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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自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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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季后期，佛教动乱还未平息。一天，我驱车从第一军团下辖的岘港和会安之间的公路通过。一路上，满是挖过的战壕，每隔半英里，不是遇到阻碍，就是给人切断了道路——我们只好从旁边绕行或是从铁丝网直穿过去。这些举动都不是越共所为。越南陆军中的佛教徒为了反对西贡的阮高基政权，采取了这些行动。实际上，内战双方以前都是由美国出钱资助的。
沿途之中，不断见到遗弃的碉堡和各式各样的建筑。建筑的年代各不相同，有的已经很长时间。还有新建的义勇军前哨站。我们为这些地方游击队提供资金，用于建筑哨站。如果有水泥的话，也会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可是沿途所有的哨站，几乎都是由沙土堆砌而成，均是非常原始的小堡垒，可是义勇军们居然希望一直用这样的哨站来保护村落。最近撤离哨站，是因为出现了地区性非暴力动乱，是为了反对使用美国援助，为他们提供资金的西贡政府。类似的哨所，在越南随处可见。
在其中一个哨所旁边，有一个混凝土碉堡，呈圆柱型，上面有很多枪眼，非常坚固。和我一齐开车出行的口译员，是位越南中尉，他解释到，这些都是法国建筑的。我发现，这个碉堡有点儿像二战开始时，马其诺防线边上的小型碉堡。以前自己也曾在图片上看过。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类似的碉堡。1946年到1954年之间，为了重新夺回殖民地，法国在越南发动了多次战争，战争期间，法国推行了和美国一样的绥靖政策。大部分碉堡都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建筑的。中尉指出，一些碉堡，可能年代更为久远，可能是２０年代或是３０年代建筑的（正值马其诺防线建筑之时），甚至在法国对越南实施绥靖计划之前。
希望的泯灭（5）
一路上，所遇到的碉堡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风格迥异的碉堡，虽然也是混凝土建筑，可是呈圆形，有点儿像炉灶。二战时期海军在太平洋岛屿激战的图片中，我曾见到过类似的建筑物。这些碉堡是日本建筑的。日本通过战争，霸占了越南。他们也曾试图在越南推行绥靖政策。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硕大的土墩，上面杂草丛生，而且还星星点点的有几块石头。口译员告诉我，这是中国古代的堡垒。中国也在越南推行过绥靖政策，从现在算起，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我想起陈玉召曾经对我说：“你应该知道，越南人曾经击败过中国人，虽然年代久远，可那毕竟是事实。”
在这段公路上行驶，就像是乘坐时间机器在时光中穿梭，就像是在拜访历史的遗址，历史的许多层次再次浮现出来。公路就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外国人为了控制越南，建立权威，保护自己的军队和合作伙伴，抵抗本地人所做的不懈努力，在此卓显无疑。公路上并不安全，越南政府资助的地方游击队和越南陆军已经撤离了该地区，将乡村拱手让给越共，自己去岘港和其他地方城镇参加反对西贡政府的游行。但是，尽管如此，一路上遇到的小孩，看到我们时，还跟往常一样，向我们挥挥手，用自己仅有的英语词汇喊道：“你好！你是最棒的！”当首次抵达越南时，同样的呼喊曾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听到这些呼喊声后，驾车的中尉的告诉我：“我和他们一般年龄时，也常常向外国士兵喊同样的话。”
我知道我们正在步法国在越南的后尘。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法国一直推行殖民主义，可一直是我们的盟友。但是我们这些在二战影片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一想到现在要步日本侵略者的后尘，就不由得心惊胆寒。
——
１９６６年春天，我随同飞机上的空战观察员执行任务。回来后，我向兰兹代尔将军做了汇报。观察员要求对芦苇地附近的竞争区发动空袭。芦苇地是西贡附近的一块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只有从空中，才可以看到。所以作战目标选取，不是根据作战计划来定，通常是由飞机中的观察员下达命令，发动攻击，指定攻击的目标。空战观察员还可以决定在越南农村施行落叶战的范围和程度。
在芦苇地附近一个省市，有一块极为特别的地区。那里绿树丛生，花草繁密，从空中看绿油油的一片，满是绿枣和其他树叶。我摄下了该地区，同时将照片交给了兰兹代尔。我认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含义。在该省，有一条河，是政府控制地区——我们支持的西贡政权——和军事地图上的红色“越共控制”区域的分界线。我们对河的红色一面实施了落叶行动。通过飞机，向红色区域的植被喷洒农药，破坏了所有的树叶和各种各样的植被。
