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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肉做的-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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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桥遗梦》（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的Robert和Francesca吃过晚饭之后穿过后园散步到暮色飘下来之前的田野。是夏天，半满的月亮从东边升上来，落日的余辉染得天空一片暗蓝。他问她说：你说这是草原还是牧场？她说：我想是牧场；那些牛把草都啃得短短的。他仰望长空，喃喃念出两行诗：“Thesilverapplesofthemoon/Thegoldenapplesofthesun。”她回过头来看他，一脸妩媚的喜悦：“W。B。Yeats；TheSongofWanderingAengus。”“对。好东西。叶慈。写实，经济，感性，优美，神妙。正合我的爱尔兰情怀。”他说。她想起她教过她的美国学生念叶慈。她发现他用短短五个形容词就把叶慈的风格说全了。她有点怕：怕得到他；怕失掉他。月色里的叶慈吹起她心中一丝甜美的哀愁。都说《廊桥遗梦》是廉价的伤感；都说电脑世纪容不下离愁了；都说朱自清清华园的荷塘再也闻不到荷香，月色已经朦胧。真的吗？
第二辑 小序第49节 太懒·太笨·太俗
董衡巽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年轻人不懂事，总爱问一些很傻很傻的问题，比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先生不嫌其傻，似乎都说了他的答案。他说翻译谁最好，要分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董衡巽问：“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朱先生回答：“杨绛最好。”董衡巽后来有机缘向杨绛讨教，读杨绛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杨绛为了翻译《堂吉诃德》，一九五九年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六一年开译，七六年完成。这十六年间中国政局风云多变，文革期间她还受了那么大的苦难，成绩居然这样辉煌，实在值得大家含泪向她致敬。
前几天听北京朋友说，钱书先生还在病中，夫人杨绛天天忙着照顾钱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罗俞君去年编出《杨绛散文》，杨绛用一封致罗俞君的短简为“代后记”。那封信上说：“现在书仍重病，我心情不安，医院后勤工作也颇忙，我只愁身体不支，因为睡得少，吃得少，尽量不伏案动笔。”钱氏夫妇是中国当代知识界的瑰宝，年老多病，熟悉两老著述的人都会深深惦念他们。四月号《联合文学》有余光中先生一篇《论的的不休》，广征博引，畅谈时下文字不明简洁之道的弊端，是关心中文前途的人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余先生文中谈到钱书，说《谈艺录》和《管锥编》里引述西文往往用文言撮要意译，“非仅曲传原味，即译文本身亦可独立欣赏”。拜伦致情妇书说：“Everythingisthesame；butyouarenothere；andIstillam。Inseparationtheonewhogoesawaysufferslessthantheonewhostaysbehind。”钱先生的译文云：“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拜伦是十八、十九世纪间的人物，用这样典雅的文言译，当然更加显得意远情旧了。确是高手。听说钱先生上大学时曾经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或许是钱先生一时的戏言，却也痛快得很。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燕山夜话》里有一篇文章谈新诗，说“新的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似乎还难以解决”。新诗确实难写，写得好的也不多，可是有天分的人却继续在探索。明代王世贞说：“三百篇亡，而后有离骚；离骚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而后有新诗。旧诗写乡愁、写国思，吟的是“灵均作赋悲君国，岂独乡心入梦中”；艾青的新诗则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旧诗人眼看夜来秋雨打在豆棚瓜架上，往往谈狐说鬼；艾青不是这样：“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
