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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肉做的-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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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意遣词确有寒酸鄙俗之一路。《青箱杂记》说：“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缛。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此中当可见出品味高低。坊间通俗报章上的肉欲小说其实连金玉锦绣的俗气都够不到，只剩一副色中乞儿相。要肃清的，是这样脏兮兮的笔。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0节 “Thatstoogood！”
有三朝元老大门楹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以此讥讽清初的贰臣。上联漏了“八”，是忘八；下联缺了“耻”，是无耻。骂人骂到此等地步，实在甚绝。宦海政坛乌烟瘴气，骂人的真多，挨骂的也不少，要看的是骂得有学问还是骂得没有学问。JohnWilkes是当年坚决反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政客，大敢抱持自由主义原则浮沉政海，私生活放荡不羁，风流出名。有一次，他的政敌跟他激辩，气得咬牙切齿，终于忍不住说：“先生，我预测你不是死于绞刑架上，就是死于梅毒花柳。”Wilkes闻言慢条斯理回答说：“亲爱的先生，我死于前者还是后者，那完全要看我抱的是你的信念还是你的情妇。”（“Whichitwillbe；mydearsir；willdependentirelyonwhetherIembraceyourprinciplesoryourmistress。”）京剧《打渔杀家》里萧恩三招两式就打得教师爷跪在地下磕头，有一段“摇板”唱的是：“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大战场，小战场，会过许多。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尔好比看家犬一群一窝，你本是奴下奴，敢来欺我？”萧恩当年金戈铁马出入沙场，交手的尽是英雄好汉；如今虽说落魄了，决计不把教师爷这种狗腿子放在眼里。古来英雄爱说当年勇，受人欺负总是忍不住缅怀昔日风光。这样的做法十之八九不甚管用，幸好萧恩拳头还亮得出来，先把那个奴下奴打倒在地才骂人。《红楼梦》里的焦大酒后骂主子一家“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虽是痛快，毕竟扭转不了自家的命运。知识分子愤世嫉俗，多有焦大的满腔激情，却没有萧恩的拳脚本事，对剑侠小说不免格外喜爱；刀枪之外要有柔情的渲染，则加倍神往了。京戏名演员盖叫天擅演武松，田汉送他一首诗说：“争看江南活武松，须眉如雪气犹龙，鸳鸯楼上横刀立，不许人间有大虫”，写尽他演活了武二的威风气概和豪侠心肠。
人间向来如戏台，忠奸角色都有。政治舞台上尤其五彩缤纷，什么样子的表演都值得看。听说当年张伯扬演《武十回》，先唱老不正经的张大户狎戏丫环潘金莲，把她配给五短身材的武大郎，“要问这武大郎是什么样，我下场他准上场……”悠然下场。再上场的竟是个一米七五的马三立，观众大笑！临近九七，公务员走本地化路线，快上任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刘嘉敏日前招待记者，居然满口只说英语，反而首席助理政务司麦敬时这位洋人用粤语说开场白。这正应了刘专员答应接受电台英语访问时说的一句话：Thatstoogood。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
“急锣紧鼓声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的大踏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见：‘有酒不知天地小，任他肉眼看英豪’，台下采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这是查先生以林欢笔名写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评《除三害》一文的开笔第一段。书是一九五六年长城画报社出版发行的，订价一元四角。这本小册子的“后记”说，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成为香港艺术史上一件空前未有的轰动大事，这些谈歌舞、京剧的杂文，正是作者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急就之作，目的是向海外观众们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书中的电影部分则写于五四到五六年之间，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所以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查先生当时还没有创办自己的报纸，大概还在主编《长城画报》，兼编左派报纸，写些电影剧本，这些短文只能算是业余之作，“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
查先生写的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当今香港报纸的社论大都沉闷，说穿了是主笔阅历不深，读书不博，文笔不行。评《除三害》一文开头写的一段，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交代《狮子楼》的故事，从西门庆串通王婆勾引潘金莲害死武大郎，一直讲到武松杀嫂杀奸夫；那是学术。只让潘金莲外穿孝服露出里面的红衣以点出奸情；那是学问。
林欢评《狮子楼》有这样一段话：“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的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的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天下写文章的人须谙“外白内红”的笔法；写政论的人更须懂得识破潘金莲孝服底下有红裳。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1节 过一个文化的夏季
