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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自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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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迪吧，所以有一个很小的舞池。有的时候，会有人用磁带播放慢速音乐。我只会和着慢速音乐跳舞。我和她一起翩翩起舞，两人靠得很近，我只会跳这种舞。没有人上楼来打扰我们，整个屋子完全属于我们。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双明眸之下，我们尽情得跳舞。晚上回去后，一想到明天和后天都可以看到她，心里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
星期六上午，我和她一起赶到华盛顿纪念碑前。我们俩一个拿着采访用的专业高频录音机，一个拿着大麦克风，加入到游行队伍。早在１２月底，竞选结束后，轰炸开始前，民主学生协会就要求在４月１７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内部曾有争论，游行活动是应该关注越南问题还是国内问题。在当时看来，战争问题似乎已经彻底解决了。选民用压倒性的多数票，抛弃了戈德华特扩大战争的主张。当示威组织者决定关注战争时，他们认为并不会有太多人参与。但是２月，美国开始了轰炸行动，民主学生协会认为，参加游行的人数一定比预计的多，应该有5000或10000人。３月底，海军陆战队登陆舰港。４月中旬的周六早晨，华盛顿纪念碑前竟然有２万５千人参加集会。
游行当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樱花灿烂，反战的大旗迎风招展，我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向白宫进发。我们参与了整个游行，周围有很多摄像机。我拿着帕特里夏的录音机，提心吊胆，生怕哪位五角大楼的同事在电视直播中认出我。要是在电视画面中被认出来，我真不知该做何解释。
我们步行通过拉斐特公园，许多人高呼反战的口号。我拿着录音机，没有喊任何口号，帕特里夏把麦克风高高举起，捕捉众人高呼的口号。我们和帕特里夏的两个朋友马蒂和鲁斯·加伯斯一起参加游行。这两人是一对夫妇，和游行发言人以及其他参加游行的人一样，极力反战，我估计，游行队伍中，只有我一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实我的内心也极为矛盾。我同意游行人士高呼的口号。我一直犹豫不决，不想参加游行，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发言人所提及的内容——尽管没有获得内部信息，他们的理由很充分——我所担心的，是怕电视镜头中出现我的画面。要是这些游行产生的影响，足以让美国停止轰炸，结束美军的介入，我会很高兴。不过帕特里夏和她的朋友并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蓄谋挑衅（8）
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学生民主协会主席保罗·波特、政治评论员斯通和参议员格里宁的演讲，听着琼·布斯的歌声。录音机放在草地上，帕特里夏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尽管在休假，我觉得自己该赶回五角大楼，去看看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帕特里夏随后和加伯斯夫妇一起去共进晚餐。第二天，帕特里夏告诉我，马蒂简直不敢相信，她和一名五角大楼的人一起去参加游行。
周日早上，我开着自己的白色轿车，接上她，驱车直奔肯特伍德。两边的街道上满是樱花树，个个枝繁叶茂。她在车上照了张相，一手放在车的一边。心形的面庞，红色的头发在鲜艳樱花的映衬下，越发光彩照人。一双碧绿的明眸，射出与众不同的目光。我们时而步行，时而驱车在樱花、梨花和木兰中穿梭。最后，我们去公园野餐。
我们两个人坐在草地上，靠着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专为这次野餐准备了一个柳条篮子，正好放在轿车的座位底下。我买了法国奶酪，肉酱和棍子面包和两个透明的高角杯——这都给帕特里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吃完后，我坐下来，背靠着大树，她的头依在我的膝盖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闻着花草的芳香。她说，很长时间过去了，我都没有吻她。她后来回忆到，等到我弯下身子，吻她的时候，她早已迫不及待了。我们并没有在公园呆很长时间，野餐结束后，我便驱车将她送回公寓。
——
麦克诺顿的办公桌前通常会放一个文件柜。文件柜里放的全是他经常要查阅的或是极为敏感的指令、电报、备忘录，按类别装订成册。文件柜配上滚轮，这样每天晚上，他离开办公室后，就可以将文件柜推入保险箱。保险箱和小隔间一般大，有一层房间那么高，其他一些机密的文件也都存放在保险箱里。每天早上，他来到办公室后，军事助理会打开保险箱的密码锁，把供其阅读的文件推过来。如此，他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取阅文件。