行政版图上各地区的颜色并不与你在地面和空中看到的情景一一对应。对河的另一边实施落叶行动后，从空中看去，你会发现河岸两边对比十分鲜明。在河的一边，依然是绿树丛生——跟以前所见到的一样美丽——在另一边，却是荒芜一片，土地干瘪，寸草不生。我告诉兰兹代尔将军，依据照片显示，该地区已经成为了荒芜之地。
一次随同观察员执行同样的任务时，村庄附近有人向我们开火。有过类似经验的飞行员告诉我们，可以从声音上判断是否有人向我们的飞机直接开火。如果是的话，可以听到“劈啪”的一声，“就像爆米花的声音”（后来，一位观察员在和该飞行员一起执行任务时，被座位下穿出的子弹击中，坐的就是我现在的位置。）他是对的。尽管我们没有被击中，可从地下传来的声音的确很像爆米花的劈啪声。他要求附近的飞机对村庄发动空袭。这些飞机一直在等待命令。接到命令后，领头的飞机向村庄发射了带有白磷的导弹，用于确定目标。其他的飞机随后投下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其中一颗炸弹在村庄附近的肥沃土地上爆炸，激起熊熊大火。其他一些炸弹，击中了村庄，从空中俯视，地上的景象极为触目惊心。一些房间上的瓦片已经烧红。
爆炸的白磷就像盛开的花朵，四周满是灿烂的白色花瓣，吐着鲜红的火芯。场面实在是骇人听闻。白磷如果接触到肉体，可以将人烧得尸骨无存，而且你根本无法用水将其扑灭。范恩和我一起走访时，曾去过越南的一些医院，见到过被白磷和凝固汽油弹烧伤的小孩和其他人。他们身上均留有不同的伤疤。凝固汽油弹也无法用水扑灭。在海军服役时，在以前训练时，我就见识过这种炸弹的威力。我们都认为，使用凝固汽油弹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中，只有美军拥有这种炸弹，但是在海军服役时，我更希望以原子弹来减少美军的伤亡，因为当时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们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希望的泯灭（6）
回机场的路上，我们从芦苇地飞过时，飞行员通过对讲机告诉我：“下面有越共。”飞机忽然猛地来了一个俯冲。飞行员指着下面一片地方说：“越共。”这还是我首次看到越共。出发之前，就有人让我带上手枪，以防被击落，所以当他提到“越共”时，我下意识地抓起自己的手枪。顺着飞行员所指的方向望去，下面由两个穿着黑色宽松薄裤的人，和南越游击队以及村民都是一般打扮。他们好像刚刚离开附近的小船。飞机向下俯冲时，飞行员一手拿起M－１６，从座位旁边的车窗外对地面上的越共进行扫射。飞机距离地上的人只有100英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并没带武器。我向飞行员提到此事，他告诉我，越共可能把枪留在船上了。在我看来，举着手枪对付手无寸铁的人，实在愚蠢，于是把手枪放回了皮套之中。
飞行员拉起飞机，来了个八字飞行。然后又猛地俯冲下去，继续开火。我们冲下去时，地面上的两个人立刻躲到芦苇丛中，很难发现他们。地面上的越共看到飞行员再次拉起飞机，立刻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如此接连进行了好多次。当我们再次俯冲下来时，他们又趴在地上。其实从机舱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但是要想击中他们，却实非易事。我们就这样僵持了１５分钟。坐在盘旋往复的飞机中，我开始感觉到有点儿恶心。
最后，飞行员将M－１６放在一边。飞机开始爬高，驶回了基地。回去后，我问他：“是不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回答道：“是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随身携带武器的原因。”
我问道：“这种方法能击中敌人吗？”
他说：“不会太多。用M－１６很难从飞机上击中敌人，但是可以吓唬他们。越共今天晚上可能已经吓破胆了。”
我并不认同他所说的。有很多越共，为自己能在与美军的对抗中全身而退，倍感自豪。
抵达机场后，侦查机的飞行员对我说：“这次，你可大饱眼福了，看到了空袭和一些越共……”我问他，怎么知道那些是越共。他说：“在芦苇地只有越共，别无其他。”芦苇地属于“自由开火地区”。任何在此出现的人，都要被杀死。
回到使馆后，我对飞行员所说的话进行了核实。范恩告诉我，在这个地区还有两万名渔夫。尽管我们不断对该地区进行轰炸，可他们仍然在继续捕鱼糊口。这并不能证明今天看到的两个人不是越共，但是我们仅凭越共所在的地区和衣着就做出判断，对他们发动攻击，向追赶动物一样驱逐他们，实在是让我无法接受。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极为不安。
