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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3-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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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黄金后来在台湾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蒋经国自己也承认：“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话说：‘无粮不聚兵，’如果粮饷缺乏，军队给予就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为“接班”时刻准备着（1）（图）
一位“总统”父亲与一位“总统”儿子，一个专制，一个民主。
1950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蒋经国也不负父望，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 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精英。而蒋经国对“救国团”亦很重视，在1973年才卸下主任一职。期间他被称作“青年的导师”，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1952年11月，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重新塑造了台湾的意识形态。 但尽管蒋经国表现强势，但是在其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那就是宋美龄。蒋介石虽早已决定交棒给蒋经国，但宋美龄与蒋经国的斗争中，蒋经国不一定占上风，而大家长蒋介石也不时要让宋美龄三分。在国民党党务改造中，宋美龄更是硬把蒋介石的决定逆转。 1953年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党务改造。隔年进行“中央”委员党籍总检查，蒋介石指示要开除始终未归的“中委”，结果党部签报上来孔祥熙、宋子文等13人。当下属把公文送交蒋介石核定，结果第二天宋美龄就召见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对孔、宋将被除名表达极度不满。隔天，周宏涛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大老板要他以后不要把尚未决定之事告知宋美龄。之后，蒋介石又问周宏涛，蒋经国是否为中央检查小组的成员？事实上蒋经国并未列名其间。据周宏涛此后的推论，蒋介石这样问，是宋美龄疑心开除孔宋是蒋经国的主意。最后，蒋介石把他原本已核定的开除案收回，改为“如无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补发新党证”，保住了孔宋的党籍。 1950～1960 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 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吴国桢”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其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超越宋美龄。 蒋介石为什么传位给蒋经国而不是宋美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在蒋介石这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建独裁者来说，父系权力传承当然是在男性世界进行的。无论宋美龄有多么能干，她也不是自己人。而对于后者而言，其实与蒋经国之间的争斗也可理解，因为她无所自处，所以需要通过对孔宋娘家的支持和扶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也许这对宋美龄这位才能出众却身陷于传统豪门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并不十分公允。两种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理念，但宋美龄希望的这个天下，孔宋家能与蒋家共同分享，而不是由非她所出的蒋经国独自享用。 但是，台湾岛内却有一股声音在反对“家天下”、“传位与子”的封建专制做法，“雷震案件”的发生就是这些反对声音最强有力的发言。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中，他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与蒋私下会晤中，胡又说出他另一面的看法。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７点见他，８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为“接班”时刻准备着（2）（图）
胡适所言并非只是“忠谏”，实际上也是很多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路，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等。一些人不仅诚心诚意，而且身体力行，雷震就是其中少数留在台湾还依然坚持这种信念的人。 雷震，1897年6月25日出生，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学成归国。雷震先后在国民党及政府中担任要职：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后任全国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从以上政治履历中不难看出，雷震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和重用。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进行改造，雷震曾深入参与各项筹划工作，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改造以收揽人心。他邀请了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由初期的宣扬反共慢慢变成鼓吹多党政治，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作者，言词日益犀利，成为言论自由的重镇。1951年，雷震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报告，主张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雷震与胡适等人的思维一致，他们相信国民党在台湾转危为安的惟一可行之道就是记取在大陆专权的失败，彻底开放言论自由，实施多党民主政治，不过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正是因为太民主太自由了，让这些乌鸦嘴信口雌黄，破坏党和领袖的威信，导致人心涣散，让共产党有机可乘。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蒋故做姿态，透过政府管道表示：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虽对蒋有所褒扬，但其“进言”也尖锐如刀。雷震的那篇《寿总统蒋公》社论的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 尽管由军方及国民党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对“祝寿专号”进行了“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由，大肆攻击《自由中国》半月刊。但这反而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强烈的抗争意志。到了1959～1960年间，国民党准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想以此否定“宪法”中第四十七条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款，让蒋介石三连任。雷震闻讯后，在殷海光的建议下，召开《自由中国》编委会全体会议，决定以护“宪”为名，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此后雷震组建新党，出任发言人，还将其纲领刊登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1960年９月４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罪名是“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尽管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罗织罪名，但政治似乎就是如此。10月8日，雷震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国》遭到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 对蒋氏父子来说，谁要对其专权说个“不”字，等待他的便是吴国桢、雷震的下场。这一时期，大批的中共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处决，左翼青年被送到绿岛再教育，社会上充满着政治肃杀的气氛，政治犯妻离子散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蒋介石的很多恐怖政策都通过蒋经国实施，蒋经国成为岛内最令人惊恐的名字之一。 这一时期，蒋氏父子对台湾的统治日益严密。败逃到台湾岛后，蒋介石经过多次整肃，不仅逐一排除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而且还通过整顿军队，彻底解决了在大陆时期令他头痛不已的所谓“杂牌军”，使整个台湾岛的军队都变成其嫡系部队。过去国民党内和军队里派系林立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国民党变成了“蒋家党”，军队变成了“蒋家军”。除此之外，蒋经国还掌握、控制着台湾的警察、宪兵和情报特务机构。可以说，台湾岛成为蒋氏父子的一统天下。 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后，顺着蒋生前为他安排的道路逐步执掌起台湾的军政大权。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在一片“蒋‘总统’万岁”声中，蒋介石开始试着让儿子蒋经国“主政”。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家国天下梦（1）（图）
蒋经国喜欢热闹，同时他也担心妻子一个人过于孤单，总是和朋友相聚。然而当他位高权重之时，这样欢快的场面却只有在回忆中了。 蒋介石的去世，标志着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本来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总统死后由副总统接替，因此，谁来担任这个副总统就大有文章了。 1966年，蒋介石选择严家淦出任副总统。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缺乏主见，是有名的好好先生，并且深谙政治艺术，选择这种人配合自己的专制统治，最合适不过了。于是严家淦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9年，行政院改组，严家淦提名蒋经国升任副院长。1972年5月，蒋介石、严家淦连任“总统”和副“总统”。严非常知趣，到任5天后，即提出自己不再兼任“行政院”长一职，提名蒋经国出任。6月1日，蒋经国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到蒋介石去世时，蒋经国已掌握国民党实权，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按照蒋氏父子的愿望向前发展。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的那一天，蒋经国充分表现了其令人感动的孝心。他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典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3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对父亲长期以来对其殷殷期盼之情的感谢和感动。 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天，1975年4月6日，严家淦继任“总统”。28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修改党章，蒋介石当过的总裁一职备而不用，另设“主席”，蒋经国顺利当选国民党主席，仍兼“行政院长”。这样，蒋经国已掌握台湾当局的党、政实权，严家淦虽然仍是台湾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只是等待这一届任期期满后，将“总统”职位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 石玉在《蒋经国在台三十年》所记的一个小事，颇能形象地说明这一时期的严、蒋关系：“有一天，蒋经国有一件事要亲自去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的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去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电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一句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完全出人意料了：“‘总统’说他出去后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家国天下梦（2）（图）
蒋介石在世时，蒋经国无论出现在哪里，只要有父亲在，他都只能在一旁默默观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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