我可以看到文件柜中的材料，也可以看到约翰办公桌上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要迅速查阅相关文件，所以虽然我的小工作室与其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隔，我也很少把文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阅读。如果我需要查阅他私人保密柜中的文件——如果他办公室门上的红灯未亮——我便可以径直把文件拿过来，坐在他旁边查看。约翰工作时注意力非常集中。即使你不跟他说一声，就把文件悄悄拿走，也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他要是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做。我一般比他工作得晚，而且有他保密箱的密码，所以约翰离开办公室后，我可以把文件推出来查阅，离开之前，再推回去。据我所知，当时知道密码的人寥寥无几，除了约翰，只有他的军事助理知道。
春季后期的一天，麦克诺顿的首席军事助理忽然调离了办公室。此前，我一点也没有听到他要被解雇的风声。只是在上校离开的当天早上，麦克诺顿的副军事助理给了我办公室保险箱的新密码。密码是早上才换的。虽然我与该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约翰曾指着其私人文件柜左边的一搭装订文件，告诉我不要去动这些文件。文件上的标签为“越南，仅呈麦克诺顿过目。”我可以使用文件夹里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只有他可以翻阅。他告诉我，上级命令这些文件不能与其他人共享，其中包括我。
整整一个月或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遵守约翰的规定。但是，当年春天，越南战争已经升级。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大使以前曾极力反对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现在也开始转而同意派遣部分地面部队，尽管他们所同意的增兵数量并不是无限制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批准参联会的建议，公开向越南注入几万兵力，参与地面战争。
当时，我对上述问题认识并不深刻。以前我曾极力反对发动轰炸行动。后来轰炸行动开始后，我认为应该派遣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驻守港口和主要城市，避免美军遭受巨大损失。有鉴于此，我对向南越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呼声颇为理解；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参联会一直支持向越南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４月中旬，泰勒撤销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同意向南越派遣一些或是数量可观的地面部队。麦克纳马拉也改变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倾向于采纳派遣地面部队的建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读到任何反对建议，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声音。
蓄谋挑衅（9）
当时，我并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大问题上，也没有人会关注我的观点。虽然我并未远离决策程序，可是我不过是个职员，不过是约翰当前观点的传话筒。在关乎大局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反对轰炸；跟我相比，他更坚定地反对美国采取其他新的方式，参与越战——我的建议根本对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办公室所发的文件中也从来不会反映我们以前的观点。他为麦克纳马拉工作，麦克纳马拉督促总统扩大战争，刚开始是空袭，随后又要求扩大地面战争。
我切实体验了高层的决策程序，但是现在我的兴趣已不仅仅是对政府的危机决策程序进行个案研究。我已经参与了政府的决策程序。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正在做出关乎历史的决定。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影响决策者——对他们的政策取向，我也一概不知——但是我有一种冲动，想要了解他们。
每隔一个晚上，我就会呆在办公室里，查看文件柜，一般都会很晚。连续几个晚上，我都没有去碰那些禁止查阅的文件。其实即使我查看了这些文件，其他人也一定不会知道，可是约翰还是告诉我，不要试图掌握“政府高层”的想法及其建议，也不要查看他们之间的信件。
我实在受够了。一天晚上——约翰让我不要查看这些文件后的几个星期，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我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档案，然后把它打开。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时间。屋里一片漆黑，灯光从边上的小隔间里微微透过来。当天晚上，我把带着滚轮的文件柜推出来，打开厚厚的装订文件，开始粗略地查看内容，就像阿里巴巴打开了宝库的大门。