艾青走完坎坷的一生了。诗人说话也像诗。他曾经对他的夫人高瑛说：“我来自泥土，死后重归泥土。”像他的《黎明前的通知》那样，艾青死于黎明前的四点多钟。他的幼子艾丹告诉记者说：“医生宣布抢救无效的消息，我从医院的窗口望去，发现天空正飘起小雨……”那是诗的语言，诉说着诗的小雨。曾经得过艾青文学奖的十一岁的小诗人淦今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来到艾青家的灵堂前献上挽诗：“不管何年何月何时，／我都会面对你，／哪怕是画像也好，／只要有你的形象存在，／我就会面对你。”在送别诗人的春雨之中，不押韵的诗也会散发出韵味。
十年前，耶鲁大学附近的一堵墙上出现一首不押韵的小诗：“麻州波士顿来的小玛丽／踩进足踝深的水里去／现在还押不出韵／且等潮水涨了再说。”（“LittleMaryfromBoston；Mass。／Steppedintowateruptoherankles／Itdoesntrhymenow／Butwaittillthetidecomesin。”）仿佛梦呓。仿佛佛偈。诗人都有一颗小孩的心，八十六岁的艾青也一样：你凭什么要这样折磨他？你凭什么要他天天洗那么多厕所？你凭什么要他为他的国家沉默？诗歌冷藏语言，防止语言腐烂（“Apoemisaformofrefrigerationthatstopslanguagegoingbad”）：艾青的沉默冷藏了人性，防止人性腐烂。
听那桨声，看那灯影
一天，楼道里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帮人拥进来了：“牛鬼蛇神们都站起来！”有人喝令：“谁是俞平伯？”苍老苍老的俞先生转身回应。“《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你是怎样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低不低头认罪？”俞先生耳背，说话支支吾吾。那些人把他推拉到屋外楼顶平台，按倒在地上，不断踢打折磨，最后非让俞先生承认是“反动权威”不可。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说得非常诚恳，完全出于虚心，他们却看成是顽固，一直把他折磨得匍匐在地。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权威。
他们真的是这样对待一位一辈子朴素用功的老学者。朱寨写俞平老的“书生气”，写到这里忍不住说：“谦虚原来不是随声附和，不是俯仰服从，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顽强。”俞先生“即使个人处于生死攸关的逆境，他对知识的崇敬追求之心也丝毫未懈。”刚被揪出来的那一天，俞平老也跟别人一样去打扫院子。可是他拿着扫帚不知道怎样使用，像追赶小鸡那样拿着扫帚追赶那些飘飞的树叶和纸片。
知识是罪恶。文字是罪状。所有的书籍都被查封了。语言文字成了那帮人的专利品。逻辑史专家沈有鼎有一次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大词家张伯驹向一个女红卫兵报到，她递一张表格要他填，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张伯驹说：“识一点儿。”在什么都不能阅读的时候，俞平伯只能默诵思考。坐在初冬一片薄冰的地上捏煤球的时候，俞先生一边团捏着煤，一边仰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他在背诵什么。
文革三十周年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生日，是中国文化的忌辰：不要为千千万万砸烂了的文化尊严烧香点烛，中国民航会错以为是飞机场的跑道。宁愿让岁月倒流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桨声灯影里的那个晚上，“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俞先生的朋友朱自清这样写。
第二辑 小序第50节 张佛老游园戏字
郁风大姐写《张佛千的文字游戏》，说文字游戏是中国人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对联字字对仗工整，音韵、意境、思想感情都丝丝扣在其中；还有可以倒着读的回文诗。她说，八十多岁的张佛老大半生曾在官场得意，也曾浪迹江湖，但却离不开舞文弄墨，老来写过上万副以熟人朋友名字嵌成的灌顶对联，有“联圣”之称。郁大姐九一年在香港碰到张佛老，八十四岁的人了，还穿一件大花衬衫，胸前配一排金光闪闪的钮扣，像个花花公子。张佛老当年跟郁大姐的叔叔郁达夫熟稔，都是诗酒风流人物，可见他辈分之高。
张佛老住在台北，八十年代初我就认识他，跟他通信。他为我做过几副灌顶对联，有一副他似乎最满意，求梁实秋先生替我写成精致的联幅：“董遇三余学乃博，桥松千尺龙其飞”，梁先生的下款盖了一个图章：“实秋八十以后作”。我年少读梁先生的《雅舍小品》，后来查他编的英华字典，诵他译的莎翁全集，太佩服他的中英文造诣了，至今还珍藏他写给我的一些信。梁先生的行书总是那么潇洒，规矩之中大见活脱，跟他的文章一样耐看。董遇是三国时魏人，常教学生利用“三余”时间读书，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冬日、深夜、雨天确宜读书，我都做到了，学问却依然没有寸进。张佛老分明在哄我。
