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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肉做的-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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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不想高调的喊新闻自由，不想藉这件事，呼吁你们以后要支持《凸周》。我所关心的，只有天爷。”梁天伟出事之后，他的周刊创刊号的压卷之作，是徐少骅写的这一篇短文。这样真挚的文字，当今实在很少了。他说：“对不起，因为你出事当刻，我竟不在你的身旁，不能给你一点安慰，一点支持。”他说：“我是天爷一手提拔的，恩重如山，能与他捱这一刀的话，一定不会退缩，一定不会退缩。”天伟听到这样的声音，一定会觉得他那几刀都不是白挨的。读这篇短文，深深感到徐少骅是欲哭无泪了。“请读者原谅我，这样的一篇文章，对你们来说，或许没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新闻自由不容侵犯之类的口号，没有《凸周》一定会办得更出色的承诺。因为，这一刻，我的心中只有天爷。”他说他们这一班后辈都称天伟为天爷；“当他快要陷入昏迷之前，他说的竟是：‘多谢你们照顾我。’”
新闻界有很多很多徐少骅这样的年轻人：“眼见得路迢迢，芒鞋邋遢，抵多少古道西风鞭瘦马。”不要辜负这些勇敢纯真的心灵。但愿梁天伟平安复元；但愿这些年轻新闻工作者也永远平安。前不久我跟一位退休了的老报人叙旧，谈到几位退休之后过着清淡生活的老编辑、老记者，他们都在一家报馆里工作了好几十年，如今岁月寂寞，往事依稀。听说他们谈起大半辈子的报馆生涯，只能感叹说：“不敢回忆，不能忘记。”我看到那位老报人脸上绽开笑容，眼中闪着泪光。
画完最后一笔文人画
溥心畬谢世，周弃子写《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说文人画通常指画功平平而贵其书卷气的画，其实不然；文人画的作者必须书读得多又读得通，画又确能显示高度的功力水准。他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畬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画完了。我不很同意周弃子的观点。溥先生死了，还有他的学生江兆申先生。江先生是我很投契的朋友，更是我很尊敬的前辈；他的画，他的诗，他的字，都显露出他渊博的学问，也散发出他真诚的为人。早就知道晚春初夏之间他会到沈阳去，却不知道这最后一笔文人画竟在沈阳画完。
十几年前金耀基兄任新亚书院院长，请了江先生来港讲学；是耀基兄介绍我和江先生认识的。当时他似乎已经当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我们通了很多信；我很喜观他的诗，他的联语，他的画，他给我写了好多幅。有一天，江先生寄了一张新作给我，信上说：“窗间得雨景一小幅，着墨亦不多，悬之高斋，或兴旧雨之思耳。”江先生写的信像诗话，像小品，像明清笔记，我几乎全背得出来，背多了就学会写书卷气的信了。去年他的学生李义弘和侯吉谅过港，我请他们到一家杭州馆子吃清蒸甲鱼；甲鱼是杭州空运来的。过了不久，江先生来信云：“飞来鳖之佳，李义弘已手比口喻，唾沫横飞久矣，昧昧吾思之。”旁边再加一行小字说：“前人应试文误作妹妹吾思之，考官因批：哥哥你错了。”“昧昧”是想念深切貌，语出《书·秦誓》：“昧昧我思之。”到了年底，江先生夫妇果然从上海路过香港回台湾，尝了飞来鳖，在陆羽品茗，还要我带他逛古玩铺买古印。十几年前我带他去过，只选到三五枚；这回运气好，铺子里刚收得一大盒古铜印，有百多枚。江先生满心欢喜，买了七十几枚，说是回去还要逐枚洗刷挑剔，足够玩上几个月了。岂料回到台北，他又“昧昧我思之”，电话嘱我把检剩的那半盒古印全买下来。我赶紧给他办了这件大事。
江先生给我的信，经常穿插收藏古玩字画的片段，像《春游琐谈》那么好看。有一封信上说：“旧得翁叔平大书虎字，上有生辰印为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款书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写，是此老六十岁所作，款印与书合成九虎。因兄谈及挂字画可以转运，寒斋亦有此吉祥物，当奇货可居矣，一笑。”昨夜泪眼翻读手迹，竟对着他的信脱口说：“江公，你怎么忘了带着这件吉祥物到沈阳去？”……
“列宁是唱什么的？”