看到文件上醒目的字体，我立刻辨认出这是白宫的指令性文件和备忘录，因为文件上的字体我以前在五角大楼很少看到。在文件中，有麦克纳马拉写给总统的备忘录，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根据文件上醒目的字体，你可以立即知道文件的出处。一般你根本没必要看文件的题头和签名，便可知道文件来自五角大楼。（我认为，不同机构，使用IBM打字机，打出风格迥异的字体，主要是为了让人容易辨认，就像参联会有时使用法律文件用纸，或是不同颜色的纸张区别文件类型。）以前，我自认为看到了所有有关越南的文件，可是档案中电报和报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一些电话摘要，和“政府高官”（总统、国安会高层官员、中情局官员、内阁部长，参联会及参联会主席）会议备忘录，而且是逐字逐句的纪录。还有国务院专职律师约翰的私人备忘录以及麦乔治·邦迪的签名，以前我均未曾见过。草草扫了一下，我就知道这些文件极为珍贵。随便读了几段，感觉就像在呼吸纯氧，愈加弥足珍贵。我的心怦怦直跳。要不是今天有点儿晚了，我一定会立刻坐下来，读个痛快。但是我有点儿累了，所以没有继续读下去。
几个月来的机密文件，一直鲜为人知，现在终于重见天日。有休伯特，汉弗莱的文件，还有总统助理为总统提供的建议备忘录。我敢保证，自己可以精确揣测到文件柜中一些文件的类型，以及大部分文件的主旨。其中有官方文件；有参联会的“个人”批判意见；以及麦克纳马拉个人所提的建议。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后来很快为总统所接受。还有其他权宜之计以及对各建议的描述，这些权宜之计旨在让美国摆脱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鸽派”的建议和分析都属于绝密文件。采取上述做法，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文件一旦泄漏给共和党，会让政府背上“向共产党妥协”、“绥靖”以及“失败主义”的罪名，主要的原因还是总统当时极力倾向于扩大战争，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由高层顾问推荐的这些权宜之计被总统拒绝的话，总统个人将不得不负全部责任。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当天晚上在五角大楼通读文件的话，可能我的生活将从此改变。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我是绝对不会去越南的。
当时天色已晚，尽管自己极度兴奋，我还是把文件柜推到保险箱里，关上密室的门（里边的灯自动熄灭），然后旋上密码锁。第二天晚上，我还想继续查阅文件，了解针对现行政策的讨论。我所做的一切，麦克诺顿都知道，而我却全然没有察觉。
蓄谋挑衅（10）
第二天晚上，和往常一样，我一直呆在办公室。五角大楼有一个快餐厅，专门为加班的人而设。大概八点的时候，约翰离开办公室，去餐厅吃饭。因为想多看一下文件夹的内容，我也随即离开办公室，来到国际安全事务部的办公套间，走进约翰的大办公室，里面漆黑一片，我打开灯，开始拨保险箱的密码。
保险箱并未打开。我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再试一遍，还是不行。我绝对不会忘记密码，这个密码我不知道用过多少次。只有一种可能性，当天有人更改了密码。
这样做，针对的只有两个人：约翰的军事助理哈里·哈里斯和我。我们俩是约翰身边惟一知道密码的两个人。哈里有可能步其前任的后尘，但是可能性不大。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昨天我刚刚违反约翰的命令，偷尝禁果，而现在果实尤在，我却无法够到，也许永远也无法够到。也许明天哈里或是其继任者会告诉我新密码，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类似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约翰为何这么快就发觉了呢？仅仅一个晚上，只不过是草草地扫了一眼！他是刑法学教授，证据方面的专家。也许他在一些地方发现了蛛丝马迹：文件内也许夹了一些碎纸片，可能一看便知有人动过；也许装订文件的封面上有根头发。打开文件，头发就会移开或是折断。这些把戏，我只在小说中读到过。他一定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我是他的特别助理，而且又对政策那么感兴趣——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自己取阅那些他人禁看的文件。
为何连特别助理也无权查看相关文件呢？并不是因为他害怕我泄漏秘密，草率行事，也不是认为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推动政策的实施，更不会怀疑我有渎职之嫌，尽管他知道我并不同意当前的政策。我不能查看这些文件，是因为这些文件极为“敏感”，必须保持高度机密。知道其存在的人，必须少之又少。
麦克诺顿并不认为，我会因为草率行事，向一些不该了解机密的人透露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一旦我稍有疏忽，那些交给他机密文件的人，将会怀疑他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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