子，更是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因前函已然略及，如今不必多絮了〔１〕。
　　赵姨娘，——这大约是雪芹最不肯原宥的一位“坏女人”了吧？但雪芹在后回借写“攒金祝寿”时，也让尤氏把“份子”还给了她，透露出她是个“苦瓠子”。你看雪芹这支笔，够不够个“科学家”的精神？他“单一”吗？
　　一句话：我读心武之新作，却发生了这些非他原旨所包括的思绪。我确实觉得心武同志是个有眼力的作手。他的新篇，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不遑备议，只是想借此小文，说一说他给我以思索很多问题的良好机会，他有贡献，我很感谢他这种贡献——这不是专评他的小说本文的意思。
　　不知他今后还想写写《红楼》的哪些“佚稿”？
　　癸酉六月初吉　伏中走笔
　　〔１〕前函略云：雪芹最赏凤姐超众的才智，但又绝不隐饰她的过错——是痛惜小过小错掩了她的最宝贵的奇才！必须抓住这一点。（至于伪高续丑化污蔑她，以致今日一般认为她是“最坏女人”，雪芹在鞭笞揭露之，这离雪芹的境界十万八千里，他绝不同于晚清“暴露小说家”。）晓此，则悟芹写贾珍，正是此同一意度。
　　在原书整体大悲剧中，凤代表女，珍代表男，二人为贾氏获罪的替罪羊与牺牲品，结局最为惨痛悲感，撼人肺腑。我并非要“净化”贾珍，但他在秦氏问题上，是屈枉的，你“突出”了他的“乱伦”，正冲淡了你自己对贾珍的评价（两府唯他真男子，英才掌家气概，敢作敢为！这认识现今俗眼是看不见的，所以极佩服你此点）。我以为贾珍在此事上正是悲剧的关键——因素行与女人不洁净，又为保惜秦氏，不避形迹。才引致了恶名（焦大的骂……）你疑他，但不能忘掉了大格局、高境界——此方是雪芹之不可及处——亦难为人理解、大受歪曲处。
　　干万莫用什么“暗《金瓶梅》”这类眼光去看雪芹的伟著，那太不懂雪芹是哪号人了！
　　我的感觉，《红楼》的人物都具有这种“双面性”，因此，才个个受屈枉、被恶名，而芹之泪亦何能干耶，悲夫！
　　
　　后记
　　本书目标是试论《红楼》艺术的诸般特色，因此不涉内容思想等事，对于雪芹喜用的艺术手法，如人名各有谐音寓意之类，并非全不重要，但一般常讲，为人熟知，我也是有意地避俗，不列为书中的一个项目，——除了避俗，还为了预防穿凿附会，那也会成为“猜谜索隐”，滋生弊窦。但事情确是极其复杂的，比如开卷的几个人名，无一不含谐音离意，大家公认的就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封肃——风俗，霍启——祸起，娇杏——侥幸，没有人说此皆附会强解。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落到了冯渊——逢冤、英莲——应怜二人的身上。全书开卷即是一对不幸男女，就是世间万众应当相怜的被冤的人——如日这无寓意，皆可不论，那又谁能同意呢？
　　这么一说，已可略悟讲艺术还是为了理解内涵。本书虽说既定原则不涉内容，则希望读者自己多作参会。
　　在这一点上，我不妨“画蛇添足”：在我的领会中，所谓“金陵十二钗”的“钗”，表面让人只向“裙钗——女流”一义上去寻求了，其实这和“裙钗”、“金钗十二行”等等并无干涉——这“钗”即“差”的谐音寓意。盖雪芹之旨，原在为脂粉英才痛惜，这一群女子，每一个都蒙受了这样那样的冤诬屈枉、又各有自身的小弱点小差失而招致了最不幸的冤情结果！在这个曲折涵义上，才缔结建构了《石头记》原著的极其崇伟壮烈的大悲剧意义〔１〕。
　　这一层，说起来是很费力的，它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到清朝中叶的一个最巨大的思想课题，须有高明者用学术专著来论述之，本人势难兼及。然在此书的卷尾，应该略申鄙见，以供学术界读者界共同参考指正。
