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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3-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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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开出事业一片天（1）
1937年春天，年仅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1938年1月，熊式辉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
蒋经国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营造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做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1939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第，才获释放。刘己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1939年6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30，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陈风陋习。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入群众”，不摆官架子。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更是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侍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无影无踪，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毛宁邵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6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
蒋经国一到赣州，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赣州的大部分情况。
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蒋经国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
为整饬贪污，蒋经国在赣南办了三件比较著名的大案：一是1940年，在赣县枪毙了敌（日）货检查队长任锡章；二是1944年夏天，枪毙了贪赃枉法的大庾县池江乡长黄某某；三是在他的建议下，江西省政府将大庾县长廖声涛撤职，因廖声涛在上一任崇义县长任内贪污不法。
蒋经国在赣南的大力改革，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但是那些富豪劣绅却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密告蒋经国在赣南“搞赤化”。为此，蒋经国1940年4月1日特在《正气日报》发表了一篇“是非辩”专文，列举查禁后社会经济秩序得到改善及百姓所得实惠的事实，对造谣者给予批驳，最后结论是：“是非自有公论”，要当地人民来评理。
事实上，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1940年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开出事业一片天（2）
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蒋经国还在赣州赤殊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洪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肆宣传的“赤殊岭精神”。
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5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1943年7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大力宣传“赤殊岭精神”和“虎岗精神”的期间，“训练班”和“青年营”也红火起来，甚至被人称为赣南的“黄埔”和“抗大”。那句曾经赫赫有名的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被蒋经国书于青年营的门口，引来了无数人围观，也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1）
赣南的日子是蒋经国一生中比较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段日子，他开始适应蒋介石的要求，为自己在政坛的发展打下基础。还是在这段时期，他失去了他最敬爱的母亲，也收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6架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溪口镇。敌机轰炸的目标很明显，是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蒋家当场遇难的有担任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6人，另有多人受伤。
敌机远遁、硝烟散尽后，出逃在外的人们先后回来了，惟独不见毛福梅。人们四处寻找无着，正焦急之际，恰值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竖心等由县城赶来，发现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于是，就雇了20个民工，点起灯火挖掘。其中果有尸体。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可怜的毛氏！
据账房唐瑞福说：“十一月初二，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毛太君从丰镐房后门逃出，已经逃过弄口。大概想到房间没有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再走出弄口，适逢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围墙，屋毁墙倒，太君被压在下面，当时大家不知道。日机去后，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迹。初三下午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见到墙壁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才发现太君尸体……”母亲的去世给蒋经国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泪如泉涌，令人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了“显妣毛太君之墓”，蒋经国还在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勒石立碑。
此时的蒋经国，虽然悲痛于母亲的去世，但因为有了红颜知己章亚若的陪伴，似乎这悲痛也没有那么深切了。
章亚若祖籍浙江，其父共有11个儿女，亚若排行第三。原名章懋李，1913年出生，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人。从小，其天资和才干在亲戚邻里的孩童中格外突出。尽管很早就与表哥唐英刚热热闹闹地入洞房，但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
20世纪30年代，懋李用章亚若的新名字被聘为江西省高等法院文书，正当章亚若在省高等法院工作得心应手，深得上司赏识时，其夫唐英刚因一次乘船时不慎落水引发急性肺炎而逝，章亚若成了年轻漂亮的寡妇，时值1936年。
随着南昌落入日寇之手，亚若随流亡的人群来到赣州，不久被录聘为赣州专署图书资料室管理员，由于工作出色，被赣州专员蒋经国调到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任书记，不久进入赣州赤殊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充分显示出她的多方面才能，并被推荐为蒋经国在青干班的助手。
青干班毕业后，章亚若被蒋经国安排到专署秘书室任书记（文书）。实际做助理秘书的工作，不久兼任专署“民众询问处”负责人，又常以专署书记和《青年报》记者名义，随蒋专员外出抓赌、禁鸦片或巡视各县，并写成相关报道、文章以“章频”或“懋李”的笔名在《青年报》发表，有时还配上章亚若绘的水墨画同时发表。
就在这段时期，二人因为工作的频繁接触，再加上性格接近，有共同语言，二人开始了一场暗中进行的爱情，为了遮人耳目，两人互相商定情名：慧凤（蒋经国）、懋云（章亚若）。
但在开始的时候，章亚若对蒋经国的感情是矛盾复杂的，毕竟对方的身份特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经有了妻室儿女。据说，章亚若在赤殊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至此可知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发生了感情。
那段时期对蒋经国而言是甜蜜难忘的。虽然辛苦，但内有红袖软语相伴，外可大展鸿图，所以自是少年意气风发，从某种意义上，赣南新政和蒋经国是互相成就的。因为有了蒋经国，才有了赣南的新面貌，但也正是因为赣南，蒋经国才得以在政坛一试拳脚，也正因为来到了赣南，蒋经国才结识了章亚若。
当蒋经国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据说，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外人无法确切得知。
但很多资料表明，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的，蒋经国的确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有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蒋经国虽然未公开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他当时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一家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蒋经国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坐在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以女主人的姿态殷勤地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二人毫不避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表明身份的意思，而这时章亚若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那天的晚宴，是由蒋经国出面为章亚若饯行。蒋经国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的。当时，刚在政界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已经有些流言对他攻击。为掩人耳目，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作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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