星期天的英文报纸细数本地名流过暑假的计划：曾荫权会到伦敦去探望小孩、看书；陈方安生到伦敦去看书、买东西；杨孝华到牛津去探望孩子，到伦敦玩；周梁淑怡到马来西亚，到伦敦；彭定康到法国西南部打网球，还要看书、种花。端午一过，香港暑气扰人心绪，要盼好几个月才盼到秋凉时节。英国的夏天却又短又甜，每一个英国人都有一段难忘的仲夏夜之梦。GeorgeOrwell格外怀念布尔战争前的英国：一年到头是夏季。（“Beforethewar；andespeciallybeforetheBoerWar；itwassummeralltheyearround。”）英国天气变幻莫测，太阳真是黄金那么贵重的礼物。记得一九七五年伦敦飘起六月雪，板球比赛都取消了。翌年夏天，气温升到华氏一百一十度，温布尔顿的网球赛有四百名观众中暑晕倒。虽然是这样冷暖无常的暑期，英国人还是迷恋夏天，一年之中的缤纷盛事都排在六月到八月之间，有的时候碰上迷的季风季雨，有的时候邂逅明媚的夏日骄阳。英国人一辈子在回忆夏天、盼望夏天：耀眼的热浪，鲜红的草莓，洁白的奶油，翠绿的树荫。“夏天的下午”，HenryJames说，那是英文里最漂亮的一串字。（“Summerafternoonsummerafternoon；tomethosehavealwaysbeenthemostbeautifulwordsintheEnglishlanguage。”）星期天下午（Sundayafternoon）也是非常“英国”的时光。AlanBennett在FortyYearsOn里说，星期天下午是洗汽车的下午、罐头蜜桃的下午、三花淡奶的下午。一些工人阶级星期天下午把孩子都送到星期天学堂去，为的是躲在家里静静传宗接代多生几个。接着是时代变了，社会渐渐富裕了。星期天可以读到全世界最好的星期天报纸。星期天还可以吃牛扒、吃约克郡布丁、喝啤酒、看闲书。这是英国夏季里的星期天：文化的夏季里的文化的星期天。AldousHuxley一九三九年写的一部小说就叫AfterManyASummer：夏去夏来。小说说美国一位富翁追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出钱支助科学界研究长寿秘诀，结果竟在英国发现十八世纪一位贵族的日记，说是生吃鲤鱼（carp）的内脏可以长寿，这位贵族从十八世纪活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还不死。可是，想活几百年的人必须付出代价：变成人猿。富翁觉得人猿性生活非常愉快，变成人猿也不错：“Theyseemtobehavingaprettygoodtime”。小说的书名于是套了田尼森的诗句“夏去夏来天鹅死”。（“aftermanyasummerdiestheswan。”）
善待母语，维系尊严
台湾的何凡先生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已近一个世纪，利用白话文传授现代的声光电化之学，国家因此步上现代化之路，功劳极大。但是现代台湾学童爱看漫画和电视，再加上电玩、KTV等消磨宝贵光阴，以致疏离国文，厌弃写作，未免得不偿失。他还说：笔下能通畅的表达情意是国民应有的基本能力之一，台湾的教育普及已是世界第一流，但是国民写作能力却日见衰退，如果不能从小扎根，怎么能培植成文化之树。这是台湾今日应当力谋改善的一个课题。
北京的《光明日报》载文呼吁善待母语，说是传媒广告中故意践踏母语的现象姑且不说；去年秋季，某大学对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生进行语文水平测试，测试以中学语文及高考语文试题为基础，难度不算高，但结果总平均分为六十三点九分，七十五分以上者仅占百分之一点八，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平均得分都不及格。文章还说：我们有些人怠慢、冷落母语而热衷于外语由来已久，中学阶段外语与母语教育平起平坐；到了高校则不开《大学语文》之类的课程，外语倒不断强化。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基本上是没有母语市场了，考研、出国都只顾外语了。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陈瑞瑞研究公众对中文错别字态度及容忍程度，分析香港学生错别字的情况。她的研究显示大一学生错别字为每一千字有五点六个；预科生有五个，中三学生有六点七个；小四学生有十二点四个。社会人士平均可以接受的错别字数量是初中程度为一千字中有十一点三个；高中程度为六点六个；大学程度则三点五个。
何凡先生对自己国家语文的敬重之情教人感动；那等于英国人认定英文是英国最伟大的国宝。（“ourgreatestsinglenationalasset。”）这是国民尊严的基石。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台湾国民的普遍写作能力并不太弱；台湾书报杂志的表达情意的基本能力一般都算达到“通畅”的水平，甚至文笔可观的为数实在也不少。大陆上的有心人不断呼吁汉语规范的问题，无奈各种政治运动困扰民心；经济一旦起飞，崇洋意识油然而生，菲薄母语的现象难免也应运而起了。香港的中文问题与殖民地历史分不开；错别字的情况固然值得注意，何凡先生所谓培植中国文化之树的意识似也不容忽视。
到外国去读几本书吧
武汉的朋友送我一本湖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中国近代十大怪杰》，作者是马克锋。“十大怪杰”者，是辜鸿铭、苏曼殊、李叔同、章太炎、林琴南、叶德辉、黄侃、王湘绮、黄人和刘师培。书中还有“附录”，写吴稚晖、陈寅恪和张之洞。近日刚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关于陈寅恪的故事很感兴趣，于是先看了附录中的《教授之教授》。陈先生一九二一年离开美国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之际，正值国内时局动荡，江西教育厅官费时停时寄，没有保证，生活极为艰苦。当时在德国留学的还有毛子水、傅斯年和俞大维等人。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到柏林，陈先生和俞大维请他们去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人把赵先生夫妇送到戏院门口就要走了，赵元任问：你们不看吗？俞大维笑笑；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了。”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心里又感激又难过。
人生有机缘到外国的大学去念几年书最有意思；穷得过着吃马铃薯的日子也值得。要念书，每天抛开所有杂事专心躲在图书馆里念七八个钟头的书，三五年下来必然开窍：看穿自己肚子里多么单薄。从此，看书的收获才慢慢大起来，读三四页书得到的启示会比过去看完整本书要大得多得多。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先生的时候，校长就因为陈先生没有学位、没有著作而觉得“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又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崇和赞赏，清华最后才聘陈先生任导师。陈寅恪后来所写的著作果然都精绝得惊人。
学术界“学位势利”成风，中外皆然，甚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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