　　本书三十章正文中，没有一章是讲到语言艺术的，责任编辑同志对此曾提出过询问和建议。他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文学的“载体”就是语言，如何反置而不论？我想了一下，作稿时所以没列入语言艺术，大概原由有几点：一，这首先要涉及《红楼梦》的版本间题，异文情况之复杂万状，非一言可了，论析起来势必非常麻烦而冗长，一加上它，则专章的篇幅比例将与全体大失平衡，不易处置。二，我们中国文苑是个最讲究手笔高下的高级传统，一字之推敲，都成佳话，遑论整体品格的悬殊。在这种识别高下优劣上，最易发生“仁智”之异见，这又系于高层文化素养，亦非口舌所能争论明白。比如自从四十年代我就与胡适先生争论：我认为程、高之篡笔大抵点金成铁，伪续四十回更是拙劣难读，而他不谓然，始终喜欢那部“程乙本”，说它“更白话化了，潜写也更细腻了”云云。二人之间便发生了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二人如此，何况天下万众？又比如，古今众多的续书、伪作，都自称是依仿雪芹笔墨，自以为“很像”；实则没有一个是略似雪芹手笔的，倒时时接近高鹗的笔调。由此可见，谈语言艺术，特别是雪芹的文字风格特色，实在是件大难事。再三考虑，都阑入本书，必难容纳协恰，不如暂付阙如，俟异日机缘，另为专著（我与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略可备参）。在此我只想指出三点：一是雪芹的叙事部分，并不真“白”，“文”的成份更浓；二是即使对话，也不是今日人们想象的，就照“口语”直录；三是雪芹的文字也是“诗化”了的艺术品，并不同于胡适所谓的那种“白话文”。对此三点，胡先生却很钝觉，——或者是缺乏认识赏会，一味标榜“白话”，结果把汉字语文本身的“文”性扫地反对掉了。拿那种眼光标准来讲《红楼》语言艺术，就毫厘千里了。
　　撰写成书，层次纷繁，目又甚艰，多得女儿伦苓为助。应在此表出一句。
　　责任编辑陈建根伺志为此书稿付出了很多心力，个别字句上助我推敲抉择，并且代为查确了三处典故的来历；我凭记忆而写下的征引古人的诗文语录常有不甚准确的字句，他也一一为之校正无讹，减少了失误。对他深表谢意。为校对、美工贡力的同志，同此致谢。
　　周汝昌
　　时在癸酉、甲戌饯岁迎春
　　之际写讫于燕京东皋红庙
　　〔１〕过去的《红楼》悲剧论，有的只是解成了一个个别的“不幸事件”，并非悲剧意义。有的如王国维的人生痛苦“解脱”论。更不合雪芹定名“金陵十二钗”的命名本旨。至于要写一○八名女子的英才屈枉大悲剧。是雪芹从《水浒》的一○八位屈枉英雄人材大悲剧而得到思想与艺术启迪的，此义已在本书正文讲“九”与“十二”的结构章中粗略说及了。这也实在需要很好的专题论证才行，此刻恕难详说了。
　　
　　跋语
　　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是父亲多年来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他曾多次“鼓动”一些朋友们和高校的老师们，盼望他们努力探研《红楼》艺术。他也曾多次为红学研究者的艺术论稿撰写序文。
　　若稍一回顾，便可看清一条“线路”，例如1953年初印的《红楼梦新证》中，早有专段论及《红楼》艺术的特色。1963年香港版的《散论红楼梦》中第一篇、《红楼梦欣赏一隅》，即是他论《红楼》艺术的专文。到1985年出版的《献芹集》里，已收有两篇重要的有关文章。其中一篇是为中国作家协会讲习班所作之讲演记录，另一篇是1980年他为段启明同志的《红楼梦艺术论》所作的序文，是对这个课题作的较有份量的评述。但是父亲为《红楼》艺术所作的贡献，人们似乎不大清楚，也很少提到——这也许是被“考证派”的标签所掩盖了吧？
　　我记得上大学学《红楼梦》的时候，老师讲到它的艺术特色时，和讲其它作品一样，仍然是“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结构严谨”，另外再赘上什么“炼字炼句，栩栩如生”等等习见之词。后来我得到的一个“诀窍”是：无论评论哪部作品，只要是分析人物，讲艺术特色，一律冠以那一串词句，大体就不会有什么“错误”了。
　　我曾就这个问题几次问过父亲，他只是摇摇头，笑而不及多言，或者告诉我说：“等我空闲了，我要写写这些，一时是说不清的。”
　　其实，这些问题，在他以前的不少论文中，早已有所涉及。并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