在向兰兹代尔描述当天的情景时，我说道，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村民对美国轰炸机的攻击根本不屑一顾。我们的飞机也遭到攻击，但是到底是谁攻击我们呢？他们与该村庄有何联系？与村里的大人，小孩和燃烧的房屋又有何干系？在六百英尺的高空，一切都可尽收眼底——除了遭受攻击时，飞机一般飞的很低——但是你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从空中对这些村舍中的村民进行惩戒，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没有向飞行员提出这个问题，他只不过是照章办事。我把上述问题留给了我的上司，尽管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老调重弹。在1964年１０月的《外交》杂志上，兰兹代尔曾提到空袭平民所带来的影响。也正是这篇文章，激励着我加入了他领导的小组。兰兹代尔在文章中说道：“军队的己任就是保护和帮助人民。因为某个平民密集的村庄聚集着越共，就用步兵的大炮或是空军的飞机对其进行狂轰乱炸，殊不知，下达命令的越南指挥官和对此‘听之任之’的美军顾问实际上是在破坏自由的进程。”我曾经从范恩处多次听到同样的观点，但这次，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兰兹代尔提及这个观点——这也是范恩和我尊敬他的一个原因——他还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
1966年夏天，帕特里夏·马克斯抵达西贡。上次旅行后，我们一直计划着下一次旅行。1965年，动身前往越南时，我一直对她的感情存有误解。当时我并不敢确定，我们俩是否还可以走到一起。但是后来，我们开始互相写信，互寄磁带，很快我再次坠入爱河之中。1965年１２月，帕特里夏来到西贡看望我。当时正值圣诞节，我们一起游览了泰国、印度和尼泊尔。此次浪漫之旅一直让我回味无穷。让我惊奇的是，自己开始考虑和她结婚了。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还有分歧，但是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服她。至少可以让她意识到，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支持的是像陈玉召这样的越南人。他们正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国家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我给了她一本名为《从殖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书，要她详细阅读。该书对北越土地改革的残忍做了细致的描述。
希望的泯灭（7）
我的人生伴侣，应该富有冒险精神。我一直不知道，帕特里夏是否具备这种品质，但是在贝拿勒斯的一天早上，我得到了答案。当时，我们乘船去恒河旅行，期间曾经过一处火葬场。抵达恒河码头时，有许多人正在恒河里洗浴。船夫建议我也去河里泡一泡。我问道，其他人会不会让我去泡一下。他说没人会注意我。事实的确如此。我脱掉外套，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发现河面上浮着片片上游漂下来的骨灰。可是，帕特里夏依然毫不犹豫地脱掉牛仔服，穿着红色的衬衣，淌着水向我走过来。我惊呆了。我相信，在自己认识的美国女孩中，还没有几个敢涉足这样的河水。（她说：“实在是太漂亮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湖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时，我问她，是否可以嫁给我。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回到西贡后，帕特里夏不得不返回美国。整整六个月，我们没有见面。1966年６月，她准备来西贡探望我，我们计划一起去日本度假，但是我告诉她，我不能错过在使馆政务会上畅所欲言的机会。她欣然接受了。在我为自己的工作四处奔波时，我也帮帕特里夏搜集了一些资料。拜访记者弗朗西斯·菲兹杰拉德时，她建议他们一起写一篇有关越南“受害者”和难民的报道。这些人都是从各自的村庄逃到美国控制区的。依照美国的舆论宣传，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是为了用他们的“双腿”反对越共的恐怖主义行径。我们采访了这些难民，和难民营的代表进行了交谈，但是却发现让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美国对村庄的狂轰乱炸。
帕特里夏和弗朗西斯一起采访了负责难民事务的越南陆军和美军官员。在西贡附近的难民营采访时，他们发现越南官员和美国官员根本不管难民的死活。这些官员表现出来的漠然和不可一世让他俩非常震惊。虽然我走访了附近的所有农村地区，但从来没有去过西贡附近的难民营。帕特里夏约我一同前往。当时正值雨季。难民营里，一堆人蜷缩在漏雨的帐篷下，淤积的泥浆和刺鼻的粪便混杂在一起，让人无法忍受。难民们一般从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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