唐振常先生写《文化人无文化》，说夏衍老人谈作家的修养，认为鲁迅、郭沫若一代比夏公一代强多了，夏公这一代又强于下一代。文化修养恐怕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唐先生说，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有一幕见熊赐履为康熙讲书，手上拿的一本线装书，书题竟是《程朱理学》四个字。程朱理学是对宋代理学的笼统称谓，从宋代至清代到现在，根本没有一本著作是叫《程朱理学》的。唐先生还说，剧中演员读别字错字也不少，“官吏之贤否”、“虚与委蛇”的“否”与“蛇”都就本音读。唐先生慨叹演员连气质都不如上一代了：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程、荀、尚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等于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也是艺林佳话。
我不懂京戏，却爱听，觉得戏词都是上佳的文字。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这四位学生的艺术特征有所概括，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汪曾祺先生说，解放初期曾经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上课认字。当时全国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徐城北记汪先生讲的这些梨园新笑话，认为“古朴、浑然”。汪先生的笑话果然都流露出他深厚的文化修养。
有学问的人文化修养与气质未必高妙；有文化修养与气质的人可能没有太大的学问。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文化气质高雅者不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不得轻易流露爱欲（passion），维多利亚女王于是叮咛出嫁的女儿床笫之间要“心怀英国”（“thinkofEngland”）。语虽滑稽，却见文化。有大学问而又有文化修养与气质，当然最理想了。钱书先生到日本东京大学即兴讲演，引S。T。Coleridge的话，说“各位有knowledgeofmyignorance，而我只有ignoranceofyour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钱先生这是在耍文字游戏，是故意露点文化修养的假谦虚，难怪录出这篇演词的王水照说，钱先生这番话“亦庄亦谐，而又有一股英迈凌厉之势”。钱先生的文章写什么像什么。或问：钱书是唱什么的？答曰：什么都会唱。
第二辑 小序第52节 抚想当年鬓香钗影
上海的陆灏在北京买到一部《高凤翰砚史》，托施康强先生带来给我。施先生参加中文大学的翻译会议，来去匆匆，只好把书留给金圣华等我去拿。我们通了一两次电话。那几天施先生忙着开会，我也一时分不了身，错过了去拜访他的机会，实在失礼，深感歉疚。我早就拜读过施先生的《都市的茶客》，格外喜欢书中《奏淮河里的船》那几篇文章。施先生的《媚香楼记》是这样开笔的：“明末乱世，秦淮河上却是说不尽的风流繁华。旧院名妓，个个色艺双绝，相与的又都是一帮意气风发的贵公子，正所谓‘家家夫婿是东林’。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那个时代那阶层的特殊情形，后人不必苛责前贤。明亡后，名士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我们只能从余怀的《板桥杂记》抚想当年的鬓香钗影、红巾翠袖。”
这样漂亮的文章，读来舒服得很，更证明白话文一白如水，根本无从寻味，非用文言气势淡淡渲染一下不可。文言者，未必是《前汉书》、《后汉书》那样的古文，明清一些好东西，一生消受不尽了。余怀的《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版本甚好，袖珍小本，连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在内，总共才六十五页，当年秦淮河上多少明灯青丝翠袖红唇的故事都在里头。书中有一段说艳妓寇白门为保国公朱国弼购之，后来京师沦陷，保国公生降，白门以千金给他赎身，匹马短衣，从一婢而归，归为女侠，筑园亭，日与文人往还。到了美人迟暮，一度跟过扬州某孝廉，不得志，又回金陵。余怀说：“老矣，犹日与诸年少伍。卧病时，召所欢韩生来，绸缪悲泣，欲留之同寝。韩生以他故辞，执手不忍别。至夜，闻韩生在婢房笑语，奋身起唤婢，自数十，咄咄骂韩生负心禽兽，行欲啮其肉。病甚剧，医药罔效，遂死。”余怀简直是用司马迁那样经济的文笔写人写情，生动极了。一八八一年英国小报People专派记者去挖丑闻，不惜假扮嫖客去跟妓女淫媒打交道套消息，稿子收尾例必来一句“本报记者借故抽身”（“ourreportermadeanexcuseandleft”），成了名句。余怀不是记者，不必借故抽身。施康强先生的文章仿佛带着余怀重临秦淮河指点屐痕，谈吐一旧一新，都可诵。
“随便她唱吧！”