文字游戏肯定有哄人的作用。学问原是修饰心灵、提升心智的法门——包括自己和别人的心灵和心智。十多年前启功先生从北京寄来一幅条幅给我，写的是“窥园圣学传繁露，纳履玄机获素书”，两句各藏“董”字和“桥”字。第一句典出《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有脾气，教授学生都落下帘帷讲课，老学生才见得到他，新学生不许见，只好找老学长间接请教，到一定年月才可面谈。董仲舒自己三年不窥视外头的园圃景色，专心治学，有点像老子说的不窥牖见天道。下一句自然是说张良见桥上老人的际遇。启先生的墨宝大江南北人人珍爱，学问凭这十四字小技就见其一端了。至于回文诗，书画大家溥心畬也拿手，他的学生江兆申先生给我录过一对心翁的作品：“云边月影沙边雁，水外天光山外村”，倒过来读也成句成联。老一辈人学中文讲究底子，作诗填词都是基本功；打油灌顶虽说是花园里的游戏，高下分明，骗不了人的。
“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
蔡思果先生是写散文、做翻译的前辈文人，向来谦虚得不得了。我认识蔡先生多年，却非深交，也没有机缘深谈，他的书我倒读了不少。蔡先生真用功，独立修成渊博的学问。我总觉得他实在不必那么谦虚。他文章里有许多亲身体验出来的观点，都很独到，却只说出三五分。我想他一定忍得好辛苦。
最近蔡先生出了一本《功夫在诗外》；书中有篇文章谈散文的恶性欧化，说VirginiaWoolf认为“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ThereisnoroomfortheimpuritiesofLiteratureinanessay。）蔡先生于是举了好多例子说明近代散文都有深受西方影响的痕迹，有的起了良性作用，有的起了恶性作用，他谈的是恶性的欧化。蔡先生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发现到处都用“一种”；他又看到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在台湾大学讲《语言问题》的纪录，竟也大用“一件”、“一门”、“一个”。蔡先生大感“惊异”。蔡先生文中引了这两位大师的原文和原话，病句确是不少。可是，蔡先生点到之后马上说：“我要赶紧声明，我对钱、赵两位大师，一向景仰佩服，这两部书的价值极高，我读了受益不浅。这种文字方面的小疵，不能掩书的大瑜。”蔡先生真是谦虚得近乎胆小；胆小得非常滑稽。大师又怎么样？教授又怎么样？真的不行为什么不能直说不行？蔡先生既然同意“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之说，他实在应该贯彻这个观点，应该藉这个观点证明钱穆和赵元任不够纯净的语文破坏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内涵。蔡先生笔下那句“这种文字方面的小疵”，似乎也不符合他反对文字欧化的主张；改成“这些文字小疵”当更佳。
王水照记钱书先生，说钱先生访美之后曾经写信告诉他一件趣事：访问团一行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中要员导观馆里的藏书库，傲然有得意之色，同行诸公也都啧啧惊叹，钱先生默不出声。馆中要员问钱先生觉得如何，钱先生忍俊不禁，对曰：“我也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那人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
钱先生真是智者快语。蔡先生偶尔也会不谦虚一下。他在《直译》里说：“‘账单上盖上账目已经偿付的记号’，中国人说‘付讫’，也有这样的戳记。‘已经偿付’不是人话。”这“不是人话”凶得多好。
第二辑 小序第51节 古道西风鞭瘦马
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匆匆一年，我惦念的不是新闻事业的崇高理想，不是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更不是报业减价战对报纸的盈利会有多少影响。我惦念的是还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我惦念的是球赛受伤的小马；我惦念的是把一生奉献给这一行的老兵，有的默默过世了，有的年迈退休了。我惦念的是不会炒楼、不会钻营、不会献媚、不会忘本的传媒中人，不是只会玩上市游戏不懂得笔墨规矩的文化侏儒。我不想再听到“报人操守”、“书生气节”变成了不是报人、不是书生的人高喊的口号。我只想听到平平实实、真真诚诚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声音。
“这一篇，不想高调的喊新闻自由，不想藉这件事，呼吁你们以后要支持《凸周》。我所关心的，只有天爷。”梁天伟出事之后，他的周刊创刊号的压卷之作，是徐少骅写的这一篇短文。这样真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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