《堪隐斋随笔》里说，从前豪门公子、风流名士听北方的大鼓书，都狂捧鼓姬歌姬，争相花钱点曲，一连点上一两打，以示阔气。这些客人通常都会怜香惜玉，生怕累坏美人，只说：“随便她唱吧！”前台于是高声喊道：“有题目！某某某随便唱一段！”这一声“随便唱一段”，往往苦了美人，跟琴师商量半天也决定不了唱什么。花钱的大爷要是讲明要大西厢、要打花鼓，前台高喊“有题目”之后就说某某某唱一段什么，美人们移步出来，响弦就唱，反而省事。谢兴尧先生因此说，写文章的人也跟歌姬有同感，不是文章难写，而是题目难找，无怪乎老辈文人写诗想不出题目往往以《无题》、《咏史》冠之矣。
琼瑶写小说，题目总爱从古诗词里挑浪漫的句子，《烟雨》、《庭院深深》、《一帘幽梦》，十足深闺情怀，弄得她的《窗外》一出，李敖为文讥之曰：“没有窗，哪有窗外？”其实题目最紧要是引人入胜，想看内容。琼瑶小说赢得那么多读者，证明她从书名到内容刻意营造的情致是有市场的。海明威很喜欢他的小说ForWhomtheBellTolls（《钟为谁敲》）这个书名，写信跟朋友说，这个书名独具题目应有之魅力（“Ithinkithasthemagicthatatitlehastohave”），只可惜bell一字的现代含义牵涉电话。“钟为谁敲”典出十七世纪文豪JohnDonne之名句，开句点明“人人都非孤岛”（“NomanisanIsland”），说世界大同，人类一体；别人一死，我也受损；丧钟一敲，即为我敲。（“Andthereforeneversendtoknowforwhomthebelltolls；ittollsforthee。”）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跟海明威一样，书名力求奇特；他的小说TheMoonandSixpence（《月亮与六便士》）影射法国印象派画家高庚生平。这个书名很别致，原来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篇论毛姆《人性枷锁》书评中的一句话套出来的；那句话说书中主角难逃年轻人通病，一心将心向明月，不知脚下躺着六便士。（“Likesomanyyoungmen。。。sobusyyearningforthemoonthatbeneversawthesixpenceathisfeet。”）
会出题目让人去做文章固然高明；会给自己或别人的文章和书起个好题目好书名也是大学问。希特勒的名著《我的奋斗》（MeinKampf）是一位编者想出来的书名，希特勒原来的书名是《四年半里反谎言、反愚蠢、反懦弱之斗争》。
第二辑 小序第53节 会讲英语的人被强奸？
我在《“列宁是唱什么的？”》一文中提到钱书引S。T。Coleridge的话，说“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友人的友人看了托友人问我知不知道Coleridge此语原文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当时我查过手头杂书，只查出Coleridge在BiographiaLiteraria中有一句话说：识破作者无知之前，姑且当自己不知其所知。（“Untilyouunderstandawritersignorance；presumeyourselfignorantofhisunderstanding。”）这句话真是见道之语，似比钱先生所引那句更堪寻味。年事越大，经历越多，猎涉越广，自然越不敢自以为是；于语言文字一道尤其如此。最近一名不谙水性之十三岁小童在一处水潭戏水遇溺，报上说他“送院后需转入深切治疗部，情况恶劣（veryill）。”有人看了问我说，此间医院区分病人病情，说“恶劣”当用poor一字，怎么突然冒出个veryill来？我觉得记者照医院界定的病情形容病人状况是正确的；此处中文用“恶劣”，附加英文veryill，必有因由，很可能是医生认为病情比poor严重，却不到critical的地步，记者加两个英文字并不为过；“情况”与“恶劣”之间加个“非常”就更清楚了。这位记者肯定并非无知，读者不知其所知耳。
一九六〇年，刚独立的比利时前殖民地刚果烽火连天，千百名比利时平民挤在机场等飞机来把他们疏散到安全的地区去。一位英国广播电台的电视部记者带着一队摄影队在人群中大声高叫：“这儿有没有会讲英语的人被强奸？”（“HasanyoneherebeenrapedandspeaksEnglish？”）闻者都觉得这位记者凉薄无情；不会讲英语的被强奸就他妈的不要紧了？女人明明被强奸了你他妈的还要她出来当众认了？其实他是在执行记者的工作，要报道乱局中蹂躏无辜的消息，还要找些会说英语的受害者现场讲述惨情。EdwardBehr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HasAnyoneHereBeenRapedandSpeaksEnglish？
人皆为己。口头骂骂别人凉薄无知并不难，置身处地替别人想想就不容易了。有个病人后颈风湿痛去看医生。他对医生说：我的风湿痛在我后颈，真是痛错了地方了。医生说：你倒说来听听，不痛在你后颈该痛在什么部位才不算痛错了地方？病人不假思索，马上答道：痛在你阁下的后颈不就对了吗？！
夜行者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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